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历四十年，四月。清明。
早上出门的时候，天阴着。不是那种要下雨的阴，是灰白色的、薄薄的，像有人拿了一张宣纸蒙在城市上面。
四月的包头，风还没暖。从楼道里出来，我下意识把外套拉链拉到顶。
母亲在楼下等着了。穿了件深灰色的外套，头发梳得齐整。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膝盖不好，站在那的时候重心压在右腿上，左腿微微弯着。
妈，等久了？
没多久。
我接过布袋，拎在手里，沉。没问里面是什么。
豆豆从单元门跑出来，书包没背，怀里抱着个速写本。她头发扎了个低马尾，碎发被风吹到脸上，她腾不出手，用下巴蹭了蹭。
走了走了。
书包。
不带。
那速写本也不带。
她把速写本往怀里紧了紧。
我没再问。
刘红是从小区门口走过来的。
步子不快不慢，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手里什么都没拿。她走到车旁边的时候，拉开后座门，坐进去了。
没人邀请她。
她自己也什么也没说。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她正在系安全带，动作很自然，像这件事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母亲拉开副驾的门，坐进来。也没看她。
我发动车子，出了小区。
墓地在城南。不是老家那个山坡。
是父亲走以后，赵守一帮着安排的。军工系统的公墓，在一片松林后面，安静，不吵。碑是统一规格的，灰白色的石面，字是黑的。赵守一每年清明会来一趟，扫扫灰，拔拔草。
到了的时候，赵守一已经在了。
他站在碑前，手里拿着一块抹布。看见我们下车，点了点头，没说话。
守一叔。
来了。他往旁边让了让，碑我擦过了。
我点点头。
他看了刘红一眼，又看了看豆豆，然后拎起脚边的水桶，往远处走了。
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很淡，但里面有什么东西。大概是像——你爸年轻时候也这样，带一大家子来的那种眼神。
大概不是。我只是瞎猜。
父亲的碑很简单。
季长生之墓。生于星历前十二年，卒于星历零年。
两行字。下面什么也没刻。没有生平，没有事迹，没有永远的怀念之类的套话。
碑面擦得很干净。赵守一的活儿。灰白色的石面上，黑字清清楚楚。
母亲走过来。
她从布袋子里掏出一束花。
不是菊花。
是茉莉。
新鲜的，白的，用一根麻绳扎着。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她今天早上剪的。阳台那盆茉莉还没到花期，这是从楼下花市买的。花枝上有几朵已经开了，更多的是骨朵，小小的，白得发青。
她把花放在碑前。
他喜欢茉莉。
声音很轻。不是刻意压低的轻，是那种说了太多遍、已经变成习惯的轻。
豆豆蹲下来。
她把怀里的速写本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
不大，巴掌大小，从速写本上撕下来的。铅笔画的。线条细细的，有些反复描过，有些还很浅。
画的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棵树。树底下有一把椅子。椅子旁边放着一个缸子。
画得不精细。透视有点歪，树的枝干画得太粗了，椅子的比例也不太对。但能看出来——那是个茉莉花树。叶子画得很用心，一片一片的，能看出她花了时间。
她把画压在花束下面。用手按了按纸角，怕被风吹走。
然后她站起来，退后一步，低着头，两只手垂在身侧。
母亲蹲在碑前面。
她没哭。她从来不在碑前哭。
她伸出手，用手掌擦了擦碑面上的灰。其实赵守一已经擦过了，碑面很干净。但她还是擦了。从上往下，一下一下的，像在擦一块桌上的灰。
老头子。
她开口了。声音不大。清明公墓里很静，风从松林那边过来，带着松脂的味道。
