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档案馆的木架上，一叠泛黄的信札透着陈年墨水的酸气。林晓雅戴着白手套，轻轻展开其中一封，拉丁文的字迹歪歪扭扭，旁边用毛笔写着几个笨拙的汉字：“天主即天也”。墨迹晕染的边缘，能看出写信人蘸墨时的犹豫。
“利玛窦这字儿，比我爷爷写的还抖。”她忍不住笑，指着信里的句子，“他把‘God’译成‘天主’，又怕中国人不懂，特意加了个‘天’，这不是给自己找别扭吗？”
王磊正翻着本《论语》拉丁文译本，书页里夹着张小纸条，是译者手写的批注：“‘仁’者，如父子之爱，似朋友之信，近于吾教之‘爱’。”他咂咂嘴：“这哪是翻译，明明是在找亲戚——把孔夫子的话往《圣经》上靠呢。”
“不是靠，是架桥。”迪卡拉底教授抱着个旧木箱走进来，箱子里装着些明末清初的玩意儿：一个画着圣母像的青花瓷盘，一本掺着《孟子》语录的祈祷书，最显眼的是个黄铜十字架，底座却刻着“忠君报国”四个篆字。
“教授您看这十字架，”周明指着底座，“把‘忠君’和‘信教’凑一块儿，当时的人能接受吗？”
迪卡拉底把十字架放在桌上，阳光从窗棂漏进来，在铜面上晃出细碎的光：“刚开始哪能啊。利玛窦刚到广东那会儿，穿僧袍，说自己是‘西僧’，结果老百姓看他高鼻深目，总把他当耍杂技的。后来他改穿儒衫，留胡子，跟士大夫聊《四书》，才慢慢有人搭理。”
他拿起那本《论语》译本：“你以为他愿意费劲翻译？是没办法。那会儿的中国文人，觉得除了孔孟之道，别的都是‘蛮夷之言’。利玛窦想让他们听自己讲上帝，就得先讲他们听得懂的话。比如‘仁’，他不直接说‘博爱’，而是说‘就像你们说的，爱人如己’，这是找个共同的坎儿，好让两边的脚都能踩上去。”
林晓雅忽然指着信里的“天主即天也”：“可‘天’在咱们这儿，有时候指老天爷，有时候指天道，跟‘God’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么译，不是糊弄人吗？”
“糊弄？也不全是。”迪卡拉底从箱子里抽出张利玛窦画的世界地图，明朝的“大明”被放在中间，欧洲缩在角落，“你看这地图，他明明知道地球是圆的，却故意把中国放中间，为啥？怕中国人觉得‘你们居然敢把我们放边上’，不高兴。翻译也是一个理，总得让对方先愿意听，才能慢慢说清楚。”
王磊摸着后脑勺笑：“跟我给我奶奶讲手机支付似的，我不说‘电子货币’，我说‘就像把钱存在卡里，刷一下就花了，不用带现金’，她老人家才明白。”
“这就叫‘找公约数’。”迪卡拉底点头，拿起那个画着圣母像的瓷盘，“这盘子是景德镇窑烧的，画圣母的却是中国工匠。你看圣母的袍子，明明是欧洲样式，却用了咱们的青花料，衣褶画得跟宋画里的菩萨似的。工匠不懂《圣经》，但他知道怎么画才好看，买盘子的中国人也觉得‘这洋菩萨看着不吓人’，这就是翻译的魔力——各让一步，就有了新东西。”
周明突然指着祈祷书里的句子：“这里把‘忏悔’译成‘反省’，把‘救赎’译成‘改过’，简直是把基督教的词往儒学里套。会不会译着译着，连他们自己都忘了原来的意思？”
“还真有过。”迪卡拉底的语气沉了些，“后来罗马教会不乐意了，说利玛窦他们‘把教义译歪了’，不准再用‘天’译‘God’，也不准教徒祭孔。结果呢？士大夫觉得‘你们这教太霸道’，老百姓也不待见了，架好的桥差点塌了。”
他顿了顿，摩挲着十字架上的“忠君报国”：“翻译从来不是简单的换词，是把对方的心思装进自己的话里，还得让对方觉得‘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利玛窦他们的聪明，在于知道‘不能硬来’；可惜后来的人忘了，觉得‘就得按我的来’，结果路就堵死了。”
阳光慢慢移过桌面，照在那本《论语》译本上，拉丁文的注释和汉字的原文交叠在一起，像两种藤蔓缠在一块儿。林晓雅轻轻合上信札，仿佛听见四百年前，利玛窦趴在案头，一边查《说文解字》，一边问身边的中国秀才：“‘天主’这词，听着顺耳不？要不改成‘上帝’试试？”
迪卡拉底把东西放回箱子：“楼下展厅有本清初的《崇祯历书》，是徐光启和传教士合编的，里面既有西洋历法，又引了《尚书》里的天文记载，那才是翻译的最高境界——不光译词，还译智慧。”
一行人往楼下走，王磊还在念叨：“看来不管说啥话，先得让对方觉得‘你懂我’，不然说再多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