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深夜，龙崎真带着户梶和伊崎瞬去了老松町。
出发前伊崎瞬在月读地下办公室里对着镜子整理了好一阵衣领，把领带系了又解，解了又系，反复了好几遍。
他在户亚留的时候从来不打领带。
来东京之后被雾沢仁说过好几次“你现在是月读的经理，不是铃兰的小混混”，才勉强学会打温莎结。
户梶靠在门框上看他折腾，说你去拆迁区又不是去相亲。
伊崎瞬说你不懂，老大说今天要去见的那个老太太是玲子小姐在记者会上扶起来的那个人，要是穿得太随便人家会觉得月读不靠谱，连累老大的形象。
户梶无语地看着他，把嘴里叼着的烟从左边换到右边，说你觉得老大需要你替他维持形象吗。
伊崎瞬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但还是把领带重新系了一遍——这次系得更紧，紧到喉结下面那一片皮肤都被勒出了极浅的红印。
他们到老松町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
港区的霓虹灯在身后很远的地方闪烁着，品川方向的运河上偶尔传来几声货轮的低鸣，被夜风拉得很长很闷，像是某种古老的、不愿被这座城市听见的叹息。
这片旧住宅区静得像一座被遗忘在繁华缝隙里的孤岛，没有街灯，没有人声，只有松田家门口那棵老松树在风里轻轻晃着，枝叶摩擦时发出极细密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翻一本旧相册。
松树的影子落在围墙上，被围挡缝隙里漏进来的月光拉得很长很暗，遮住了半条巷子。
巷口那面墙上还残留着白天被撕掉一半的拆迁通告，纸张边缘被雨水浸得发胀，右下角盖着的区役所公章已经被泡得模糊不清，只剩下一个很淡的红色残影，像一道很久以前留下的旧伤疤。
龙崎真站在巷口，没有急着走进去。
他先抬头看了看头顶那排早就断了电的电线杆——电线被人从中间剪断了，断口处还残留着几根被扯断的铜丝，在月光下泛着很淡的锈色，有几根铜丝被风吹得轻轻晃动，像某种被遗忘在半空中的蛛丝。
然后他低头看了看脚下的碎石路面，路面上有几道很深的轮胎印，宽度和纹路都不像普通轿车，更像是工程车或者小型推土机留下的——那些轮胎印从巷口一直延伸到拆迁区深处，把原本还算平整的路面碾得凹凸不平，有几块地砖被碾碎了，碎片散落在路面上。
巷子两侧的墙壁上溅满了各种颜色的油漆——有的是用刷子刷上去的，很大一片，颜色已经渗透了墙皮，刷痕的边缘因为反复涂刷而变得参差不齐；有的是用喷漆罐随手喷的，字迹潦草，写着“限期搬迁”“最后通牒”之类的字样，喷漆的颜色是刺眼的荧光橙，在月光下反而比白天更显眼。
有几家的窗玻璃碎得不太彻底，碎片还嵌在窗框上，边缘被月光照得泛着很冷的白光。
有一扇窗户用硬纸板临时遮住了，硬纸板上用透明胶带贴了一张手写的纸条：“再砸就不修了。”
字迹很工整，像是小孩子写的——笔画里还带着刚学写字时特有的那种过分用力——但纸条边角已经翘起来了，大概贴了很久，被雨水反复浸过，墨迹洇成了一团模糊的蓝黑色，只有最上面那行“再砸就不修了”还勉强能辨认。
户梶跟在龙崎真身后，手里拎着一箱矿泉水和几袋米。
他平时在月读负责外围安保，习惯了在巷口站着守夜，习惯了跟那些想闹事的小混混打交道——在歌舞伎町待了这么久，什么阵仗都见过：有人喝醉了砸场子，有人欠了赌债被追到后巷，有人带着刀想找调酒师报私仇。
但走进这片拆迁区之后，他发现自己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面对那些碎掉的窗户。
他在户亚留的时候也见过拆迁——城东区重建那段时间，九龙集团名下的旧楼被推平了好几栋，每一栋都是龙崎真亲自签的拆迁令，推土机开进去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但那不一样。
那些楼是九龙集团的空置资产，里面没有人住，推倒了也没人会心疼。
这里每一扇碎掉的窗户后面都住着人，每一面被喷了油漆的墙上都有一张撕了又贴、贴了又撕的纸条，每一道轮胎印都碾过那些人家门口的石板路。
他把矿泉水和米袋换到另一只手上，腾出右手按在腰间，随时准备应对任何从黑暗中冒出来的意外。
伊崎瞬跟在他后面，手里也拎着东西——两桶食用油和一袋大米，米袋上印着“新泻产越光米”的字样，油是雾沢仁从隔壁便利店拎过来的。
