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哈尔滨的街道上已经布满了宪兵和警察。昨晚南岗区一带的激烈枪战和爆炸，震动了整个城市。日伪当局如临大敌，封锁了相关区域，挨家挨户搜查，盘问每一个可疑的行人。
周瑾瑜在老康安排的一个绝对安全的“安全屋”里，处理了身上的伤口，换上了一套半旧的、但还算体面的棉袍。老康还给他弄来了一顶呢帽和一副平光眼镜，稍微改变了一下形象。他的“脱险故事”已经和老康反复推敲了好几遍，确保没有明显的漏洞。
“记住，”老康最后叮嘱道，“你是昨晚下班后，想去拜访一位住在南岗区的、从新京来的老同学，讨论一些医学问题。结果在路上，意外卷入了抗联武装分子和‘幽灵’部队的交火。你被打晕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条偏僻小巷的垃圾堆旁，身上的钱包和怀表不见了，可能是被趁火打劫的混混摸走了。你受了惊吓，又受了轻伤，迷迷糊糊躲藏了一夜，直到天亮才敢出来找电话求救。”
周瑾瑜点点头。这个故事听起来合情合理：一个文弱的防疫部门技术人员，遭遇街头枪战，被打劫，躲藏一夜。既有偶然性，又符合他公开身份的性格特征。丢失怀表和钱包，也能解释他身上没有计时工具和钱财的窘境。
“你的‘老同学’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经得起查。”老康递给他一张小纸条，“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也确实从新京来哈尔滨公干过，不过前几天已经回去了。日本人就算去新京查，也只能证实确有其人，但找不到他本人对质。”
周瑾瑜接过纸条，默默记下信息，然后将纸条烧掉。
“婉茹那边……”周瑾瑜问。
“已经接出来了，安排在另一个地方。她那边也有一个合理的‘故事’：昨晚独自在家，听到外面枪声大作，害怕，就躲进了衣柜里，直到我们的人以警察查户口的名义敲门，她才敢出来。”老康说，“你们暂时不能立刻见面，需要错开时间，分别回去。你先回去，稳住局面。婉茹稍晚些，由我们的人‘护送’回家，这样更自然。”
周瑾瑜理解这样的安排。两人同时“失踪”又同时出现，太扎眼。
“对了，”老康的神色变得有些黯然，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被晨雾笼罩的、死气沉沉的街道，“钟先生临走前，让我转告你一些……关于这次‘测试’的更多情况。他说，你有权知道全部的代价。”
周瑾瑜的心沉了一下。他走到老康身边：“你说。”
老康没有回头，声音低沉：“这次测试，范围很广，不止哈尔滨，整个东北乃至华北的部分地下组织，都受到了波及。那份伪造的名单，通过几个被怀疑的渠道泄露出去，观察反应。结果……挖出了三个隐藏极深、职位不低的内鬼。其中一个，甚至已经打入了我们相对核心的交通线。”
这是成果，但老康的语气里没有喜悦。
“代价是，”老康深吸一口气，“有至少七位优秀的、忠诚的同志，因为这份名单，暴露了，被捕了。其中四人，已经确认牺牲。另外三人，下落不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
周瑾瑜闭上了眼睛。七位同志！至少四条鲜活的生命！他们可能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组织会“清除”他们，为什么没有同志来营救。那种被自己人背叛的绝望和困惑，他在过去几个月里体会得刻骨铭心。
“还有，”老康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两位同志，在收到名单后，因为无法承受这种被组织抛弃的打击和恐惧，精神崩溃，主动向敌人自首了……虽然他们并没有出卖更多同志，但他们的变节，本身就已经是损失和污点。”
主动自首……周瑾瑜能想象那种崩溃。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在绝境中反而激发出更强的斗志，选择继续战斗。恐惧和绝望，足以摧毁很多人的意志。
“另外，还有像你一样，选择继续战斗，但在独自行动中，因为失去组织支援和保护而暴露、牺牲的同志……具体数字，还在统计，但不会少。”老康终于转过身，他的眼眶通红，“瑾瑜，我知道你心里有疙瘩。我何尝不是？看着自己亲手发展的同志，因为这样一个测试而牺牲、而崩溃，我……我恨不得抽自己耳光！有时候我甚至怀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用忠诚同志的鲜血和生命，去检验和清除叛徒？”
仓库安全屋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的警笛声，提醒着外面世界的紧张。
周瑾瑜缓缓睁开眼睛，他的眼神复杂难明。有悲痛，有愤怒，也有深深的思索。
“老康，”他开口，声音有些干涩，“钟先生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猛药’。我理解在那种内部可能被高度渗透的危急情况下，常规手段失效的困境。我也承认，挖出内鬼，阻止更大的破坏，确实有战略价值。尤其是‘影子协议’这种级别的威胁面前，任何内部的不稳定都是致命的。”
他停顿了一下，话锋一转：“但是，理解不等于认同。这种测试的逻辑，建立在一种对人性极度悲观、对组织自身凝聚力极度不信任的基础之上。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叛徒，需要用最极端的方式去考验。它为了抓住少数叛徒，不惜让大多数忠诚者承受被背叛的痛苦和风险。这就像为了除掉庄稼里的几棵杂草，不惜放火烧掉整片田地。”
老康默默听着，没有反驳。
