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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贾似道于朝堂内部搞大清洗运动之时,朝堂之外的军营中,他的‘好哥们’——吕文德也在积极地培养自己的势力。

但他的面前,却一直有一个拦路虎。

这个拦路虎叫刘整。

此时的元朝与南宋,一直在两淮、襄樊、川中一线正面对峙,其中两淮所恃,乃是淮水,因为蒙古骑兵不擅长水战,而且元军之中水军稀少,故此南宋的水军大部分集中于此,领军之将亦大部分为水军将领。

而襄樊一带,所恃者为长江,其中重镇襄阳、樊城、鄂州等地无不以长江作为天然屏障来拒敌,作为朝中武将第一人的吕文德便常年据守于此,时刻防备元军入侵。

至于川中地区,则是依仗原四川制置使余阶所筑造的山城顽强抵抗,依托四川境内的各处山峰天险来层层截击元军,各处关隘、州府之守将皆为善山地战之人。

但刘整却是个例外,他是个极其擅长水战的将领,可他的驻防地在四川泸州。

此人之所以没能发挥自己的长处,留在两淮统领水军,其实并不是朝廷不愿意重用他,而是跟他自己的出身有关。

刘整,是“北军”。

前面我们曾讲过,南宋朝廷上下,对于从金国投奔过来的“北军”是很提防的,两淮之地临近南宋都城临安,皇帝自然不放心让他这么一个“北军”来驻守。

更何况,刘整此人,战斗力极强!

在投奔了南宋朝廷之后,刘整先是在时任京湖制置使赵方的麾下作战,史载其“沉毅有智谋,善骑射”,为南宋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赵方却依然不信任他,在临死之前对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大聪明”——赵葵嘱咐道:“刘整才气横溢,汝辈不能用,宜杀之,勿留为异日患。”

但赵葵身为一代“大聪明”,自然不可能听他爹的话,反而将刘整推荐给了南宋名将——孟珙。

在孟珙的麾下,刘整彻底爆发了他在军事上的天赋。

孟珙率军攻打金国信阳时,刘整主动请缨担任先锋,率领十二名勇士发动夜袭,先是渡过了护城河,而后又越过重重阻碍攀登到了城墙之上,如果是一个正常人,此时只需要砍断吊桥的绳索,打开城门放大军入城就大功告成了。

但刘整偏不,在登上城头之后,这位大哥带着身后的十二名勇士一路杀进太守府,将守将生擒,而后又从尸山血海之中杀了出来,打开城门后派人回去报信,自己则带着敌军守将端坐于城门之内等待大军的到来。

哪怕是作为南宋第一猛人的孟珙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不淡定了,因为五代时期的名将李存孝率十八骑拔洛阳,而今刘整仅凭十二人夺信阳,自此称呼其为“赛存孝”。

但在孟珙死后,刘整又因为“北军”的身份而不被重用,直到李曾伯被委任为四川制置使后,认为不能埋没了如此猛将,于是便向朝廷申请,将其调入自己麾下,带着他入蜀征战。

而刘整也没有辜负李曾伯的期望,在川中作战之时屡立战功,最终因战功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

身为“北军”,却以战功而居于大部分‘南军’之上,这就引起了许多“南军”武将的不满,其中最甚者,就是吕文德。

身为目前南宋军中的第一人,吕文德自然希望在作战之时对于各处都能做到如臂使指,可刘整却一直不太愿意听从他的指挥,因为虽然此时的吕文德除了担任京湖制置使之外,还兼着四川策应使,算是刘整名义上的上司,但他却没有直接指挥川中军马的权力,再加上其常年身处襄樊,而战场上的局势又瞬息万变,若是事事都向他禀报,定然会贻误战机。

更何况刘整自己心里也清楚,自己身为“北军”目前在南宋的代表人物,若是主动向吕文德这个“南军”第一人低头,那么“北军”在朝中将会更加受歧视。

不过这样一来,二人的梁子就算结下了,而且因为立场不同,还无法调和。或许是受到了贾似道的熏陶,对于不愿意服从的人,吕文德的做法也很极端。

你刘整不是不愿意听我的么?觉得我是襄樊战场的主官,管不到你川中战场的头上?