伊崎瞬一直在留意围墙拐角那些监控死角——他在月读管监控管了这么久，已经习惯了每到一个地方先判断视线盲区：那棵老松树的树干后面能藏至少两个人，巷口左侧那堵被推倒一半的围墙形成一个视觉死角，右侧那栋已经搬空了的废弃民房二楼的窗户正对松田家门口，如果有人想伏击，那个位置是最佳狙击点。
他把这些位置一个一个记在心里，然后加快脚步跟上前面的两个人。
松田家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很淡的暖黄色的灯光。
龙崎真敲了敲门，过了好一阵门才从里面被拉开。
松田静子站在门口，身上还穿着白天在商店街时那件素色的旧和服，头发用一根很旧的黑发夹别在脑后，几缕碎发从发夹边缘滑下来垂在耳侧。
松田看着那些东西，想说不用这么多，被龙崎真一句“明天早上做米饭用得上”堵了回去。
她把他们让进客厅。
客厅很小，大概只有几叠榻榻米的面积，但收拾得很干净——茶几上没有一粒灰，茶具摆放得整整齐齐。
墙角摆着一台很旧的电视机，屏幕上蒙着一层灰，大概很久没开过了——不是不想开，是电表被剪断之后她不敢再开太多电器，怕哪天电力公司的人来检查时发现她的电表被恶意破坏过太多次，会反过来怀疑是她自己干的。
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完的麦茶，旁边是一本翻开的相册，相册的边角已经磨得起了毛边，里面夹着的照片大多是黑白的。
有一张是一个穿着码头工人制服的男人，身材很壮，站在港口前面对着镜头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身后是一排排整齐码放的集装箱和一艘正在卸货的货轮。
龙崎真看了那张照片一会儿，说这是您先生吧。
松田点点头，说他以前在港区码头开货车，这张照片是他最后一次被工会评选为优秀员工时拍的，那天他回家特别高兴，说要带她和孩子去吃寿司。
然后她就想起那天晚上他确实带她们去了，点了很多盘，孩子吃到一半睡着了，是他一路抱着走回家的。
她把相册翻到另一页，指着一张褪色的彩色照片，上面是一栋两层的木造房子，外墙刷的是浅蓝色的油漆，门口摆着好几盆她丈夫种的牵牛花，藤蔓沿着门框往上爬了很高，花盆旁边放着一辆很小的儿童三轮车。
“这栋房子是他亲手刷的漆。
他说蓝色好看，像海。
后来他人走了，我每年都重新刷一遍漆，一直刷到前年，腿脚不方便了，爬不上梯子了，就再也没刷过。
现在这栋房子已经不在了，拆了一半，剩下一半——你们刚才在巷口看到的那堵墙就是我们家原来的外墙。”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调很平，没有任何自怜自艾。
几十年的独居生活把一个曾经会因为丈夫带回一束花而开心整天的年轻妻子磨成了一块被反复冲刷但始终没被冲走的石头——圆滑，安静，但内核坚硬。
她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看着茶几上那只缺了角的粗陶茶杯，沉默了好一阵，然后开始说那些拆迁的事。
说田村组的人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今年春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客客气气地按门铃，说他们是“大东京都市更新株式会社”的工作人员，代表开发商来跟居民谈拆迁补偿方案。
当时她还觉得这些人挺有礼貌的，给他们倒了茶，认真听他们把方案说完了，然后说价格太低了，比市场价少了将近一半，她没法接受。
对方笑着说没关系，您再考虑考虑，改天再来拜访，然后鞠了一躬就走了。
第二次来是几个星期之后，人数比上次多了一倍。
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和上次一样客气，但旁边多了几个穿黑色t恤的把胳膊抱在胸前站在门口，不说话，只是盯着她看。
她说她还是不能接受那个价格，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还是笑着说没关系，但这次他没有鞠躬，走的时候门口那几个人把门摔得很响，门框上的灰被震下来落在她刚泡好的茶里。
第三次来是再过了一个星期左右。
