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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时,太平洋的雾从卡塔丽娜岛方向涌来。

不是薄雾,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像凝固的牛奶一样的雾。

能见度不足三十米,长滩港的灯塔在雾中只剩下一个模糊的灰影,每隔五秒闪烁一次,像濒死者微弱的脉搏。

赵毅坐在应龙式战斗机的座舱里,透过雾气和左眼绷带的边缘,勉强辨认着前方僚机的航行灯。

那盏灯在雾中晕成一团橘黄色的光晕,忽远忽近,像鬼火。

他的左眼已经彻底看不见了。

军医上周检查时建议:“角膜疤痕稳定,但感光细胞完全萎缩。

赵中尉,您不能再飞了。”

他把检查报告叠好,放进口袋,第二天照常起飞。

没有人拦他。

不是因为不知道,是因为知道拦不住。

“应龙三号,高度一千五,能见度不良,请求下降至八百。”他对着喉麦请示。

耳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然后是陈明远的声音:“应龙三号,同意下降。

注意长滩岸防炮阵地,情报显示有十二英寸岸防炮六门,射程一万两千米。”

赵毅推杆。

应龙式穿过雾气下降,机身轻轻震颤,像穿过一层层湿透的棉絮。

高度表指针缓缓转动:一千二、一千、九百、八百。

雾依然没有散。

他只知道,此刻洛杉矶还在沉睡。

不知道头顶的雾里有三百架战机正在盘旋,不知道一百五十艘登陆舰艇正在逼近海岸。

凌晨五时整,第一波登陆艇抵滩。

林水生从登陆艇跳入海水时,水没到大腿根。

十月的太平洋已经褪去了夏天的暖意,那种凉从皮肤渗进骨头,让左腿的旧伤隐隐作痛。

纱布是凌晨三点换的,此刻已经开始渗血。

每次大战前他都控制不住地抠那个伤疤,像某种强迫症。

“快!快!”士官在后面低吼。

林水生拖着左腿向前冲,步枪举过头顶,背囊里的弹药随着奔跑哗啦作响。

脚下不是沙滩,是淤泥。

长滩港为了防范登陆,把原本的沙滩挖成了缓坡泥滩,每走一步,泥浆都吸住靴子,拔出来时发出“噗叽”的声响。

他身边有人在跑。

他看不清是谁。

雾太浓了,只能看见一个个模糊的人影在灰白色的背景里移动。

偶尔有人摔倒,很快爬起来继续跑。

没有人说话,只有喘息声、泥浆声、远处隐约的马达声。

第一声炮响在五时十七分。

华夏海军“龙威”号战列巡洋舰的十二英寸主炮。

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落向长滩港后方的岸防炮阵地。

爆炸的火光在雾中炸开一团橘红色,像灯笼在牛奶里打碎。

然后岸防炮开火了。

不是齐射,是零星的、盲目的、根本没有瞄准目标的射击。

十二英寸炮弹落在近海,激起的水柱冲破雾气,最高的那一根至少有三十米,落下来时海水像暴雨般浇在登陆部队头上。

林水生被浇了个透湿。

他继续向前跑。

左腿疼得像有人在用锯子锯。

他不知道是伤口裂开了还是神经在骗他。

他只知道,必须在岸防炮调整射击参数之前冲过滩头。

身边有人中弹。

从左侧某个碉堡射来的点五零勃朗宁,子弹打在水面上,激起一串白色的水花,像有人用巨大的缝纫机在缝大海。

那个中弹的人倒在他右侧三米处。

林水生看不清他是谁,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

他只能看见那人倒下时扬起的双手,看见那双手在雾气中定格了一秒,然后缓缓落下。

清晨六时,圣佩德罗区。

赵毅在三百米高度盘旋。

雾开始散了。

太平洋的晨风从西边吹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雾一层层揭开。

他看见了。

长滩港的海岸线上,密密麻麻的登陆艇正在抵滩。

那些艇像海龟爬上沙滩,艇艏门打开,士兵们涌出来,在淤泥中艰难跋涉。

岸防炮还在射击,但明显已经乱了阵脚,炮弹落点毫无规律,有的落在海里,有的落在自己阵地上。

他看见一座混凝土碉堡被舰炮直接命中。

十二英寸炮弹穿透碉堡顶部,爆炸掀飞了整个射击孔那一侧的墙体。

硝烟散去后,他看见碉堡里有人爬出来,那人拖着半截身体,在地上拖出一道暗红色的痕迹,爬了五六米,停下来,再也不动。

赵毅拉起机头,转向市区方向。

他的任务是空中掩护,不是对地攻击。

陈明远在出发前私下对他吩咐:“如果看到有价值的目标,可以自行决定。”

