晚餐前，瓦列里找到丘吉尔。
首相正在书房里对着一份海军预算文件发愁，见瓦列里进来，把文件往旁边一推，像盼着谁来打断他的公务。
瓦列里也没有绕弯子，在壁炉旁的旧扶手椅上坐下，接过丘吉尔递来的半杯威士忌，喝了一小口
“我想做一件事，这一路去考文垂，伯明翰等地，我看到很多退伍老冰的日子并不好过，有人缺胳膊少腿，有人找不到工作，有人妻子跑了，有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打赢了战争，却在和平里掉队了。”
“我想以我自己的个人名义先出一笔钱，给英果退伍军人成立一个互助基金，帮他们学手艺，找工作 修房子，也帮阵亡者的遗属和战伤者的家庭减轻负担。”
“先说好，首相，这不是什么意s形太渗透，我仅仅只是向帮助这些老兵而已。”
丘吉尔端着酒杯，沉默了一会儿。
他当然知道这些事。
战后的退伍安置是个大难题，财正部拨的款总不够，很多义员还在为公债和配给争吵。
他没有马上说“这是英果的事”，因为他看到瓦列里的神情不像在完成任务，何况他都这么直白得说了。
丘吉尔问：“你打算怎么出？”
瓦列里喝一口威士忌：“我在柏林和东京有些私人投资，也和苏联的贸易公司有往来，可以先拿一部分红利和稿费出来，再请芬兰，法果和德果的朋友一起捐一点。”
“我会让人做一份简单的章程，专款专用，不经过任何正府官僚系统。”瓦列里说到这里故意朝丘吉尔笑了笑。
丘吉尔假装生气地哼了一声：“你这是在嘲笑我的财正部。不过我承认，他们批钱的速度比龙虾爬还慢。”
丘吉尔把雪茄往烟灰缸边一搁。
“我们也会尽快拨款，不能让你一个人做这个好人。我明天就去找财正大臣和陆军部，设一笔专门的退伍军人安置基金，和你发起的民间基金对接。我们可以出大头，管理可以委托给一个联合委员会，里面要有退伍兵，医生，弓人代表，还要有你指定的人。”
丘吉尔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我不能让你一个苏联元帅在我们的地盘上又当英雄又当善人，传出去我温斯顿还怎么做人。”
瓦列里笑出声来：“你已经是英雄了，我只不过来帮你捡几个掉队的。”
丘吉尔端起杯子和瓦列里碰了一下：“得了吧，那就说定了，基金的名字，我看就叫胜利之后。怎么样？”
瓦列里念了两遍：“‘胜利之后’，好，好名字，听你说话如饮美酒。”
两人在炉火前举杯，像在给一个没有硝烟的新计划剪彩。
消息第二天见报，伦敦又一次沸腾。
老兵们尤其激动，有人拄着拐杖走到唐宁街十号门口，只为在留言簿上写一句谢谢。
一个在海德公园长椅上过夜的老兵对记者说：“我在意大利丢了一条腿，回到伦敦后连椅子都不好坐，现在有人说要帮我们学新手艺，我昨晚没睡着，不是冻的，是盼的。”
那记者把他的话登在《每日快报》上，旁边配了一张瓦列里和几个老兵在广场上聊天的照片。伦敦人发现，这位苏联元帅不仅在战场上赢过他们，也在生活里真心实意地想着他们。
丘吉尔后来在私底下对史密斯爵士说。
“瓦列里这人不打仗的时候，比他打仗的时候还难对付，因为他总在你以为该结束的地方，又往前多走一步。”
他说这话时摇着头笑，像在评价一个太会下棋的老朋友
同一时间，莫斯科的四月，天光已经长到了傍晚八点还亮着。
整座城市像被谁按下了加速键，到处在为胜利日做准备。
红场四周的脚手架又搭了起来，不过这次不是修房子，而是搭观礼台。
工人们一边给新漆的栏杆描金边，一边仰头看工人把巨大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红墙上缓缓升上去。
旗布在风里鼓得满满的，像一团不肯熄灭的火。
“把花再往前挪一点，对，就那儿。”
一个头戴蓝布围巾的妇女指挥着几个年轻姑娘摆花。红场边的临时花坛里，新从温室运来的天竺葵和郁金香一片片铺开，红黄交错，像把整个春天都搬到了宫墙下。
一个老花匠正蹲着修剪花丛，忽然站起来捶了捶腰，对着身后帮他搬运花盆的小伙子说：“你慢点，胜利日的花不是赶羊，不能东倒西歪。”
小伙子忙不迭点头，把一盆大红天竺葵放在指定位置，又跑回去搬另一盆。
在莫斯科第一纺织厂，工人们加班赶制庆典用的旗子和彩带。
车间里缝纫机响成一片，红色的，蓝色的，金色的布条从机器下面像河水一样流出来。
厂长站在车间门口，对旁边的工会主席说：“斯大林同志下了指示，胜利日的每一面旗都要新的，不能拿旧的糊弄。”
弓回主希扶了扶帽檐：“已经下了三班倒，女工们干劲足得很，有些人把家里孩子都托给邻居，一进车间就像上了发条。”
正说着，一个年轻女工抱着一摞刚做好的小红旗跑过来，喘着气问：“这些是要送到红场旁边的吗？”
厂长看了看旗子的边角，点头说：“送吧，路上别皱了，这次阅兵，全世界都看着呢。”
克里姆林宫里面，总务长带着人把观礼台擦了三遍，桌椅摆得比尺子还直。
一个老服务员趴在地上，用湿布一点点擦着观礼台地板上几乎看不见的灰，嘴里念叨着当年咧拧墓前的第一批观礼台还是他爷爷那一辈架的。
旁边年轻的军官打趣。
“现在可不是忆旧的时候，得把每个铜饰都擦得能照见人影。”
老服务员抬起头，用袖子抹了把汗，说：“我擦了一辈子，还是头一回能在胜利日给瓦列里元帅擦台子，他那匹白马，也得好好从红场上过。”
周围的人一听，都放慢了手里的活，像在想象那匹白马从阳光里走过来的样子。
大剧院门口，交响乐团正在排练胜利日曲目。乐手们在台阶上抽空吃面包，有个年轻的小号手把号嘴在袖口擦了又擦，对旁边的大提琴手说：“听说胜利日那天，全莫斯科的钟都要响。”
大提琴手把琴弓往肩上一搁，说：“不止钟，还有礼炮，像开天辟地似的。”
他们身后，大剧院的大厅里飘出排练的旋律，柴可夫斯基的乐章混在五月的晚风里，连路过的行人都停下听一会儿，然后再慢慢走。
更远处，咧拧山的树林边，几对年轻夫妇推着婴儿车散步，一边走一边道。
“要早早去占胜利日的位置，最好能看见元帅同志。”
其中一个男人把怀里的小女儿举高，孩子咯咯笑着，手指着红场方向亮起的灯火，像在指一颗落进城市里的星。
莫斯科的夜晚就在这样的灯火和笑声里，一点一点地往那个盛大的日子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