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夺岛作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雷霆”行动的战报和观摩者们的见闻，却已像插上了翅膀，迅速传开。在延安，收到杨立三详细报告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连夜进行了讨论。报告里除了对战斗过程的描述，更着重分析了“东方旅”展现出的组织模式、通讯手段、空地协同和后勤保障体系。
“这是我们军队未来必须走的路子。”朱德指着报告上的几处重点，“看看人家这个协同效率，一个营级规模的登陆作战，调动了飞机、大炮、舰船，还能做到指挥不乱，伤亡极小。我们过去打仗，靠的是勇敢和灵活，这很好，但将来要打大仗，要攻坚，要现代化，光有勇敢不够。”
周恩来点头：“杨立三同志提的建议很务实。派一批有文化、有实战经验的基层指挥员去‘东方旅’短期观摩学习，不涉及核心机密，主要是开阔眼界，学习人家的组织方法和训练模式。林晓既然表态欢迎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哪怕只学个皮毛，带回来一些新观念，对我们部队的建设也是大有益处。”
毛泽东抽着烟，深思道：“可以。规模不要大，第一批控制在二十人以内。人选要精干，政治要可靠，学习能力要强。告诉去的同志，态度要谦虚，多看多问多想，但也要有立场，不能盲从。学习的是方法，不是照搬装备。我们的根本优势，他们也没有嘛。”
决议迅速形成并下达。几天后，一支由十八人组成的八路军干部学习队，在杨立三的亲自带领下，再次来到了上海浦东“东方旅”营地。与上次不同，这次的人员更加年轻化，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都是来自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等主要根据地的营连级指挥员或优秀参谋，其中还有两名是抗大分校的战术教员。他们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打着绑腿，背着简单的背包，虽然面带长途跋涉的疲惫，但眼睛都亮晶晶的，充满了好奇与渴望。
林晓和雷诺亲自接待了他们。在营地内专门腾出了几顶帐篷作为他们的住所和学习场所。林晓在简短的欢迎会上说：“各位同志远道而来，辛苦了。我们‘东方旅’从海外归来，很多做法未必适合国内的所有情况。大家这次来，主要是互相交流。我们安排了一些日常训练、后勤组织、通讯操作的观摩课程，大家可以根据兴趣选择。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探讨。只有一条，营地的核心作战区域和某些敏感设备，涉及盟军安全协定，不便开放，还请见谅。”
学习队员们纷纷表示理解。带队的一名姓刘的团参谋长（原红四方面军干部）操着川北口音说：“林将军太客气了。我们是来当学生的，能有这样的机会开开眼界，学习打鬼子的新本事，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我们一定遵守纪律，多看多学多记。”
学习随即开始。这些八路军的“学生”们很快展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和吃苦精神。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东方旅”的士兵一起出早操，观察队列和体能训练。白天，他们分组轮流到各专业分队观摩：在炮兵阵地，他们仔细记录火炮的操典、测地、通信流程；在装甲车场，他们围着谢尔曼坦克和装甲车，听教官讲解机械原理和战术运用（不涉及具体参数）；在通讯营，他们好奇地摆弄着步话机，学习简单的密语和呼叫程序；在野战医院，他们观摩伤员分类、手术流程和药品管理。
晚上，他们则聚在帐篷里，点着马灯，热烈讨论白天的见闻，整理笔记，提出问题。问题五花八门，从“你们步兵班进攻时，机枪手和步枪手如何配合运动？”到“炮火准备后，步兵发起冲击的时机怎么把握？”再到“无线电台那么多，怎么保证不串线？电池用完了怎么办？”有些问题在“东方旅”官兵看来属于基础常识，他们耐心解答；有些问题则触及了训练体系和思维方式的深层次差异，往往引发更深入的讨论。