“忠诚，应该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严密的纪律和同志间生死与共的信任之上的。”周瑾瑜继续说道，语气渐渐坚定，“而不是通过制造恐惧、猜疑和背叛感来维系。这次测试，或许清除了杂草，但也严重灼伤了禾苗的根。那些牺牲的同志，那些崩溃的同志，他们本可以成为更坚定的战士，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他们没了。活下来的同志，心里也埋下了一根刺。这根刺，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艰难时刻，成为动摇信念的裂痕。”
他想起自己看到名单时的天旋地转，想起发送“独立宣言”时的悲壮与决绝，想起这几个月如同孤魂野鬼般挣扎的每一个日夜。那种滋味，他永远不想再尝第二次，也不希望任何同志再尝。
“瑾瑜，你说得对。”老康长叹一声，“这些话，我也跟钟先生委婉地提过。钟先生说，高层也知道这种方式的残酷性和副作用，这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他也说，这次测试暴露出的问题，包括这种方式本身的问题，都会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了。”
“希望如此。”周瑾瑜的语气并不乐观。他知道，在残酷的隐蔽战线，有时候为了生存和胜利，会不得不采用一些违背常理甚至违背部分道德准则的手段。这就是斗争的复杂性。他无法改变过去，也无法保证未来。他能把握的，只有自己的选择和信念。
“好了，不说这些了。”老康抹了把脸，振作精神，“你该走了。按照计划，你现在应该‘惊魂未定’地去找附近的警察派出所‘报案求助’。我们会安排人接应，把这个故事坐实。然后，防疫总部和日本人那边，自然会得到消息。”
周瑾瑜点点头，戴好帽子眼镜，最后检查了一下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不该有的东西。
“老康，”临走前，他郑重地说，“保重。以后……各自珍重。”
老康用力握了握他的手：“保重，‘星火’。记住，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不同的位置上，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胜利，一定会到来。”
周瑾瑜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出了安全屋，融入了哈尔滨清冷而肃杀的晨雾之中。
他的表演很成功。在“找到”警察派出所后，他表现出一个受过惊吓、有些语无伦次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样子。警察一开始很怀疑，但核实了他防疫总部的身份，又联系了总部之后，态度立刻变得恭敬起来。很快，防疫总部来了人，日本宪兵队也来了人，详细询问了事情经过。
周瑾瑜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个编好的故事，细节丰富，情绪到位。他描述枪声如何突然响起，自己如何被气浪掀倒，后脑如何磕到石头晕过去，醒来后的茫然和恐惧，丢失财物的懊恼，躲藏时的寒冷和害怕……他甚至还恰到好处地表现出对“凶残的抗联分子”的一丝愤慨和对“保护市民”的皇军的感激——这完全符合他“合作者”的人设。
他的伤口（有些是昨晚真实的擦伤，有些是老康帮忙弄的看起来严重但不碍事的伪装伤）和狼狈的样子，更是有力的佐证。
询问持续了整整一上午。日本人很仔细，反复盘问一些细节，比如枪声的方向、交火人员的衣着、他晕倒的具体位置、醒来后的所见所闻等等。周瑾瑜的回答前后一致，偶尔表现出因为惊吓导致的记忆模糊，反而更显真实。
最终，日本人似乎相信了他的说法。毕竟，一个防疫部门的技术官僚，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参与那种激烈枪战并逃脱追捕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检查了周瑾瑜身上，没有任何武器，没有任何可疑物品，只有一些零钱和一张写着他编造的那位“老同学”信息的、被揉皱的纸条（老康准备的）。
中午时分，周瑾瑜被允许回家休息，但被告知随时可能再被传唤问话。防疫总部派了车送他回去。
当他拖着“疲惫惊魂”的步伐回到公寓楼下时，发现楼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便衣，眼神锐利地扫视着过往行人。公寓管理员的房间窗户后面，似乎也有人影在晃动。
周瑾瑜心中冷笑：清水一郎的动作真快。这与其说是保护，不如说是监视和控制。
他装作没看见，低着头，步履蹒跚地走上楼。用钥匙打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还保持着昨晚仓促逃离时的些许凌乱。他慢慢关上门，背靠着门板，长长地、无声地出了一口气。
第一关，暂时过了。
但他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清水一郎绝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辞。那些牺牲的同志的面孔，在他脑海中一一闪过。这场残酷测试的代价，是如此沉重。而他和顾婉茹，将带着这沉重的代价，背负着“星火”与“微光”的使命，继续在这无声的战场上，孤独而坚定地走下去。
窗外，天色阴沉，似乎又要下雪了。
（第一百六十四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