那天她不在家——她去给隔壁街一个行动不便的老邻居送饭——回来的时候发现门锁被撬了，门口那几盆牵牛花全部被人从根部踩断了，花盆碎了一地，泥土散在台阶上，花瓣被碾进泥里，颜色已经分不清是紫色还是红色。
屋里没有被偷任何东西——他们不是来偷东西的，他们是来告诉她，他们可以在她不在的时候进她的家。
她当天晚上报了警，警察来了，做了个笔录，拍了张照片，然后对她说这事很难查。
她说她能理解警察——他们只是没锁好门，确实没丢什么东西。
但从那天起她晚上不敢一个人关灯睡觉。
后来的事越来越多。
自来水管在外面被人锯断了两根，她找了隔壁街的水管工来修，修好了第二天又被锯断。
那个水管工第三次来的时候一边蹲在地上换管子一边跟她说，下次再被锯就不收她钱了，不过他建议她去区役所投诉，因为这种事不是意外，是有人在故意搞破坏。
她拿着水管工写给她的维修记录去区役所，接待她的窗口职员把记录翻了翻，说这属于邻里纠纷，建议她找町内会调解。
她问水电设施在公共区域被人恶意破坏怎么能算邻里纠纷，窗口职员说因为破坏者没有留下身份信息，无法确定是外部人员所为，按规定只能先按邻里纠纷处理。
她把维修记录收起来说了声谢谢，走了。
电表被人用钳子剪断，她报了电力公司，电力公司说这属于恶意破坏需要报警处理。
她又报了警，警察又来了，做了第二份笔录，拍了第二张照片，还是跟她说这事很难查。
再后来是半夜放鞭炮。
第一次放的时候她从梦里惊醒，以为是地震，赤脚跑到门口才发现门口的地上全是红色的鞭炮纸屑，纸屑上还残留着火药烧焦后的黑色斑点。
第二次放的时候她没睡——她坐在客厅里，听到门外有脚步声靠近，不止一个人，皮鞋底踩在碎石路面上发出的声音在深夜里格外清晰，然后是一声巨响，窗户玻璃被震碎了一块，碎片飞溅落在茶几上，把她先生那张遗像从墙上震下来摔碎了镜框。
她蹲在地上捡那些玻璃碎片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但一滴眼泪都没掉——眼泪早就被那些反复找上门来的推土机和反复被退回的投诉信蒸干了。
最后一次——大概是上个月——有人往她门缝里塞了一束花。
那束花插在一只很新的白色陶瓷小花瓶里，还附带了一张贺卡，上面写着“祝您搬家愉快”。
花瓶上系着一条彩色的丝带，在晨光下泛着很柔的光泽。
她把那束花放在茶几上看了很久很久，发现花瓶底部刻着一个小小的标记——就是那家附近花店的Logo，连丝带的颜色都和花店里最贵那一排花束上的完全相同。
她认识那个店老板，他的女儿是她看着长大的，小时候经常趴在他家店门口写作业，每次写完作业都会帮她给那几盆牵牛花浇水。
她盯着那只花瓶看了很久，忽然觉得比被人砸窗户更让她难受——不是因为她怕那束花，是因为送花的人连她认识谁都知道。
她不知道该怎么跟花店老板说这件事，也不知道该不该说——她怕说了之后花店老板会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怕他以后再见到她时会尴尬。
她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只是想让人知道：她不是不肯搬，是有人连最基本的尊重都不肯给她。
松田把这些事从头到尾讲完，语调从始至终都很平，像是在讲一件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但她的手一直放在那只缺了角的粗陶茶杯上，手指反复摩挲着杯沿那道被岁月磨得光滑的缺口，像是在摸一个已经没有感觉但还能摸到形状的旧伤口。
她说完了，沉默了好一阵，然后站起来走到厨房里，从柜子最深处掏出一个布包，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叠被反复折叠过很多次的文件——拆迁补偿协议、区议会的投诉回执、警察局的两份出警记录复印件，还有那张被摔碎后又重新粘好的遗像。
她把那张粘好的遗像放在茶几上，说这是她最后一次跟他说话——镜框碎了以后她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了，只能用胶带从背面粘起来。
胶带贴得很仔细，从背面粘了好几层，正面几乎看不出痕迹，只有对着光才能看到一道很细的接缝，像是皮肤上一道已经愈合了很久的旧疤痕。
