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的秋，来得比关内更早、更猛。九月初，辽阳城外的原野上，草叶已经泛出大片枯黄，风从北方吹来，带着松嫩平原和更远处兴安岭的寒意，卷起干燥的尘土和细碎草屑，打在人的脸上生疼。
靖远大将军府——现在应该叫辽东都护府了——门前，今日却格外热闹。一队队穿着崭新号衣、但样式明显有别于振明军主力、仍保留着部分满洲服饰特征的士兵，持着长枪，沿着府门前的街道肃立。街上聚集了不少百姓，有留着辫子、面色忐忑的满人，也有刚刚重新蓄发、神情复杂的汉人，都伸长了脖子，望着府门方向。
巳时正，鼓乐齐鸣。沉重的朱漆大门缓缓打开，一队盔甲鲜明的振明军骑兵当先而出，马槊上的红缨在风中跳动。紧随其后的，是一辆不加华盖、形制朴素的青幄马车。马车在府门前停下，身穿二品武官绯袍、但未着甲的金声桓，在两名副将陪同下，稳步下车。
府门内，以济尔哈朗为首，数十名原清廷辽东军政官员，穿着改制后的新朝官服（大体依明制，但细节上做了些让步，比如允许在便服中保留部分满式元素），早已恭候多时。济尔哈朗的官服最为醒目，是特制的“辽东都护”袍服，深紫色，绣有麒麟，既显尊崇，又区别于亲王规制。
双方在无数目光注视下，于府门前见礼。没有太多繁文缛节，金声桓宣读圣旨（以摄政王林慕义名义颁布），正式任命济尔哈朗为“大明昭武朝辽东都护，总辖辽东军民政务”，赐印信、符节。济尔哈朗跪接，山呼万岁，然后起身，与金声桓把臂，一同入府。
仪式简洁，却意义非凡。它标志着辽东，这片大清（后金）的龙兴之地，在经历近三十年统治后，以一种相对和平、保留体面的方式，重归明朝版图。济尔哈朗及其部属获得了他们想要的自治权和安全保障，而新朝廷则避免了在辽东再打一场艰苦的战争，并且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可以作为屏障的东北边疆。
府内正堂，举行了更正式的交接仪式和宴饮。席间，金声桓代表朝廷，宣布了多项安抚政策：废除辽东一切针对汉人的歧视性法令，满汉军民一体对待；减免辽东赋税三年；设立互市场所，恢复与朝鲜、蒙古的边境贸易；朝廷将派遣官员、工匠，协助修复战争创伤，推广新式农具和作物。
济尔哈朗则表态，将严格约束部下，维护地方安宁，并逐步将麾下八旗兵丁改编为“辽东镇守军”，接受兵部调遣（至少在名义上）。双方都保持着礼节性的笑容，说着冠冕堂皇的话语，但眼神交汇时，那份谨慎的试探与不言而喻的防备，却难以完全掩饰。
宴后，金声桓与济尔哈朗进行了闭门密谈。
“都护，金州之事，朝廷已知悉。郑成功将军轻兵突袭，克复金州，已擒斩祸首，慰祭李九成将军及殉国将士英灵。此事，都护可知晓？”金声桓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寻常公事。
济尔哈朗面色不变，心中却是一凛。郑成功突袭金州得手的消息，他当然知道，甚至怀疑其中有自己这边某些“积极”军官的暗中配合或默许，但他绝不能承认。“本督亦有所闻。金州守将御下无方，致有此变，实乃罪有应得。郑将军用兵如神，为李将军复仇，本督……亦感欣慰。”他巧妙地将责任推给已死的金州守将。
金声桓点点头，不再深究，转而道：“朝廷已在登州、莱州、金州三地，设立‘招抚安置司’，专司接应、安置从辽东渡海南下的各族百姓。都护治下，若有生计艰难、或心怀故土（指关内）者，可至各司登记，朝廷将提供船只、路费，并予妥善安置。此乃皇上与摄政王体恤辽东生民疾苦之德政。”
这是阳谋。一方面确实可以缓解辽东的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持续抽空济尔哈朗的统治基础，尤其是那些心怀不满或渴望改变的人。济尔哈朗明知如此，却无法反对，只能躬身道：“皇上、王爷仁德，泽被苍生。本督定当晓谕境内，凡愿南归者，绝不留难。”
两人又商议了些边防协防、粮饷转运的具体细节，气氛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与距离。济尔哈朗知道，自己这个“都护”能当多久，权力还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北京那位新君的态度和自身是否“恭顺”。而金声桓也清楚，辽东的归附只是第一步，要将其真正消化，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和更多的手段。
几乎在辽阳举行归附仪式的同时，南京城外长江码头上，正在举行另一场规模不大、却备受关注的迎接仪式。
一艘来自登州的官船缓缓靠岸。船头上，站着一位白发苍苍、身形佝偻的老妇人，由两名干练的侍女搀扶着。她身上穿着浆洗得发白的旧式汉人衣裙，头发挽成简单的髻，插着一根木簪。脸上皱纹深刻，写满了风霜与苦难，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清亮，此刻正急切地、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的惶恐，望着码头上迎接的人群。
码头上，陈子龙、沈文渊，以及特意从武昌赶来的陈忠，皆着常服，肃然而立。他们身后，是几名礼部官员和一队安静的仪仗。
船一靠稳，老妇人便在侍女搀扶下，颤巍巍地踏上跳板。陈子龙率先迎上，深深一揖：“老人家，一路辛苦。下官陈子龙，奉摄政王钧旨，特来迎接李老夫人。”
