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从土豆这一神物传入华夏大地之后，大清百姓们的生活是得到改善的。
可清朝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建州女真联合草原蒙古，在大明内乱之际趁乱夺得了神器。
而且，清朝毕竟是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的，为了可以提高八旗子弟的身份地位，保证他们的荣华富贵。
跟着打入京城中的八旗子弟，一般每月可以领到2到4两银子以及一石左右的粮食，而不在京城之内的八旗子弟，一半一个月可以领1到2两银子，半石左右的粮食，甚至就连他们的家属们也获得了一定的特权，他们在清廷入关之后获得了大量的世袭土地。
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就算是最普通的下等士兵，都可以分配到十余亩的土地，职位更高，分配到的土地更多。
这些人拿到土地之后，往往会将土地出租给汉人耕种，而自己则像是一个地主老财一样躺在家里负责收租也就是了。
随着安逸的生活过得久了，这些八旗子弟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斗志，满人更是觉得自己比汉人高贵，整天就只知道吃喝玩乐，整个国家的上层阶级，逐渐地失去了奋斗的想法。
久而久之，这些八旗子弟就成为了清廷专门负责供养，这就与大明末期遇到的情况一样，甚至比大明遇到的情况还要严重，毕竟一个大家族的人数终究是跟整个民族的人比不了的。
除了这些好吃懒做的八旗子弟作为负担之外，大清还要时刻盯防着比满人数量多得多的汉人反叛，大元的历史已经给他们足够的教训，汉人，就不是那种会卑躬屈膝、自甘认命的民族。
为了限制汉人的野心，朝廷只能想尽办法将每个汉民每年收入多少银子都算的清清楚楚，在汉民收入的数额下，大清严格控制赋税，给汉民希望又不会让他们有余力去思考什么大事。
而且，清代虽然号称永不加赋，但自古以来，汉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永不加赋这条规则不过就是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毕竟，赋与税是两个东西，永不加赋并不代表着不会加税啊。
尤其是万历年间的张居正实施了一条鞭法开始，之前的粮食以及各类矿产作为税收已经成为了历史，而白银成为了唯一的法定货币。
自此之后，其实田赋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税银才是朝廷需要的大头。
更别说大清还在想方设法地要让汉人生不出别的心思出来。
那种不管怎么努力，始终却是实现不了的绝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但那种望山跑死马的绝望感，真的是会将一个人的任何想法给抹杀的。
“那殿下觉得，我大明以后何去何从？”
朱元璋要求户部存粮，而且还要存五百年的粮食用来抵抗大灾，这件事本就没有隐瞒他们这些大人，吏部尚书自然会担心所谓的灾年到来之后，大明要怎么办。
“其实，不管怎么做，大明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就算是现在天降祥瑞，真的出现了什么高产的粮食作物，那大明也不过就是多苟延残喘几年，大明会灭亡的最终原因，不过就是一个常见的历史规律罢了。”
王朝周期，不仅气候会有周期，就连王朝建立与灭亡，那也是有所谓的王朝周期的。
这种王朝周期，是任何一个王朝都躲不过的，就连表面上看着像是被外国侵略以及国内反抗力量推翻的大清，要是仔细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要是没有外部的那些坚枪利炮的影响，想必在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之下，大清就应该灭亡了。
长达五百年的小冰期不过是大明灭亡的直接原因，就算是没有小冰期，大明也不会延续多久的。
朱雄英看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大明问题，那就是不断地扩大土地的人口承载极限，通过这种方式，在加上各种科技工艺的发展，逐渐地，后世的那些良种一定会被逐渐地发现。
在高产粮种的支持下，一亩土地可以供养的百姓人数一定会是之前的数十倍。
华夏近代，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出现过三次人口高峰，第一次是1951年到1958年，七年共增加人口万人，平均每年净增长人口1500多万；
第二次是1963年到1976年，十三年新增加人口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人口1702万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平均每年增加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
第三次是1985年到1991年，六年共新增加人口近1亿，平均每年净增加1600万。
在庞大的人口增长之下，很快地华夏人口数就上涨到了十几亿人口，这与抗战时期高呼的四万万民众，实在是涨了将近三倍。
可以说，历史上发展最迅速的，那就是土地供养压力最小，人口锐减之后急速增长的那段时间。
而根据统计，这个人口增长的周期，其实也就是三百年左右。
所以，王朝周期是因为土地的最大承载力的问题，并不是农作物的问题，因为人口的增长是与农作物的产量正相关的。
“土地承载能力？”
“是的，一个王朝，刚建立之初，肯定是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在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之下，人口、经济、税收等一切肯定是会迎来一波巨大的发展的，在发展最快速的那几十年里，很容易的就会形成盛世，史书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无一不是刚好碰到了人口锐减、土地供养压力最小以及人地矛盾缓和之后的产物。”
朱雄英的一番话，彻底地让眼前的这君臣两人傻了眼。
在他们的认知中，王朝之所以会形成盛世，无非就是因为君主的圣明、臣子们的辅佐，两相作用之下，这才造就了这么一个盛世之景出来。
