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忽然安静了。
安静得能听见前台墙上挂钟的秒针走动的声音。
孙副科长叉在腰上的双手僵住了。他的身体保持着那个微微腆着肚子的姿势，像一尊突然被施了定身术的雕像。
他的脑袋慢慢地、慢慢地转过来，目光从会议室里面移到了大厅入口处。
他看到了赵副区长。
然后，他看到了站在大厅门口的那群人。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穿着一件白衬衫，没有打领带。五十出头的年纪，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正穿过大厅的纵深，不偏不倚地落在他身上。
孙副科长认识那张脸。
他在电视上见过，在区政府的会议室里远远地见过，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里见过。
那是李副市长的脸。
还有李副市长身后的招商局、发改委、高新区的领导，这些人的脸孙副科长更加熟悉。
孙副科长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像被人用手指狠狠地掐了一下。
他叉在腰上的双手像被烫了一样弹开，下意识地垂到身体两侧，然后又觉得垂着不对，又想去整理制服的下摆，手抬到一半又停住了，最后尴尬地贴在大腿外侧，指头不安地蜷缩着。
他的嘴巴张开了，又合上了，又张开了，像一条被甩上岸的鱼。
喉咙里发出一声含糊的、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的声音，大概是想说“李市长”三个字，但那三个字像是卡在了嗓子里，怎么都挤不出来。
他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了。
先是颧骨上的血色褪去，然后是整张脸，最后连嘴唇都变成了一种发青的苍白。
额头上开始冒汗，不是赵副区长那种额角滑下一滴的紧张，而是大颗大颗的、从每一个毛孔里往外涌的冷汗，亮晶晶的，在走廊的灯光下闪着光。
因为他们今天的稽查并不是分局安排的，只是一位副局长私下授意他干的，公权私用，刚好撞到枪口上了。
他身后那几个穿制服的人反应更慢一些。
有的还在翻账本，有的在喝茶——用自己带的杯子，旭日连一次性纸杯都没给他们——有的在低声聊天。
听到卫子明的声音，他们陆陆续续地抬起头，然后陆陆续续地看到了大厅门口站着的那群人。
然后，他们也僵住了。
一个年轻些的稽查员手里拿着的茶杯“咔”地磕在桌面上，茶水溅出来，洇湿了一张增值税申报表，但他完全没有注意到。
另一个正在翻账本的手停在半空中，指尖捏着的那页纸“哗啦”一声又落了回去。
还有一个坐在角落里，本来是翘着二郎腿的，看到门口的人之后，两条腿“啪”地并拢了，整个人从椅子上弹起来，站得笔直，像被人从后面拉了一根绳子。
那个帮腔的、说“连口水都没给喝”的年轻稽查员，此刻嘴巴闭得比蚌壳还紧，眼珠子在眼眶里不安地转着，不敢看门口，也不敢看孙副科长，只能低下头盯着面前那堆账本，好像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能帮他找到一个地缝钻进去。
空气凝固了。
像是有人按下了暂停键，整个大厅——不，整个办公楼——都定格在了这一刻。
前台的女孩终于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微微侧身，用一种既紧张又带着一丝解气的目光看了孙副科长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假装在整理桌上的文件，但嘴角不受控制地微微翘了一下。
李副市长依旧站在大厅门口，一动不动。
他没有走进来，也没有退出去，就那样站在门槛的位置上，既不算是“介入”，也不算是“回避”。
他的目光从孙副科长身上移开，缓缓地扫过走廊尽头那间敞着门的小会议室，扫过桌上堆成小山的账本和凭证，扫过那几个穿着制服、面色苍白的人，最后又回到孙副科长脸上。
那个目光不重，不狠，甚至算不上严厉。
但它像一束光，照在孙副科长身上，让他觉得自己身上那套深蓝色的制服突然变得又紧又小，怎么穿都不得体。
赵副区长终于忍不住了。他往前跨了一步，声音压得很低，但那种压低了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咬牙切齿的急促：
“这个……这个应该是高新税务分局的同志。李市长，我马上过去了解一下情况——”
李副市长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他只是微微侧了侧头，算是默许。
赵副区长几乎是小跑着进了大厅。他的皮鞋踩在瓷砖地面上，“哒哒哒”的声音急促而凌乱，完全没有了平时那种沉稳的节奏。
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孙副科长面前，背对着门口的方向，用一种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了几句什么。
孙副科长的脸色从白变青，又从青变红，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败色。
他的嘴唇哆嗦着，想解释什么，但赵副区长根本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只是不停地低声说着什么，语速很快，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黄磊站在门口，依然没有动。
他不需要进去。他只需要站在这里，安静地、耐心地，看着这场他自己亲手导演的戏，一幕一幕地，走向那个他早已预料到的结局。
他的目光越过赵副区长的肩膀，落在小会议室桌上那堆账本上。
那些账本每一本都是卫子明带着财务团队一页一页做出来的，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经得起任何人用任何放大镜来查。
唐昭以为派几个税务的人来就能找到把柄，就能让旭日电子低头——这本身，就是对黄磊最大的误判。
他微微侧过头，看了一眼身边的李副市长。
李副市长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但他的眼神变了。
不再是刚才那种“让我看看怎么回事”的审视，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更严肃的东西。
他的目光穿过大厅，穿过走廊，穿过那扇敞开的会议室门，落在更远的地方——也许是落在“营商环境”这四个字上，也许是落在“十亿投资”这个数字的回忆上，也许是落在他作为分管商业的副市长，应该如何给这件事定性、定位、定调子上。
电视台的摄像师把机器重新扛上了肩膀。这一次，女记者没有拦他。
镜头对准了大厅深处，对准了那间堆满账本的小会议室，对准了那几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面色苍白的人。
这个画面，会不会播、能不能播，是另外一回事。
但镜头已经记下了这一切——记下了这个十月的下午，记下了这栋办公楼里发生的每一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