我来看你了。
家里都好。
阳台上的花开得不错。茉莉开了两茬了。
她擦碑的手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碑面上的字。然后继续说。
豆豆画画画得好。你看——她朝豆豆努了努嘴，刚才给你画了幅画。
豆豆低着头，没出声。
母亲的目光在碑面上停了一瞬。
你那个——她搓了搓手指，那个木头盒子还在。书房的柜子里。
她的手指在碑沿上摩挲了一下。
然后她把手收回来了。不说了。
我站在后面。
手里拎着一瓶酒。不是汾酒——是包头本地的。父亲以前喝这个，玻璃瓶，绿标的，两块多一瓶。我专门去旧城那个杂货铺买的，铺子还在，老板换了他儿子。
我走到碑前，拧开瓶盖。
酒倒在地上。细细的一股，从瓶口流出来，渗进碑前的泥土里。酒香混着松脂味飘上来。
嗓子紧了一下。
我又来了。
我想说什么。想说我最近在做一部电影，叫《林知意》，等春雨开拍。想说豆豆要考美院了，画画比她爸强。想说妈膝盖不太好，但精神还行。想说很多事。
但话到嘴边，全变成了空气。
最后只挤出来一句。
家里都好。你放心。
我把空酒瓶放在碑旁边。绿色的玻璃瓶，在灰白色的石头旁边，颜色突兀得很。
豆豆站在碑后面，一直没出声。
等我退回来了，她才又往前走了一步。蹲在碑前，歪着头看碑面上的字。
她忽然叫我。
爷爷长什么样？
我愣了一下。
你小时候他抱过你。但你记不得了。
那你记得吗？
我记得。
那你跟我说说。
我想了想。
风从松林那边吹过来，松针沙沙响。
他——很安静。
不怎么说话。
当他在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有依靠。
豆豆把速写本抱在胸前，看着碑面上的名字。
季长生。她念了一遍。
这个名字好听。
她又看了一会儿碑。然后伸手摸了摸碑面。指尖在两个字上停了一下，很轻，像怕弄疼了谁。
前世清明。
我来过吗？
来过。
但前世的清明——我有没有蹲下来，用手擦碑上的灰？有没有倒一瓶酒？有没有跟父亲说一句话？
大概说过家里都好。
但那时候的是谁？
我站在墓碑前面，忽然想不起来。
就那么一下。针扎似的。然后那股劲儿就过去了。
刘红站在远处。
她没走近墓碑。在旁边一棵松树下站着，两只手插在风衣口袋里。
她的表情很安静。不是那种刻意的肃穆，是那种——一个人看另一些人做一件事时，自然流露出来的安静。
她在看。
一个编剧看人世的习惯。看母亲怎么擦碑，看豆豆怎么放画，看我怎么倒酒。她看的不是仪式，是仪式底下压着的东西。
风吹过来，她的头发飘了一下。她伸手别到耳后，又把手插回口袋。
没有要走过来的意思。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就在那站着。
走的时候，赵守一从远处走回来了。
他大概一直在附近转，给我们留时间。
走了？
走了。守一叔，麻烦你了。
说什么。他看了看碑前的花和画，你爸看到这些，该高兴了。
我点点头。
母亲跟赵守一说了几句话，声音低，听不清。赵守一点了点头。
上车。发动车子。
公墓的铁门在后视镜里慢慢关上了。
回去的路上，路两边的树刚发芽。
包头的四月，柳树最先动。枝条上冒出一层鹅黄色的嫩芽，远看像笼了层烟。杨树的芽还没开，苞鼓鼓的，挤在枝头上。
母亲坐在后座。豆豆在她旁边，靠在车窗上，手里翻着速写本，不知道在画什么。
车里很安静。
窗外有麻雀，灰扑扑的，从这棵电线跳到那棵。远处有人在放风筝，风筝是燕子的形状，歪歪斜斜地挂在天上。
母亲忽然开口了。
你爸走的那年，也是四月。
我没接话。
她停了一会儿。
那年的杏花开得特别好。
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一点。凉的，带着四月的土腥味。
我看着前方的路。路两边的树在往后退，一棵接一棵，嫩绿色的，一棵接一棵。
我说。
那年杏花开得特别好。
她又说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