那我就把你的直属上司换成我的人!

时任四川制置副使的俞兴,与刘整有旧仇,因为在俞兴担任嘉定(今四川省乐山市)知府的时候,曾经被一支蒙古军队攻打,刘整亲率大军前去救援,经过一番苦战打退蒙古人之后,俞兴竟然不来迎送,也没设宴犒劳军将,而是在刘整返回驻地之后,派了一个小吏带着几头羊、几瓶酒来到营中,宣称替俞兴犒军。

其实由此就能看出,南宋内部对于“北军”的歧视是很严重的,若是换成任何一个“南军”将领,俞兴都不会做出如此之举,但俞兴却小瞧了刘整,一个敢仅率十二人就去夺城的人岂是易与之辈?

面对着如此羞辱,刘整暴怒不已,将俞兴派来的小吏打了一百军杖,而后又派人将几乎被打死的小吏‘送’回了嘉定府。

俞兴自知理亏,也没办法去追究刘整的责任,但刘整身为一个“北军”却如此猖狂,也让俞兴对他的印象更加恶劣,二人就此结怨。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吕文德主动推荐俞兴担任四川制置使,而身在朝中的贾似道面对着“好哥们”的推荐,自然是大笔一挥,准了!

此时的刘整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俞兴和吕文德能够以国事为重,暂时搁置与自己的私人恩怨,但事实证明他想多。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哪有搁置一说?

在俞兴到任之后,立即开始推行贾似道所创立的“打算法”。

所谓“打算法”,名义上是核实战时的军费支出情况,实际上就是以此为借口,打击那些不愿意归附于自己的将领。

在负责“打算法”审查的官员入营查账时,跟自己一条战线的自然万事大吉,但若是跟自己有仇怨的将领,就会把他们作战或训练时所支取的钱粮、经费、军饷都仔细查阅一遍。

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要有人愿意刨根问底,就没有任何一个将领是干净的,哪怕是最清廉的将领也有吃“空饷”养活自己家丁的情况,因为在打仗之时,临时招募的士兵战斗力其实很弱,大多是担任炮灰的角色,武将们的家丁往往才是作战的主力,负责担任斥候、先锋、突击队等重要岗位,同时也负责担任将领的亲兵和执法队的角色,他们才算得上是职业军人,但他们却并不效忠于皇帝,而是效忠于武将本人,所以他们的武器、盔甲、医疗、日常训练等等都由武将自己来负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仅凭武将那点微薄的收入,根本养活不了他们,所以大部分的领军武将都会虚报一部分“空饷”来养活他们,朝中各级官员对此也都心知肚明,只不过从来不拿到明面上来说罢了。

但这只是一般的情况,若是有心人执意要查,那私养甲士、贪墨军饷定然是重罪,轻则贬官流放,重则下狱杀头。

而俞兴刚刚到任便推行“打算法“,并且立即派遣官员前往泸州,其中的目的不言而喻。

但刘整却依然还想再挣扎一下,他派亲信带着重金前去贿赂俞兴,却被俞兴赶了出来;于是他又命人前往江陵,去向俞兴的母亲行贿,希望她能替自己说说好话,但俞兴依旧不为所动。

到了这时候,刘整再不醒悟那就是傻了。

吕文德和俞兴这是准备把自己送上断头台啊!

但他身为一个“北军“,在朝中毫无根基,想向上伸冤都没有门路,不过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态度,他还是派使者带着自己的书信去了都城临安,希望能够直达天听,引起宋理宗的重视,让皇帝替自己伸冤。

可没过多久,使者便传回了消息,为朝廷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曹士雄与向士壁已死于“打算法“之下,自己的老上司李曾伯也被解甲归田。

刘整这时才悲哀地发现,偌大的南宋朝廷,竟已然没有自己这一介武夫的容身之地。

他娘的!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天大地大,又不是你南宋朝廷一家独大!

你想干掉老子,老子还不伺候你了呢!

