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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四时四十七分,斯佩里上将站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舰桥上,望着东方第一缕灰线。

七十二小时到了。

珍珠港内,最后一批撤离平民的运输船已在午夜前离港。

四百一十七名儿童,八十九名孕妇,六名八十岁以上老人。

林承志信里提到的每一个数字,他都亲自核实过。

现在,港内只剩军人。

一万三千四百名美国海军官兵,九千七百名陆军守备部队,两千一百名海军陆战队员。

加上后勤、医护、文职人员,总计两万八千余人。

他们中很多人不会再见到下一个黎明。

斯佩里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凌晨三点收到的那封私人电报。

发件人:罗斯福总统。

全文只有七个字:

“做你认为对的事。”

斯佩里望着东方越来越亮的天空。

四十四年军旅生涯,他做过无数个“对的事”。

1898年马尼拉湾下令开火是对的。

1903年接受儿子阵亡通知时签署慰问信是对的。

今天呢?

今天什么是对的事?

是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让两万八千人为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陪葬?

还是投降,让这些年轻人活着回到父母妻儿身边,哪怕背负战败的耻辱?

他不知道。

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黎明,等待第一架华夏舰载机出现在海平线上空。

凌晨五时整,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

林水生站在“轩辕”号了望哨,握着望远镜的手比平时更紧。

左腿的旧伤又开始渗血,每次大战前都这样,军医说神经性反应,正常。

他听“正常”这个词已经听了很多次,但每次看见纱布上洇出的淡红,还是忍不住想起母亲。

母亲不知道他在打仗。

她只知道儿子在舰上“一切都好,伙食比家里还强,每顿都有肉”。

他不知道今天过后,还能不能继续给她写这样的信。

赵毅坐在座舱里,发动机已经预热。

左眼的绷带换了新的,军医说角膜疤痕稳定,但感光细胞还在萎缩。

他不知道还能飞多久,只知道今天必须飞。

机首“凤舞”二字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他看着那两个字,想起哥哥赵刚下葬那天,公墓海军区,墓号乙区-17排-09号。

