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五号，下午，霞浦汽车站。
从福州开过来的长途客车，进站的时候，天阴着，要下雨。
程立是最后一个下车的。
他穿着那件洗白了的蓝中山装，外头套了一件黑色的旧呢子大衣，大衣是他爸的，穿在他身上，肩膀宽了一圈。
他两只手捧着一个布包，布包是深蓝的，四四方方，他捧得很稳，下车的台阶，一步一步踩实了才往下迈。
陈屿在车站门口等着。
老薛站在他旁边，吴阿海站在老薛旁边。
程立走到跟前，站住了，冲陈屿点点头。
陈屿没讲话，伸手要接那个布包。
程立没给。
“我自己拿。”
从县城到盐屿，面包车开了大半个钟头，程立一路上把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扶着，眼睛一直看着窗户外头。
窗户外头，是海。
他长这么大，头一回看见福建的海。
车开进盐屿村口，老榕树底下，站着一片人。
程立一下子愣住了。
村口到老埠头那一里多路，路两边，站满了人。
有穿着工作服从烤鳗厂出来的，有从加工厂出来的，有船员学校穿着蓝制服的后生，排成两排，有提着菜篮子的老太太，有背着孩子的媳妇。
没人讲话。
面包车开得很慢，从人中间开过去。
程立坐在车里，看着车窗外头一张一张脸，脸上的表情，他一个都不认识，可是每一张脸，都看着他膝盖上那个布包。
车开到老埠头，停下来。
程立下车，腿软了一下，老薛扶了他一把。
十月二十六号，早上七点。
老埠头。
闽海一号靠在码头边上。
这条船，是一九八六年三月修好的，闽海头一条钢壳船，是程师傅从两台死机器里凑出一台活机器装上去的。那年九月换了洋马，老机器拉回盐屿，放在船坞工棚里，拿油布盖着。
十年了，一号现在是船员学校的教学船，船身刷过好几回漆，老汤天天带着后生在上头学开船。
今天，船头挂了一块黑布。
上船的，一共十个人。
陈屿，程立，老薛，吴阿海，老汤，老周，锤子叔，刀鱼，孟会计。
还有阿松。
阿松是六月从阿根廷回来的，本来十一月要去八户看旧船，听讲程师傅走了，把机票退了。
他站在机舱口，一句话没讲。
八六年，他十七岁，头一回下机舱，是程师傅拎着他后脖领子拎下去的。
七点半，一号出港。
船开出澳口的时候，程立站在船头，捧着布包，回头看了一眼。
他看见了。
老埠头码头边上，一百多条船，一条挨一条，靠在那儿，没出海。
每一条船的船头，都挂着一块黑布。
一号开过去，开到澳口。
身后，一百多条船，发动机，一条一条，响了。
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一片，一条跟着一条，从码头边上开出来，跟在一号后头。
郑水生的剥皮鱼号，是头一条跟上来的，汤小雨站在驾驶台里开船，郑水生站在船头，光着脑袋，帽子攥在手里。
后头，是二号，三号，四号，五号，是八九年从马尾接回来的铁船，是九一年买的台湾旧船，是九二年造船厂排着队交的新船。
一百一十二条船，排成一条长长的队，出了澳口，往台山那边开。
程立站在船头，看着身后那一条队，嘴唇抖着，一句话讲不出来。
老薛站在他旁边，讲：“立立，这些船，侬爸每一条都下过机舱。”
老薛讲：“东海船队，一百一十二条，机器，一台一台，是他跟阿海修的。”
九点，台山外头。
这片海，是剥皮鱼的渔场。八六年闽海一号修好，头一趟出海，就是来的这一片。
一号停下来，关了发动机。
身后一百一十二条船，一条一条，停下来，关了发动机。
海上，一下子静了。
只有浪，拍着船帮。
程立走到船舷边上。
他把那个深蓝的布包打开，里头是一个木头盒子，盒子打开，是一个白布包。
他跪下来，跪在船舷边上，一把一把，把白布包里的骨灰，撒进海里。
骨灰是灰白的，落在水面上，一下子散开，被浪托着，慢慢沉下去。
撒到一半，他停住了，手抖得撒不下去。
老薛蹲下来，蹲在他旁边。
老薛没帮他撒，冲着海面，讲了一句上海话。
“老程，侬修的船，还在跑。”
然后他站起来，走开了，走到船尾，背对着所有人，站着。
程立把剩下的一半，撒完了。
