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领域对此已经有了一个共识：经历重大事件时，我们对信息的处理，并不是像录像机一样，将整件事原封不动地刻录进大脑。记忆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但基本上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信息的获得阶段。也就是对事件的感知，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是你对于事件的初步感受。第二是信息的保持阶段。也就是从感知，到最终回忆起某个信息之间的那段时间。第三是信息的提取阶段，我们会在这个阶段对之前储存的信息进行回忆。
请注意，在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后，想要通过记忆完全还原现实，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可以说，每一个阶段都要经历重重困难，复杂且难以避免。
先来看记忆的感知阶段。
在这个阶段，目击者本人的心理状态，就会造成认知上的偏差。比如，目击者的精神压力。
有研究显示，人在精神压力大的情况下，往往只会集中关注事件的某几个特征，忽略掉其他的细节。案件中更是如此。很多暴力事件的亲历者，他们的绝大多数注意力，都会不自觉地，聚焦在犯罪者手中的武器上。几乎没有什么余力，再去关注事件发生时周围的环境、袭击者长什么样子这些信息。这在心理学里还有一个术语，叫作“武器聚焦”。
可想而知，如果事情发生时，目击者的注意力，根本不在罪犯样貌上，而事后却让他们来指认，当天看到的人是谁。这样的证词和结果，明显值得怀疑。
再比如，人们的主观预期，也会造成目击者认知上的偏差。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案件：20世纪50年代，一行五人开着车外出狩猎。在途经一片田地时，车子陷在了雪地里，动不了了。于是，其中两人去附近的农舍请求帮助。其他三人留在原地。去农舍的两人刚走到一半，突然又觉得，找人帮忙，其实不需要两个人，不如留下一个在附近山坡上随便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想要狩猎的鹿。
这时，留守的人隐约看到，附近山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便叫来了朋友说：“你看，那是不是只鹿？”朋友觉得也是。他们便举起了猎枪，朝那个方向射击。只见那只鹿向前跌了一跤，发出一声惊叫。听起来，似乎就是受伤时的哀鸣。朋友接着喊道：“别让他跑了，帮我捉住它！”于是，他们又开了第二枪、第三枪……直到两人跑了过去，这时才惊恐地发现，那根本不是鹿，而是他们的朋友，已经中弹身亡。后来在法庭上，开枪的男子承认，他当时脑子里想的、眼睛里看到的，确实都是那只鹿。
这起可怕的事件，显然就是由于错误预期造成的。猎人满心期待地寻找鹿的踪迹，看到有东西在动，便认为发现了猎物。他想要听到鹿的鸣叫，便将朋友的惊叫听成了鹿的哀鸣。
曾经有位叫作惠普尔的心理学家这样说道：“（人们对于事物的）观察，特别容易受预期的影响，但这很可能让人产生错觉……我们耳闻目睹的，往往是我们期望看到和听到的东西。”
刚刚说到的案件，属于临时性预期。如果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临时性预期的重要影响，在做出重要反应或决定时，多花一些精力，去留意其他信息，也许就能避免类似的事故。
但是，还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在潜移默化地、持久地让我们对事件做出各种预期。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导致我们的感知错误。
有种典型的思维定式，叫作文化预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刻板印象。就像很多人都认为，亚洲人都特别整洁、欧美人比较开朗，某些特定人群，一眼看上去就明显有暴力倾向等等。
有研究人员对此做了一系列实验，结果发现，人们的确会以事物常见的状态，来感知和记忆它们。有很多参与实验的人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他们在回忆图片上的情景时，会把原本位于街道中央的药店，说成是在街角。因为他们那个地方的药店，通常是在两条街道的交会处。图片上画着的，明明是满载着炸药的红十字会救护车。多数人在回忆时，却说载着的是医疗用品。因为他们觉得，红十字会的车，“本就应该”是用于医疗的。
你看，刻板印象无处不在，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却不得而知。尤其是在取证、庭审这类，会对他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中，文化预期、我们个人的偏见，都是要被严格排除的干扰因素。
说完了目击者本人的心理状态，在记忆的感知阶段，事件本身也会干扰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很多研究都发现，那些独特、鲜明、新奇的场面，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那些常规、平凡、微不足道的情形，则很少被人记在心上。这些结论都很好理解，已经成了共识，就不再多说。
我们来看另一个，影响人们对信息感知的重要因素——事件的暴力程度。
有心理学家制作了两份录像，开头和结尾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是，一份是暴力版：影片中的警察直接殴打了另外一人；另一份是非暴力版：双方只有言语上的交锋。他们请来了两组人，分别观看两个不同的版本。
结果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观看暴力版视频的人，回忆能力明显弱了很多。这可能印证了我们最早说过的，压力会让人们的感知能力下降。
但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这个结论，对于司法判定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对于那些能够引起强烈情绪的事件，在判断证词时，要格外慎重。