他没有去。

不是因为不想去,是因为不敢去。

他怕看见那个刻着哥哥名字的墓碑,怕看见墓碑上那张双目完好的照片。

怕自己会忍不住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现在他不怕了。

因为他也快去了。

“应龙三号,准备起飞。”耳机里传来指令。

他推油门,滑向弹射器。

弹射器把他射向1906年8月15日珍珠港的天空。

凌晨五时三十七分,第一枚炸弹落下。

目标是“宾夕法尼亚”号。

不是因为它比别的军舰更重要,是因为它停在港内最显眼的位置。

舰艏指向出海口,像一头被铁链锁住、依然昂首向海的巨兽。

赵毅没有投弹。

他的任务是空中掩护,与美军残存的最后几架战斗机缠斗。

那几架飞机不可能改变战局,但那些飞行员还在飞,就像他还在飞一样。

他在三千英尺高度盘旋,俯瞰整个珍珠港。

港口被炸弹激起的水柱覆盖。

不是一根两根,是几十根同时升起,像一夜之间长出的钢铁森林。

水柱落下时,海面腾起白色的蒸汽,与燃烧的军舰冒出的黑烟交织成巨大的云团,遮蔽了半边天空。

他看见“宾夕法尼亚”号被命中。

不是一枚,是三枚。

第一枚命中舰艉,炸飞了左舷副炮。

第二枚命中舰桥前方,爆炸掀飞了整个前甲板。

第三枚贯穿救生艇甲板,那一层甲板下面是军官餐厅,餐厅里有四百名正在吃早餐的军官和士兵。

第三枚炸弹穿过救生艇甲板,在军官餐厅爆炸。

赵毅听不见爆炸声。

太远了。

四百人的餐厅,早餐时间,热咖啡、煎蛋、烤面包、果酱。

一枚五百公斤穿甲弹从天花板上方贯穿而下,在餐桌之间爆炸。

没有人能幸存。

他拉杆爬升,不再看。

上午七时,陆战队登陆。

林水生申请了随陆战队登陆。

他不想再站在了望哨上,看着别人冲进火海而自己什么都不做。

登陆艇从吊艇柱缓缓降下时,他检查了三次步枪,m1903春田式,美国造,中途岛缴获的。

华夏联邦海军陆战队装备的步枪五花八门,德制毛瑟、英制李-恩菲尔德、美制春田,什么都有。

同艇的陆战队员他都不认识。

只有一个例外。

那个圆脸、浓眉、十九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记得。

7月5日中途岛登陆前,这个年轻人从“轩辕”号绳网攀下登陆艇时,回头望了一眼桅杆上的赤龙踏星旗。

那是二十七天前。

现在他坐在同一艘登陆艇上,脸上涂着和二十七天前一样的伪装油彩,步枪紧紧抱在怀里。

他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也没问。

登陆艇的马达声震耳欲聋。

海水从舷边溅进来,打湿了每个人的军裤。

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透过雾气可以看见珍珠港海岸线上密集的防御工事。

混凝土碉堡、铁丝网、反登陆障碍、岸防炮阵地。

那些炮还在响。

“距离滩头八百米!”有人大喊。

岸防炮的炮弹开始落在登陆艇周围。

水柱越来越近,最近的一发落在左舷十米处,海水像暴雨般倾泻下来,浇得所有人透湿。

林水生握紧步枪。

他想起了母亲。

想起她站在老家门口,望着村口那条通往海边的路。

每次他出海,她都站在那里望,一直望到看不见他的背影。

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

“距离滩头三百米!”

登陆艇剧烈一震,触到了海底的礁石。

发动机熄火,驾驶员拼命重启,马达发出嘶哑的咳嗽声,然后彻底沉默。

“弃船!泅渡登陆!”指挥官嘶吼。

林水生翻过舷墙,跳入海中。

海水比想象中冷,是那种从太平洋深处涌来的、深蓝色的冷。

步枪举过头顶,双脚拼命踩水,背囊里的弹药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人拖进海底。

他看见身边有人中弹。

是那个圆脸、浓眉的年轻人。

子弹从左侧射来,击中他的右肩。

血在海水里迅速散开,像红色的墨水滴进清水,一圈,两圈,三圈,然后消失在海水的深蓝里。

年轻人没有叫出声。

他只是转过头,看了林水生一眼。

那一眼很短,不到一秒。

然后他沉下去了。

林水生想伸手去抓,但够不着。

海水太冷,背囊太重,子弹还在从头顶呼啸而过。

他只能继续向前游。

游向那片还在燃烧的沙滩。

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珍珠港海军船坞。

斯佩里最后一次走进指挥部。

房间已经被空袭炸得面目全非,窗户全碎,天花板塌了一半,地图桌翻倒在墙角,墙上那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被弹片撕成碎片。

他从废墟里捡起一样东西。

很小,金属,铜质。

圣克里斯托弗像。

二十六年前妻子塞进他行囊的那枚。

他一直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从未佩戴。

1903年儿子阵亡后,他把它锁进保险柜。

五天前他重新拿出来,放在桌上,希望它能在最后时刻保佑什么。

它什么也没保佑。

只是从爆炸中被震落在地,静静地躺在碎玻璃和瓦砾之间,等待有人捡起。

他把圣像放进口袋。

然后他走出指挥部,走向港口方向。

上午十时二十分,珍珠港入口防波堤。

晋昌元帅站在“轩辕”号的舰桥上,通过望远镜看见那个白色的身影。

斯佩里穿着1898年马尼拉湾海战时的白色礼服,独自站在防波堤尽头。

礼服上依然没有勋章,但比五天前更皱了,左肩有一大片烟熏的痕迹。

他在等。

晋昌放下望远镜。

“命令舰队:暂停攻击,派交通艇,我去见他。”

“元帅!”参谋长惊呼,“斯佩里可能还有狙击手——”

“他不会。”晋昌打断他,“他穿那身衣服,不是来打仗的。”