可没想到，在朱雄英心里，这一切原来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爷爷，这就是现实！”
朱雄英无意打破他们的三观，可是事实终究就是事实。
三国演义之中就有：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说白了，这就是一种王朝周期的表现。
“那你说的这个王朝周期，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打破？难道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其实想要跳出王朝周期这个怪圈也很容易，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改变大明现在的经济体制，放弃小农经济，便可以跳出王朝周期。”
“小农经济？殿下，不知何为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顾名思义，就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主要是以满足一家一户的基本生活需求为目标。”
“简而言之，就是通过种田养活一大家子的经济，我们大明主要就是以农业为主，所以也就属于小农经济。”
“不行，农乃民之本，国本不可动！”
明初，朱元璋以及一干大臣选择主张重农抑商，那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考量的：
首先商人这个群体是通过各处奔走获取大量财富的，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就算有钱朝廷也视其为流民。
其次，商人各处奔走，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废朝难管理，收税都找不到人，所以在封建政府眼里，商人就是毫无价值的社会蛀虫。
最后，在获得大量的财富之后，商人们往往会大量的购买土地，这就造成了土地兼并，也就变相的增加了失地农民的数量，造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有这三个原因在前，再加上他早年间的经历，让他深知劳苦大众的不容易，因此自立国以来，太祖高皇帝便实施轻徭薄赋的惠农政策，并让身边皇子、大臣深深的铭记住百姓的艰苦要把惠农政策坚持下去。
受到太祖高皇帝的影响，建文帝、成祖高皇帝、仁宗皇帝和宣宗皇帝都实行了轻徭薄赋爱惜民力的政策。
不仅如此，古代还歪解了士农工商，明初，四民顺序为“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为四民之末，即比奴婢的地位稍高一等。
而且在商人穿衣方面明文规定，家中有一人经商，全家不可用绸、纱，只可用绢和棉布;并且大明朝廷承袭古制，规定商人及其后代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也就断了商人企图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改变阶层命运的后路。
“我何时说过要废除农事了？”
朱雄英很是奇怪，难道刚刚是自己记错了？！
自己有说过要将农业给废除吗？
不要逗了好吧，就算是那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不敢放言说要将农业给废除，自己这个小身板怎么可能会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
这事污蔑！赤裸裸的污蔑！
这么大的一顶帽子，朱雄英这个小身板子可承受不住！
“那你的意思是？”
“我说的是改变，也就是说可以将整个大明的着重点转移到商业、手工业上！”
这次，朱雄英可是一点模糊词都不敢说，就怕这些人再给自己扣下个什么黑锅下来，让自己好不容易的穿越成为遗臭万年的存在。
“爷爷，你不觉得现在我们大明的农业有问题吗？”
历史书上，确实描写过古代农民的劳作场景：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白居易《观刈麦》
一家十几口人，一年到头就指着家里的那几亩良田过活。
从能下地的稚童到步履蹒跚的老妪，只要到了农忙之时，那都是要参与到农事之中的。
可这么多劳动力撒下去，除去家里人的吃穿嚼用，竟然积攒不下多少银钱下来。
可要是家里有人在外经商或有一门拿的出去的手艺，那除去田里刨出的粮食之外，每个家庭都会多出一份进项。
久而久之，当副业挣到的银钱比主业挣到的还要多之时，就算是再冥顽不灵的人也知道两者应该怎样抉择。
“这要是商业发展的太快，会不会造成农业的动荡？！”
处于吏部尚书这个位置，自然清楚下面的这些商人们跑的活计能有多挣钱。
就算是他们这些世家，那家族里也是有人专门负责经商的，不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怎么可能光是凭着家里的那些田产就能活的这么精细。
“所以，我们大明的税务必须要转移到商业方面，对于商税，我们必须要重视！”
这话，朱雄英早就想说了，可作为大明的皇长孙，要是没头没脑地直接站到爷爷面前这样大放厥词，爷爷肯定会多想，毕竟一个国家的税务那才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
“可商人毕竟是四海之内到处跑，我们又不是他们府上的账房，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商人到底挣到了多少钱，要是这些商人欺上瞒下怎么办？”
之前就说了，因为没有全国性质的权威银行存在，朝廷并不能得到这些人的准确收入，为了不让这些人欺上瞒下，朝廷索性就直接重农抑商，从根本上打消这些人逃税的可能。
“欺上瞒下，可以啊，能装的了一时有本事他们就装一辈子，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人具体挣到了多少钱，完全可以用入税钱财的标准来观察这些商人平时的生活，要是超额太多的话，那就代表他们欺君！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株连九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