好了，刚才讲到的是记忆的感知阶段。我们会发现，记忆才刚刚开始，就有这么多的因素，导致我们获取到的信息，本身就是扭曲，甚至是错误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恰巧有位神奇的目击者，在感知阶段，巧妙地避开了所有的坑，完整无误地将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必要的细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么，我们的这位“优质证人”，是不是就可以完美地还原事实了？
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记忆的保持阶段，依然会有各种因素，试图入侵，甚至改变他的记忆。
第二部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保持阶段，我们的记忆会遇到哪些挑战。
第一个挑战，作者概括为“事后信息”。
在目睹过一起重大事件后，我们对这件事的关注，通常不会就此停止。在之后的时间里，我们还会不断地接触到与此相关的新信息。比如，有人当场目睹了一场车祸，第二天才从新闻上看到，司机出事前是喝了酒的。或者有人看到了一起争端，随后听朋友介绍了这场争执的前因后果。有相当多的研究都发现，这些事后才了解到的信息，能直接改变目击者的记忆。
本书的作者曾经在认知心理学课堂上，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项有趣的作业：让学生去在别人的脑海中，制造一段本不存在的记忆。这事，是不是听起来挺难的？但结果却令人震惊：人为制造记忆，并且还能让人觉得真实，其实很轻松。
其中一组学生是这么做的：两名女生，背着一个大包走进火车站。她们故意将背包留在车站的长椅上，然后双双离开，装作去看时刻表。这时，另外一名男同学入场，他在这个实验里，扮演小偷的角色。只见他偷偷摸摸地将手伸进包里，假装摸出了什么东西，塞进外套，然后飞快地走掉了。
女同学回来后，发现有人动过自己的包，随即惊呼道：“天呐，我的录音机不见了！”然后开始碎碎念，让旁边的人听到更多细节：“这是我老板借给我的、这录音机超贵的……”当然，那名男生其实什么也没有拿，录音机是这两名女同学制造的虚假信息。两名女生一边抱怨，一边不时地向周围的目击者询问，努力让他们回忆一些细节。她们还向周围的目击者们要来了电话。
一周后，另一名同学扮演“保险代理人”，打电话给这些目击者，声称要对失窃经过例行调查。他请目击者们尽量回忆所有能够想到的细节。最后，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您看到那台录音机了吗？”尽管根本不存在什么录音机，但仍有超过半数的目击者，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看到了！而且，说的是相当详细。有人说是灰色的，有人说是黑色的，有人说录音机是装在盒子里的，还有人说录音机带着天线……
你看，“录音机”这个本不存在的物体，就这样通过事后信息，被渗透进了目击者的记忆中，真是令人防不胜防。不但如此，想要修改目击者的记忆，不一定非要用语言或文字的形式，实际上，人们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说话的语气、眼神视线、身体姿态这些细小的动作，都能传达想法，甚至影响记忆。
比如，有调查发现，在目击者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指认时，警察只要不自觉地多看嫌疑人几眼，或是说话时语气有变化，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动摇目击者的想法。所以有人提出：“指认最要紧的原则就是，每位目击者必须单独观察列队，不能由其他目击者或相关人员陪同。”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防止各种各样的事后信息干扰我们的记忆。
说到这，你一定会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们相信看到了并不存在的录音机？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被改变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们理解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至关重要。为此，作者还做了一项研究：她请参与实验的人员观看了一段视频，这段视频的内容是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将参与实验的人分为了两组。第一组被问到的问题是：“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两辆车猛烈撞击（smashed）时的时速有多快？”而第二组被问到的问题是：“车祸发生的那一瞬间，两辆车碰在一起（hit）时的时速有多快？”请注意，问题的区别是“猛烈撞击（smashed）”和“碰在一起（hit）”这两个关键词。
一周后，再次将这些人召回，不再观看录像，直接请他们回答一个新问题。新问题是：“在这起事故中，你当时有没有看到碎玻璃？”事实上，视频里的车祸现场，并没有出现碎玻璃，但我们都知道，由于车速过快而引发的交通事故，通常都会撞碎玻璃。结果是，那些之前在问题中看到“猛烈撞击”一词的人，更倾向于回答：“我确实看到了碎玻璃。”
作者对这个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在发生复杂事件时，有两种信息会进入我们的记忆。第一种，是在感知原始事件时收集到的信息；第二种，是事件发生后获取的外部信息。久而久之，这两种不同来源的信息，会在我们大脑中合二为一，使得我们分辨不出自己的回忆到底源自何处。我们大脑偏爱的，从来都是一段完整的记忆。就像我们上面说的实验，人们首先会对视频中的车祸，在头脑中形成表征，一些零散的信息进入记忆。然后，研究人员问“两辆车猛烈撞击时的时速有多快？”由此提供了一条外部信息。两种信息相互整合后，人们记忆中的车祸现场，就变得比真实情况更加严重了。
事后信息，是记忆在保持阶段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也可以理解为来自外部的挑战。具体来说，就是目击者本人内心的想法、心愿和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