公元1261年六月,南宋泸州守将刘整因为受到吕文德及俞兴等人的排挤与忌陷,自身难保之下率泸州及所属的十五郡、百姓三十万户投降元朝,忽必烈闻讯大喜,任命他为夔府行省兼安抚使。

消息传回临安后,宋理宗勃然大怒,命俞兴率军讨伐刘整,刘整则背水一战,将家产尽皆分发给麾下兵卒,经过数日激战彻底击溃俞兴所率的宋军。

公元1262年,刘整以降将的身份前往北方朝见忽必烈,忽必烈授任他为行中书省于成都路、潼川路,仍兼都元帅一职,但这就引起了常年经略成都的汉军万户刘黑马一系的不满,此时刘黑马虽死,但成都却一直被他的儿子刘元振所控制,刘整的出现无疑是破坏了成都的政治局势。

刘整深知其中利害,也自知刚入元庭,不宜树立政敌,更何况自己投降元朝,当时还未去世的刘黑马便是自己与元庭的中间人,自己若是贸然接受了这一职位,无疑会落下一个忘恩负义的名声,遂坚辞不受。忽必烈见他态度坚决,于是改任其为潼川都元帅,刘整这才拜谢皇恩,接受了官符印信。

1263年五月,南宋朝廷派大将高达、温和率军进攻成都,刘整奉命前往驰援,宋军听闻 “赛存孝“至,急忙撤退,而后改向潼川方向进攻。

但潼川乃是刘整的防区,他自然不愿让宋军入境,于是又率军回返,于锦江大败宋军,斩首千余。

至元四年(1267年),刘整再次前往大都面圣,忽必烈向他询问对于征伐南宋的意见,刘整遂献策——“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

在此之前,蒙古人若想南下,基本都以四川为主攻方向,而荆襄与两淮多为牵制宋军之用。

这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毕竟不管是两淮还是荆襄,都是水系发达的地域,而蒙古人不擅长水战,自然不会‘以己之短攻敌之长’。

但这一切随着刘整的到来,将彻底改变。

别忘了,刘整本身就是一员擅长水战的将领。

听闻了他的建议之后,忽必烈也认为十分可行,因为荆襄地区位于南宋抵御蒙古所设防御线的最中央,若是攻下襄樊,长江中游的重镇——鄂州就会失去屏障。

而鄂州一失,南宋所设的千里江防就会被从中截断,首尾不能相顾,川蜀与宋廷之间的联系也会彻底断绝,元军无论是向西进攻川蜀,还是向东沿江而下攻打两淮,亦或者直接南下进取湖广,都将在无阻碍。但忽必烈也不傻,毕竟此时驻守荆襄的乃是南宋名将吕文德,想要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动兵,岂能逃过他的监视?

对于如何解决吕文德这个心腹大患,刘整早有研究,毕竟二人有着深仇大恨,他不止一次地研究过吕文德的个人性格和作战特点,深知吕文德的性格缺陷就是——贪财。

针对他的这个特点,刘整给忽必烈的建议是“可以利诱”。

于是,忽必烈派使者前去鄂州行贿吕文德,吕文德果然见钱眼开,同意了蒙古人想要在襄阳城外建设“榷场”(que,音同‘却’,意为邻国之间互市的市场)的要求。但榷场建设到一半,忽必烈又派人给吕文德送上厚礼,以“南人无信”为借口,想要在榷场外围修建外墙用来保护货物。

吕文德虽然贪财,但他不傻,蒙古人的小伎俩被他看的清清楚楚,什么“南人无信”,保护货物都是假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建城,作为日后南下侵宋的前沿阵地,所以对于这种无礼的要求,他当场便严词拒绝了。

眼见着吕文德这条路被堵死了,忽必烈也不气馁,又派人贿赂了他身边的亲吏陈文彬,此人收了好处之后便向吕文德进谗言道:“榷场成,我之利也,且可因以通和好。”

吕文德思索之后觉得也不无道理,毕竟南宋的邻国现在只有大元一家,现今两国局势紧张,很多北方特产在南方都已断了供应,若是恢复互市,定会使两国之间的关系缓和,宋理宗一定会更加欣赏自己,而且互市一开,获利最大者必然是朝中的那些权臣勋贵,自己在朝中也会收获一波好感,这一切都让目前一心沉醉于仕途的他无比心动。

在这样的想法驱使之下,吕文德如同鬼迷心窍一般,竟然鬼使神差地同意了对方的请求,允许他们在榷场外建设一座土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