上午十时五十分,防波堤。

两位白发老兵第三次面对面。

第一次是1903年马尼拉英国领事馆的酒会,他们用英语交谈天气和雪茄。

第二次是五天前,晋昌亲自送达劝降书,他们站在这里,中间隔着三十二页打印纸。

第三次是现在。

炮火已经停止,但珍珠港还在燃烧。

浓烟遮天蔽日,把正午的阳光染成灰黄色。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燃油、和某种更沉重的气味,血肉烧焦后特有的甜腥。

斯佩里开口。

“晋昌元帅,美利坚合众国太平洋舰队,请求停火。”

晋昌没有说话。

斯佩里从怀中取出一份文件。

“这是无条件投降书,珍珠港内所有美军部队,自今日正午起,停止一切抵抗。

我只有一个请求。”

“说。”

“允许我以私人身份,去新加坡英军公墓,祭奠我的儿子。”

晋昌沉默了三秒。

“准。”

斯佩里微微颔首。

然后他把投降书递给晋昌,转身,面向珍珠港内还在燃烧的舰队。

“宾夕法尼亚”号已经沉了一半,舰艏高高翘起,像垂死的巨兽最后一次仰望天空。

“亚利桑那”号还在燃烧,浓烟升腾到三千米高空,遮住了太阳。

“俄克拉荷马”号倾覆,露出铜皮包裹的龙骨,像搁浅的鲸鱼翻起苍白的腹部。

两万八千名官兵。

一半已经死了。

另一半正在从废墟中爬出,等待被俘虏的命运。

斯佩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开口,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海风吹散:

“小查尔斯,爸爸来晚了。”

下午二时,珍珠港海军医院。

威尔·史蒂文斯少尉躺在病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

枪炮声停了。

欢呼声没有。

只有沉默。

那种大战过后、尸横遍野、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的沉默。

门帘掀开。

林水生走了进来。

他的左腿还在渗血,纱布洇出硬币大的淡红。

军服湿透,沾满泥沙,左脸颊有一道被弹片划破的血痕,结了薄薄一层痂。

威尔认出了他。

“你又来了。”

“奉命清点战俘伤员。”林水生解释。

他走到威尔床边,从背囊里取出一个木箱,和七天前送还遗物的那个一模一样。

“史蒂文斯少尉,这是贵军阵亡官兵的最后一批准信件。

中途岛和珍珠港,共计一千一百七十三封。”

他把木箱放在床边小柜上。

威尔没有去看。

他只是看着林水生。

“你腿上的伤,”他提醒,“又在流血。”

林水生低头看了一眼。

“习惯了。”

他转身走向门口。

“等等。”威尔叫住他。

林水生回头。

“你叫什么名字?”

“一等兵林水生。”

“林水生,”威尔重复了一遍,“我叫威尔·史蒂文斯。

如果我们不是敌人,也许可以一起喝一杯。”

林水生淡淡的叹口气:“如果我们不是敌人。”

门帘在他身后落下。

威尔独自坐在床上。

窗外,珍珠港的天空被浓烟遮蔽,看不见太阳。

他打开木箱,开始一封一封地读那些永远不会寄出的信。

夏威夷王国伊奥拉尼皇宫。

利留卡拉尼女王的侄女,三十四岁的维多利亚·卡瓦纳纳科阿公主,站在皇宫二楼的窗前,望着外面涌来的华夏海军陆战队。

皇宫建于1882年,是夏威夷王国最后的荣耀。

伊奥拉尼意为“天堂之鸟”,是卡拉卡瓦国王为凝聚夏威夷民族精神而建。

宫内陈设着欧洲皇室赠送的家具、东瀛馈赠的屏风、清朝皇帝御赐的瓷器。

此刻那些陈设在海军陆战队的靴子声中微微震颤。

门被推开。

晋昌元帅走了进来。

他穿着华夏联邦海军元帅礼服,刀疤在午后的阳光里泛着银白色的光。

身后跟着四名卫兵,步枪持在胸前,面无表情。

“公主殿下,”晋昌微微颔首,“华夏联邦太平洋舰队奉命进驻檀香山,恢复岛上秩序。”

