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的灯还亮着，冷白色的光落在桌面上，把那张监控截图上白鹤年的轮廓照得格外清楚。许领导没有多留，只留下一句话：“他找你，你就给他。不找你，你就像平常那样活着。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偶尔加个班。把该做的事都继续做下去，不要停，不要等。他在暗处，你在明处。他会来找你的，因为他觉得你是他最后的底牌。在那之前，你什么都不能露。”
韩振国被送回了单位，进了办公室，他的同事看见他，随口问了一句：“老韩，去哪儿了？”他端起保温杯喝了一口水，说去省厅开个小会。同事没有多问，低头继续整理材料。韩振国在办公桌前坐下，打开电脑，处理了一上午积压的审批文件和一件正在侦办的跨省毒品案卷宗，又批了几份需要他签字的行动方案。他看得很仔细，每一个数字都核对过，每一行字都读完了，签字写得工工整整。
午休的时候，他去食堂吃饭。打了二两米饭、一荤一素，又舀了一碗汤，坐在靠墙的位子上慢慢地吃。有同事过来跟他拼桌，聊了几句局里的琐事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谁的车又被人剐蹭了。他顺着话头接了几句，不冷不热，和平时一模一样。吃完饭他起身收拾餐盘，跟同事打了声招呼，回到办公室，靠在椅子上闭上眼睛休息了十五分钟。
下午两点，他照常参加了缉毒支队的工作例会，发言的时候提了两点意见，一条关于最近一起案件侦查方向的调整，一条关于外地协查人员的安排，都说到点子上了。记录员在笔记上写了几行字，没有抬头。
傍晚六点，他收拾好东西，准时下班了。车开到半路，他在路边的一家水果店停了车，提了一袋橘子、一袋苹果回家。打开家门，屋里空荡荡的，妻子和孩子已经被接走了。他没换鞋，在门口站了片刻，把水果放在餐桌上，又去厨房看了一眼。水槽是干的，灶台上没有锅具，冰箱里放着半盒牛奶和一袋面包，是他妻子走之前留下的。他关上冰箱门，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来，没有开灯。客厅里很安静，只有阳台外面的风吹过来，把窗帘轻轻地掀起来又落下。
他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久到外面的天完全黑了。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卧室，打开衣柜，从衣柜最深处摸出一个旧铁盒，大小跟一本大辞典差不多。铁盒的锁扣已经有些生锈了，打开之后里面最上面是一张照片，和他收到的那张监控截图一样，只是一个年轻的白鹤年，站在他旁边，两个人在笑。他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把铁盒重新锁好，放回衣柜深处，关上柜门。
第二天，他照常去了单位，又开了半天的会。第三天，他去了一趟省厅，递交了一份关于重点地区涉毒案件的情况报告，字迹工整，数据详实。第四天，周五，他在办公室加班到晚上九点，然后开着车在雨雾中穿过城郊的隧道，从一个十字路口拐入一条通往老城区的窄路。他的车速很稳，目光平静，像每一个普通的周五夜晚那样，他只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但在经过第三个十字路口时，他看了一眼副驾驶座上那个拆掉了手机卡的老式按键机，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屏幕暗着，像一扇还没有被人敲响的门。
与此同时，在距离他大约十公里远的一栋老房子地下室里，白鹤年正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阿坤靠在墙角，两个人中间摆着一盏用电池的应急灯。白鹤年把手里那张边角卷起的照片放在膝盖上，他的指腹在照片上那个年轻警察的脸上慢慢地描了一遍，从眉骨描到鼻梁，又从鼻梁描到嘴角。他没有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像是一枚老旧的指针，在黑夜的某个角落颤动了一次。他把照片小心地收进内袋，抬头看了一眼墙上那扇通风口透进来的光。他开始在心里计算时机。到了明天，或者后天，那扇门就会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