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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练回来,分校的日子,又回到正轨上。

白天操课,晚上自修。自修完了,宿舍里,天南地北的人,躺在一排铺上,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聊得最多的,是日本人的事。

那阵子,北边不太平。报纸上说,日本人在华北,一桩一桩地闹事。有学员从家里捎来报纸,几个人围着看,看完,谁都不说话。方敬亭把那几张报纸,压在铺板底下,说:“这些事,越看,心里越闷。”

“闷啥?”孙耀祖说,“有领袖在,有中央在,天塌不下来。”

“天塌不下来?”齐广汉哼了一声,“前些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中央也没怎么样。后头,又占了热河,还是没怎么样。我看,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枪。”

“你这叫犯上。”孙耀祖说。

“犯上就犯上。”齐广汉说,“我当兵十年,就认一条:枪杆子在自己手里,腰杆子才硬。”

白天,高振声在操场上,讲了一道战术题。题目是:一个连,守一座桥,对岸的敌人,多三倍,怎么守?学员们抢着答,有人说炸桥,有人说死守,有人说后退。高振声听完了,说:“都答得对,也都不对。打仗没有死答案,只有活道理。你们记住:不管守桥还是守山,先守住的,是自己心里那口气。气一松,桥就没了。”

这句话,陈怀明记下了。他觉得,高振声这话,不像是个区队长说的,倒像是个老兵说的。

晚上,自修结束,熄灯号响了。陈怀明躺下,正要合眼,孙耀祖忽然开了腔:“你们说,要是真跟日本人打起来,咱能打赢不?”“你们说,要是真跟日本人打起来,咱能打赢不?”

屋里静了一下。齐广汉闷声说:“咋打?人家日本人,一色的新式家伙,飞机大炮,要啥有啥。咱这些学员,连枪都没摸热。”

“那你就不打了?”杜慎之翻了个身,声音很平,“我家在锦州。日本人占了锦州那天,我爹我娘,我两个妹妹,都没了。你说打不赢,就不打了?那这仇,谁来报?”

齐广汉没接话。

“打不打得赢,是另一回事。”齐广汉过了一会儿,又说,“我讲个真事。我在四十一军那会儿,有一回,跟棒老二在山里打遭遇。我们一个排,二十来个人,人家一伙,五六十个,枪比我们好,人比我们多。排长喊了一声‘打’,我们就冲上去了。那一仗,我们赢了。为啥?因为我们晓得,不打赢,就回不了家。棒老二也晓得,可他们怕死,我们不怕。”

“那是因为没碰上日本人。”孙耀祖说,“日本人,不是棒老二。”

“日本人也不是铁打的。”齐广汉说,“一颗子弹打进去,一样是个窟窿。”

孙耀祖说:“打,当然要打。可怎么打,得有个章法。领袖说了,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咱得听领袖的。”

“和平?”杜慎之冷笑,“锦州城破的时候,和平在哪儿?”

孙耀祖脸一红:“我不是说不打。我是说,得听中央的统一部署。”

方敬亭趴在铺上,翻着册子,忽然开口:“我倒是想问问:真打起来,谁来打?”

“当然是国家。”孙耀祖说。

“国家是谁?”方敬亭说,“是坐在南京的那些人,还是咱川军这些穿草鞋的兵?我听说,中央军的饷,一个月十几块;咱川军的饷,几个月发一回,发下来,还打折。打仗的时候,中央军在前头,川军在哪个位置,心里没点数吗?”

孙耀祖不说话了。

齐广汉说:“老方,你这话,可有点犯忌讳。”

“犯啥忌讳?”方敬亭说,“我就是个学员,在自己屋里,说几句实话,还不行了?”

屋里又静下来。

陈怀明一直没说话。他躺在铺上,听着。这一屋子人说的话,他都听进去了。他想起前世读过的那些书,想起书里写的,这场仗,要打八年,要死多少人。他心里沉甸甸的,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杜慎之忽然转向他:“陈怀明,你咋不说话?你是打过仗的,你说,这仗,到底能不能打?”

陈怀明想了想,说:“能不能打,我说了不算。可我见过打仗。”

“你见过啥样的仗?”

“二刘大战,咱川军打川军。”陈怀明说,“炮弹落下来,人一片一片地倒。那仗打完,我躺在战壕里,问自己:这是为啥?为谁打的?”

屋里没人接话。

“后来我明白了。”陈怀明说,“那仗,谁都不为。就是当官的要地盘,要钱粮,拿兵的命去填。可这一回,要是跟日本人打,那是另一回事。”

“哪回事?”

“家。”陈怀明说,“日本人打进来,不是占一块地盘的事,是要把咱的国,连根拔了。国没了,家也没了。这仗,不为了哪个当官的,为了咱自己,为了咱家里那两亩田。”

杜慎之看着他,半天没说话。

“陈怀明,”方敬亭说,“你这话,我爱听。”

“我也爱听。”杜慎之说,“可光爱听没用。得有人,真去死。”

“死也得死得值。”陈怀明说,“死了,家里那两亩田,还有人种;死了,幺娃那样的娃子,还有人教他认字。那才叫死得值。糊里糊涂地死,死了,也是白死。”

杜慎之张了张嘴,没接上话。

陈怀明没有再说。他翻了个身,闭上眼。

夜里,他很久没有睡着。他想起前世的历史书,想起那场仗里,川军出川,穿的草鞋,扛的老套筒,一仗打下来,整团整团的人,回不来。他翻了个身,把被角掖紧了些。

窗外,风起了,吹得白杨树哗啦啦地响。陈怀明听着风声,心里想:快了。这一天,就快到了。可他这话,没法说给任何人听。他只能等。

他闭上眼睛,眼前,又浮起幺娃蹲在营房门口抄名册的样子。那娃子,大概又在灯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描了。

他又想起方敬亭那句“国家是谁”,想起齐广汉说的“自己的枪”。这些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夜,直到天快亮,才慢慢沉下去。他在梦里,又看见那条长江,黄浊浊的,一眼望不到头。江边上,站着一排穿草鞋的兵,正朝着对岸,一步一步地走。

“幺娃,”他在心里说,“你好好抄。等我回去,我一个个,对着名册点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