维多利亚公主缓缓转身。

她穿着黑色丧服,利留卡拉尼女王去年去世后,她一直在服丧。

黑纱从宽檐帽垂下,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紧抿的嘴唇和苍白的下巴。

“恢复秩序?”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

“元帅,夏威夷被美国吞并时,他们也说‘恢复秩序’。

现在你们来了,又说‘恢复秩序’。

夏威夷需要恢复的,不是外来者定义的秩序。”

“公主殿下,”晋昌开口,“华夏联邦执政官林承志阁下有一封亲笔信,托我转交给您。”

他从怀中取出信封,双手呈上。

维多利亚接过信,拆开。

信很短,只有三行:

“公主殿下:

夏威夷应归夏威夷人。

我愿见证此事。

林承志”

她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信折好,放进胸前内袋。

“元帅,这句话,美国人也说过。”

“我知道。”晋昌点点头,“但林执政官的意思是:说过的,可以再说。做过的,可以重做。”

维多利亚望着窗外。

海军陆战队正在皇宫外列队,赤龙踏星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远处,珍珠港的浓烟还在升腾,把半边天空染成灰黄色。

“如果我接受你们的‘见证’,”她轻声问,“夏威夷能得到什么?”

“主权。”晋昌回答,“完整的、独立的、不受任何外国支配的主权。”

“代价呢?”

“与华夏联邦建立永久友好同盟。

允许华夏在夏威夷驻军,不干涉内政,只协防领土。

给予华夏企业最惠国待遇。

华夏移民享有与夏威夷公民同等的权利。”

维多利亚想起1893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以“保护美国公民生命财产”为由登陆檀香山,推翻利留卡拉尼女王。

她那时二十一岁,站在皇宫里,眼睁睁看着星条旗升起。

十三年。

星条旗降下了。

赤龙踏星旗升起了。

旗杆还是那根旗杆,皇宫还是那座皇宫。

她还是那个站在窗前、等待命运降临的夏威夷公主。

“元帅,我需要时间考虑。”

“三天后,林执政官将抵达檀香山,亲自与您会晤。”

晋昌转身走向门口。

“公主殿下,”他在门口停步。

“1903年,华夏联邦海军在南海与英法联军作战时,您的姑母利留卡拉尼女王曾秘密致信林执政官,表示支持华夏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

那封信,至今保存在华夏联邦外交部档案室。

夏威夷从未忘记谁是朋友。”

门在晋昌身后关闭。

维多利亚独自站在窗前。

她伸手从胸前内袋取出林承志的信,又看了一遍。

“夏威夷应归夏威夷人。

我愿见证此事。”

见证。

不是“赐予”,不是“允许”,是“见证”。

她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

但她记住了这个词。

晚七时,伊奥拉尼皇宫地下档案室。

维多利亚点燃蜡烛,打开那只尘封十三年的橡木箱。

里面是利留卡拉尼女王的遗物。

日记、信件、照片、那条她被捕时佩戴的夏威夷羽毛披肩。

她在箱底找到了那封信的副本。

“林承志执政官阁下:

听闻贵国正在南海与英法联军浴血奋战,夏威夷人民感同身受。

我们同为被西方列强欺凌的民族,同为渴望独立的岛国,同为不愿跪着生存的人民。

愿上帝保佑贵国取得胜利。

愿有朝一日,夏威夷也能迎来自己的解放者。

利留卡拉尼

1903年10月17日”

维多利亚读完信,久久不语。

烛光在档案室的墙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她想起姑母晚年流亡华盛顿时的样子。满头白发,穿着黑色丧服,每天坐在窗前望着太平洋的方向。

有人问她为什么总看海,她说:“海的那边,是我回不去的家。”

姑母没有等到回家。

1905年,她在流亡中去世,遗体运回檀香山时,夏威夷全岛降半旗。

但那时的半旗,是在星条旗下降的。

现在星条旗不在了。

维多利亚把姑母的信放回木箱,站起身。

她走向窗边,推开窗户。

檀香山的夜风涌进来,带着太平洋特有的咸湿,带着珍珠港方向隐约的焦糊味,带着某种她十三年没有闻过的气息。

自由的气息。

她不知道这气息能持续多久。

但她决定,不管多久,都要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