他看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洛杉矶河铁路大桥。

那是连接长滩港和洛杉矶市区的关键节点,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列车每天通过它运送货物和部队。

如果炸毁它,洛杉矶守军的补给线将被切断至少七十二小时。

他把机头对准大桥。

俯冲。

应龙式发出尖锐的嘶鸣,速度表指针飞速攀升:二百、二百五、三百、三百二。

机身开始颤抖,那是接近极限速度时的警告。

三百五十米高度,他投下那枚二百五十公斤炸弹。

拉起时机身在过载中剧烈颤抖,他感觉血液全部涌向下半身,视线边缘开始发黑。

左眼的绷带松了,在气流中飘动,像一面小小的白旗。

他拉起后回头看了一眼。

炸弹命中了桥墩根部。

爆炸掀起的烟尘和水雾中,那座钢桁架桥像被巨人踹了一脚,缓缓倾斜,然后轰然坠入河床。

赵毅爬升,重新加入编队。

上午九时,洛杉矶市政厅。

市长欧文·钱伯斯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市中心方向升起的黑烟。

他五十四岁,秃顶,留着威尔逊式的八字胡,西装笔挺,领结系得一丝不苟。

三天前他还在市政厅主持洛杉矶建市五十六周年庆典,用银铲切下那块五层蛋糕,对来宾们致辞。

“洛杉矶的未来比加州的阳光更灿烂。”

此刻他的城市在燃烧。

长滩港失守的消息在一小时前传来。

华夏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圣佩德罗和威尔明顿建立了滩头阵地,后续部队正在源源不断登陆。

铁路大桥被炸毁,电报线路中断,他只能通过无线电报与华盛顿联系,而无线电报也随时可能中断。

“市长先生,”秘书推门进来,脸色惨白。

“国民警卫队指挥部来电:长滩方向的抵抗已经……他们已经下令撤退。”

钱伯斯没有转身。

“撤退到哪里?”

“圣莫尼卡,他们在圣莫尼卡建立第二道防线。”

圣莫尼卡,距离市中心二十四公里。

如果圣莫尼卡也失守,下一道防线就在市政厅门口。

钱伯斯沉默了很久。

“给华盛顿发电报,洛杉矶市请求……请求指示。”

上午十一时,洛杉矶河畔工业区。

林水生蹲在一堵被炮弹炸塌的砖墙后面,换弹夹。

m1903春田步枪的弹夹容量五发,他刚才打完了三梭子,不知道打中没有。

对面那座仓库里还有美军残部在抵抗,机枪点射每隔十几秒响一次,子弹打在砖墙上,溅起碎屑,扑扑地响,像雨打芭蕉。

左腿疼得已经麻木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纱布完全被血浸透,血已经顺着裤管流进靴子里,每踩一步都能听见靴子里“咕叽”的声响,像踩进烂泥塘。

他不知道失了多少血,只知道眼前偶尔发黑,要扶着墙才能站稳。

“林水生!”有人在喊。

他转头。

是那个圆脸、浓眉的年轻士兵。

不对。

那个年轻士兵7月5日在中途岛沉入海里了。

那是另一个人,长得有点像,但不是。

“班长叫你!”那个年轻士兵大喊。

林水生撑着墙站起来,跟着他走。

穿过三条街,他们来到一座被炸塌的教堂前。

教堂的尖顶已经没了,只剩下半截钟楼,钟楼上的铜钟还挂着,但被弹片打出几个窟窿,在风里轻轻晃动,发不出声音。

班长姓周,是个三十出头的老兵,蹲在教堂门口,对着地图抽烟。

“水生,你腿这样,别冲了,留在这里看守俘虏。”班长抬起头。

林水生愣了一下。

“班长,我能行——”