一次战术沙盘推演课后，一名来自山东根据地的连长直接找到担任教官的“东方旅”一名少校营长，问道：“教官，你们进攻时，强调火力压倒，然后装甲步兵快速突进。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重火力，甚至弹药都不足，面对鬼子坚固据点，除了夜袭、爆破、土工作业慢慢啃，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能不能把你们这种‘火力优先’的思想，用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
少校营长被问住了，他习惯了在优势火力下作战，一时难以切换到极端劣势的场景。正好林晓路过，他走进来，示意大家坐下。林晓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你们打鬼子炮楼，最头疼的是什么？”
“射孔里的机枪，还有鬼子的掷弹筒。”连长回答。
“如果，在夜袭时，能有几发炮弹，哪怕是小口径的，准确地打掉那个机枪射孔，或者压制住掷弹筒阵地几分钟，你们的爆破组能不能上去？”林晓问。
“那肯定能！几分钟就够了！”连长眼睛一亮。
“所以，关键不是有没有重炮，而是如何将有限的技术手段——比如一门迫击炮，甚至是一门改造过的平射炮——用在最关键的时刻和地点。”林晓慢慢说道，“这需要精确的情报（知道射孔位置）、严格的训练（炮手打得准）、以及良好的协同（步兵知道炮火何时停，何时冲）。‘火力优先’的思想，其核心是‘用技术手段创造局部优势，减少步兵伤亡’。这个思想，即使只有一门炮，也是适用的。当然，这比我们有完备火力体系要难得多，但对部队的侦察、协同、纪律要求也更高。”
八路军的干部们听得频频点头，埋头记录。这种结合实际情况的讲解，比单纯展示先进装备更让他们有收获。
学习队的存在，自然瞒不过营地里的国军联络人员和王参谋。王参谋几次有意无意地向林晓表达“关切”：“林将军，这些八路人员，长期在营地活动，接触我军诸多事务，是否……有些不妥？毕竟双方隶属不同，恐生事端。”
林晓回答得滴水不漏：“王参谋多虑了。他们都是来学习抗日经验的基层军官，观摩的也都是非核心的日常训练和组织方法。如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交流经验有助于提升整体抗战力量。蒋委员长也提倡‘精诚团结’嘛。况且，我们光明正大，有何不妥？”
王参谋被噎得无话可说，只能暗中叮嘱手下加强监视。
学习进行了大约两周，效果显着。八路军的干部们不仅记下了厚厚的笔记，更在思维上受到了强烈冲击。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将看到的一些组织方法（如后勤分级管理、通讯网络架构、训练标准化）因地制宜地应用到自己的部队中去。离开前，杨立三代表学习队向林晓和“东方旅”表示了诚挚感谢，并试探性地提出，是否有可能在将来，由“东方旅”派出少量教官，到八路军控制区进行一些基础通讯、爆破或迫击炮操作的短期培训？
林晓考虑后，给出了谨慎而积极的回应：“派出教官涉及多方因素，目前难以承诺。但我们可以考虑提供一些基础的训练教材、通讯器材的简易操作手册，甚至通过安全渠道，支援少量急需的通用零件和药品。具体方式，我们可以再详谈。”
送走这批意犹未尽又充满干劲的“学生”，营地似乎恢复了往日的节奏。但雷诺却有些担忧地对林晓说：“旅座，我们和八路走得太近，重庆那边怕是已经记上一笔了。王参谋这几天，脸色一直不好看。”
林晓看着学习队留下的空帐篷，平静地说：“记上一笔是迟早的事。我们提供的是抗日经验交流，问心无愧。何况，这些八路军的干部，是真心来学打鬼子的本事的，比那些只想着争权夺利、背后下绊子的人，可爱得多。关系升温不是坏事，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当然，分寸要把握好。通知下面，和八路军的任何实质性物资往来，必须经过我批准，并且要绝对保密。我们不能给自己，也不能给他们，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他走到地图前，目光投向长江以南的广袤区域。“学生”们走了，但“教学”的影响已经开始扩散。而“东方旅”的下一个实战课题，也该提上日程了。上海周边的小打小闹已经不足以满足需求，也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复杂的局势。他需要一场更大规模、更具战略意义的行动，来进一步巩固地位，并为那个遥远的目标积累更多资本。华东日军的恐慌，需要再添一把猛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