老妇人，正是李九成失散多年的母亲。在登莱沦陷的混乱中，她与儿子失散，后被一户好心渔民收留，隐姓埋名，艰难度日。直到振明军光复登莱，朝廷颁布寻访令，并悬以重赏，地方官吏不敢怠慢，多方查访，终于在一个偏僻渔村找到了这位饱经磨难的母亲。
“大人……老身……老身……”李老夫人嘴唇哆嗦着，看着眼前这些气度不凡的官员，又望了望身后陌生的南京城，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浑浊的泪水顺着深刻的皱纹流了下来。
“老人家切莫悲伤。”沈文渊上前，声音温和，“令郎李九成将军，忠勇殉国，气壮山河，朝廷已追赠太子太保、辽国公，立祠祭祀，流芳百世。摄政王感念将军忠烈，特命我等务必寻得老夫人，奉养终身，以慰英灵。从今以后，老夫人便是朝廷的诰命太夫人，自有官府供奉，颐养天年。”
陈忠也道：“王爷有言：将军为国尽忠，未能奉养慈亲，此乃朝廷之憾。今寻得太夫人，必使老人家安享尊荣，以全将军孝义之名。王爷已在南京为太夫人备好宅邸，仆役俱全，稍后便送太夫人过去歇息。”
李老夫人听着，只是不住流泪，口中喃喃念着“九成……我的儿……”，在侍女的搀扶和官员们的簇拥下，登上了早已备好的暖轿。仪仗缓缓启动，向着城内驶去。
消息很快传开。李九成母亲被寻获并厚待之事，连同其子绝笔血书的内容，被刻意地宣扬开来。在刚刚光复的北方各地，尤其是在那些曾有子弟参军抗清的家庭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新朝廷不仅记得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也会照顾他们的家人。这比任何空洞的褒奖令，更能收拢人心，激励士气。
而在更南方的广州府，新设立不过数月的“海事总署”驻广州分署衙门前，气氛却有些凝滞。
署衙正堂内，郑成功面沉似水，看着眼前几名风尘仆仆、面带愤懑的商贾。这几人是江南“护商船队”的成员，刚刚完成一次前往南洋吕宋（菲律宾）的贸易航行归来。
“……郑大人，不是小人等多言，那红毛夷（西班牙人，此时占据吕宋）委实欺人太甚！”为首一名姓赵的船主情绪激动，“我等按规矩缴纳了泊船费、货税，他们却额外征收什么‘保护费’、‘测量费’，还强行压价，收购我们的生丝、瓷器，价钱比往年低了足足三成！更可气的是，他们限制我等只能在马尼拉城外指定区域交易，不得随意走动，稍有不从，便扣货抓人！这……这简直是强盗行径！”
另一名船主补充道：“听闻巴达维亚（雅加达）的荷兰人也是如此，甚至更甚。他们垄断香料贸易，对我们带去的货物挑三拣四，压价极狠。而且……据小人在当地相熟的华商透露，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似乎都在加紧建造更大、更多的战舰，吕宋和巴达维亚的炮台也在增修。其心……叵测啊！”
郑成功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这些情况，他并非第一次听闻。随着振明军海贸规模的扩大，与西方殖民者在南洋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渤海遭遇惨败，但这并未改变其在南洋的强势地位，反而可能刺激其采取更严厉的排他措施。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已久，对华商盘剥历来苛刻。
“诸位辛苦，所受委屈，本官已知。”郑成功沉声道，“朝廷新设‘海事总署’，旨在保护我朝商民海上利益。此事，本官会立刻禀明摄政王与朝廷。红毛夷贪得无厌，恃强凌弱，我朝绝不会坐视不理。”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光：“眼下，我朝水师主力仍在北方，且新舰尚未完全成军。然，亦非全然无策。其一，本官会行文吕宋、巴达维亚总督，申明我朝立场，要求其依照公平贸易之则，不得苛待我朝商民。其二，将增派护航战船，随商船队同行，以为威慑。其三……”
他看向几位船主：“诸位可曾想过，贸易航线，未必只有马尼拉、巴达维亚两处？琉球、日本、乃至更南的暹罗（泰国）、占城（越南），皆可通商。朝廷正在绘制更详尽的海图，探寻新航路。与其在红毛夷控制之地受气，不如另辟蹊径，开拓属于我们自己的市场！”
几位船主面面相觑，眼中燃起希望，但又带着疑虑：“大人所言甚是，只是新航路风险未知，且各国情形不同……”
“路，总是人走出来的。”郑成功站起身，走到墙上的大幅海图前，“朝廷已决意加大海上投入。‘海事学堂’正在培养熟悉海况、舆图、交涉的人才。新式战舰也在不断建造。用不了几年，我朝在南洋，绝不会再是如今这般仰人鼻息的局面！诸位都是海上闯荡多年的豪杰，当有这份胆识与远见！”
送走几位商贾，郑成功独坐堂中，望着海图上那片广袤而标注模糊的南洋海域，眉头深锁。他知道，与西方殖民者在海上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北方的军事胜利，只是拿到了参与这场更宏大、更持久博弈的入场券。真正的考验，在南方的万顷波涛之下，在那利润与风险并存的遥远航路上，也在未来国与国之间综合实力的漫长比拼之中。
辽东已入瓮中，南方海疆的角逐，却正进入深水区。而这一切，都不过是那个在南京和北京酝酿的、名为“昭武”的新时代宏大画卷中，刚刚铺开的几笔墨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