“这是命令。”周班长打断他,抬起头看他。

“你爸是我师父,他在轮机舱,我在炮塔。

他教我怎么从炮塔转速判断舰艇机动,说‘小周,学会这个,炮弹打过来你能提前半秒躲’。

我躲了,他没躲。”

林水生没有说话。

周班长站起身,拍拍他的肩。

“在这看着。打完仗,我回来找你。”

林水生一个人站在教堂门口,看着那些士兵的身影消失在街角。

远处,枪声还在响。

下午二时,圣莫尼卡海滩。

抵抗持续了不到三个小时。

国民警卫队的防线在华夏海军陆战队两翼包抄下迅速崩溃。

赵毅从空中俯瞰那片海滩。

他看见白人们在逃命。

男人、女人、孩子,拎着行李箱、抱着婴儿、推着手推车,涌向圣莫尼卡码头,涌向那些正在起锚的渔船和游艇。

一艘游艇超载了,在离岸三百米处倾覆。

他看见落水的人在海面挣扎,看见那些五颜六色的救生衣在蓝色的海水里漂浮。

一个母亲双手托举着一个婴儿,那婴儿太小了,救生衣太大,整个人被托出水面,四肢乱蹬,像一只被从水里捞出来的小猫。

那位母亲沉下去了,双手还举着。

婴儿还在蹬。

他拉起机头,爬升,离开。

下午四时,市政厅投降。

钱伯斯市长签署投降书时,手没有抖。

他用的是那支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纪念钢笔。

笔身是纯银的,笔尖是14K金,笔帽上刻着“洛杉矶市长欧文·钱伯斯,1904年世博会纪念”。

那是他一生最荣耀的时刻,在圣路易斯,他向全美展示洛杉矶的未来规划图,赢得满堂彩。

两年。

两年后他用同一支笔,签署这座城市被占领的投降书。

华夏联邦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姓陈,是个三十七八岁的中校,脸上没有表情。

他接过投降书,看了一眼,折好,放进胸口内袋。

“钱伯斯先生,华夏联邦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晋昌元帅令:洛杉矶市区即日起实行军管,所有市政机构继续运转,公务人员继续履行职责。

美军俘虏将送往长滩港集中管理,平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华夏联邦法律保护。

抵抗者,格杀勿论。”

钱伯斯站在那里,看着窗外那些正在列队进入市区的华夏士兵。

他们穿着深蓝色军服,步枪持在胸前,步伐整齐,面无表情。

街角的星条旗正在降下,另一面旗帜正在升起,赤龙踏星旗。

晚七时,洛杉矶唐人街。

林水生被送到这里时,天已经黑了。

周班长说话算话,打完仗回来找他,看见他靠在教堂门口已经站不稳,骂了一句,架着他走了三公里。

唐人街的居民已经准备好了。

那些七老八十的华工,那些当年修建中央太平洋铁路、被白人工头用皮鞭抽、被排华法案驱逐、被暴徒焚烧家园的老人们,拄着拐杖站在街边,看着那些年轻的华夏士兵列队走过。

没有人欢呼。

没有人流泪。

他们只是看着。

林水生被扶进一间中药铺。

铺主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中医,穿灰布长衫,留着山羊胡,手很稳。

他剪开林水生的裤腿,看了一眼那血肉模糊的左腿,没有说话,转身去抓药。

清洗,缝合,包扎。

林水生咬着毛巾,一声不吭。

老中医缝完最后一针,剪断线头,抬起头看他。

“你父亲是谁?”

林水生愣了一下回答:“林阿贵,1903年‘凤舞’号轮机舱上士。”

老中医的手停了一下。

他站起身,走到柜台后面,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个红布包裹。

“你父亲,1887年在这条街上住过。

那年他从铁路工地下来,腿被石头砸伤,是我给他治的。”

他把红布包打开。

里面是一枚铜钱。

光绪通宝,边缘磨得光滑,中心方孔被穿绳磨成了椭圆。

“他走的时候说,等攒够了钱,回来取。”

老中医把铜钱放在林水生手里。

“攒了十九年,他回不来了,你替他取。”

林水生握着那枚铜钱,握了很久。

铜钱是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