龙崎真从进门之后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安静地听。
听完之后他把那张遗像从茶几上拿起来，用手轻轻摸了摸镜框上被粘过的裂缝——那不是普通的透明胶带，是用医用胶布剪成细条一片一片贴上去的，每一片都剪得很整齐，边角都压平了，像是有人跪在碎玻璃前花了一整个下午才把它拼回原样。
他盯着那道裂缝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遗像放回原处，站起来，让户梶把带来的矿泉水和米放在松田家门口。
他告诉松田，以后每天都会有人过来帮她修水管、修电表，不管被破坏多少次都会有人来修。
田村组的人如果再敢来砸窗户，会有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在巷口守着。
他不需要她付任何钱，也不需要她在任何文件上签字。
他只是想让她知道，那条街上的商铺老板们都在替她说话。
松田没有说话。
她低下头，用那双被冷水浸泡了几十年的手指反复摩挲着那只缺了角的粗陶茶杯边缘，嘴唇微微发颤，但最终什么话都没再说出口。
龙崎真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对她微微低了一下头，然后带着户梶和伊崎瞬推门出去。
巷子里很安静。
月光被头顶那棵老松树遮住了大半，只有几道极细的银灰色光斑从松针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巷口那片被拆迁队的工程车反复碾压过无数次的碎石路面上。
户梶站在松田家门口把那箱矿泉水码好，然后直起腰看着巷子深处那几栋已经被拆了一半的旧楼——那些楼的窗户全部被敲碎了，墙壁上残留着推土机铲斗划过的痕迹，在月光下看起来像是被某种巨大的爪子反复撕扯过的伤口。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吵醒那些已经睡了的人。
“老大，刚才松田说田村组的人第一次来的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我就想起去年城东区重建那会儿——我们拆九龙集团那些空置楼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人在背后这样骂我们。
我们从来没断过任何人的水电，从来没在别人门口放过鞭炮，从来没往别人门缝里塞花。”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认真，眉头是皱着的。
龙崎真正低头点烟，打火机的火苗在夜风中晃了好几下才稳定下来。
他把烟点着吸了一口，然后把打火机放回口袋里，语调不紧不慢。
“所以田村组该死。
不是因为他们跟真龙会是敌人——敌人多了去了，不一定要死。
是因为他们做事的底线比我们更低。
我们拆的是空楼，他们拆的是人住的房子；我们拿刀对刀、拿枪对枪，他们对老人断水断电半夜放鞭炮。
这些手段，真龙会从来不碰。
以前在户亚留不碰，以后在东京也不碰。
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善良，是因为我们不需要。
我们有更高效的方式——用规则对付暴力，用利益对付贪婪，用在阳光下能站得住的筹码对付那些只能躲在阴影里的手段。
田村组现在就只会躲在阴影里，所以他们怕光。
玲子明天在区议会上提出的第一轮质询，就是照进阴影的第一束光。”
户梶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
三个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巷子里交错重叠，踩在碎石路面上发出细碎的摩擦声。
经过巷口那面被撕掉一半的拆迁通告时，龙崎真停了一下，用打火机的火光凑近看了一眼通告上残存的文字——“根据港区城市规划条例第十八条……限期自行拆除……逾期将依法强制执行”。
他把打火机收起来，对着那张残破的通告吐出一口烟雾，然后转身继续往巷口走去。
夜风从港区方向吹过来，带着运河上极淡的水腥味和远处霓虹灯管在潮湿空气中发出的极细微的电流嗡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