他站起来，站在船舷边上，手里捏着那块空了的白布。
陈屿冲着驾驶台讲：“老汤，拉笛。”
老汤拉响了一号的汽笛。
呜……
一声，很长。
身后，剥皮鱼号拉响了。
二号，三号，四号。
一百一十二条船，一条一条，全拉响了汽笛。
一百一十二声汽笛，在台山外头的海上，一声压着一声，响成一片，响了很久很久。
海鸟从礁石上全飞起来了，在船队头顶上转圈。
吴阿海站在机舱口，两只手捂着脸，蹲下去了。
回港以后，陈屿带程立去了船坞。
船坞后头的工棚，门是锁着的。
锤子叔拿钥匙开了门。
工棚里很暗，一股柴油跟铁锈的味道，靠墙堆着一些旧零件，工棚正中间，摆着一个大东西，拿油布盖着。
锤子叔把油布掀开。
一台柴油机。
黑的，旧的，缸头上的漆掉了一半，露出底下的铁。
这是一九八六年，程师傅从东冲一台死机器、福鼎一台死机器里，拆了凑出来的那一台。
装在闽海一号上，跑了半年，那年九月换了洋马，拉回来，放在这里。
程立走过去，站在机器跟前。
机座上，焊着一块小铁皮，铁皮是拿钢冲子一个字一个字冲出来的，冲得歪歪扭扭：
一九八六年三月，东冲福鼎两机合一，此机点火。程守中，吴阿海。
程立伸出手，摸那块铁皮，摸那一个一个冲出来的坑。
他摸了好一阵。
然后他扭过头来。
“陈总，那个本子。”
陈屿从口袋里，把那个红塑料皮的本子掏出来，递给他。
程立接过去，翻开，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上，是他爸那一行抖着的铅笔字：造船的人，要下过机舱。
程立把本子合上，攥在手里。
“我在设计院，画了二十年图。”程立讲。“一回机舱都没下过。”
“陈总，宁德那个船厂，要不要画图的？”
陈屿讲：“要。”
“我上海的工作，辞了。”程立讲。“来之前，辞的。”
那天夜里，程立睡在程师傅住了十一年的那间屋子里。
屋子在船坞边上，一排平房最东头那一间，是八五年锤子叔带人拿石头垒的。
屋里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个脸盆架。
桌上，一台红灯牌收音机，一摞上海寄来的《新民晚报》，报纸边上压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的茶叶还在，干了。
墙上钉着一根钉子，钉子上挂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胸口口袋上，拿红线绣着一个“程”字。
程立坐在床边，没开灯。
门外头有人敲门。
是郑水生。
郑水生手里拎着一瓶酒，一包花生米，进门，也不开灯，一屁股坐在那张桌子跟前。
“你爸不许我在他屋里喝酒。”郑水生讲。“讲我喝了酒打呼噜，隔三间屋都听得见。”
他把酒倒了两杯，一杯推给程立。
程立没喝。
郑水生自己喝了一口，讲：“八六年，剥皮鱼号的机器，在台山外头趴了。”
“夜里十一点，风起来了，船在浪里横着，我以为这一回要交代在那里。”
“你爸坐着一号赶过来，六十来岁的人，从一号上头跳到我船上，一跳，差点掉海里，是我一把拽上来的。”
“他下了机舱，蹲了一夜。”
“天亮，机器响了。”
郑水生又喝了一口。
“他从机舱里爬上来，满脸是油，头一句话，骂我，讲我这个船老大，机油三个月没换，是拿机器当牛使。”
“骂得我，”郑水生讲，“一句都不敢回。”
程立端起那杯酒，喝了一口，呛着了，咳了半天。
郑水生没管他，把花生米往他那边推了推。
“你爸骂人，”郑水生讲，“骂得跟我们霞浦人一样难听。”
程立咳完了，笑了，笑着笑着，眼泪下来了。
十月三十号，宁德，三都澳边上。
原来的地区渔轮修造厂门口，六百多个工人，站在厂门口的空地上。
厂门口挂了十几年的那块木头牌子，昨天夜里摘下来了。
新牌子，拿红布蒙着。
空地上摆了二十张桌子，桌子后头坐着闽海派来的会计，桌上一摞一摞，是钱。
欠了十四个月的工资，一个人一个人，按工资表，当场点清，当场签字，当场拿走。
头一个上去领钱的，是一个老焊工，五十几岁，拿到钱，没数，攥在手里，站在桌子跟前，哭了。
后头的人，一个一个上去领。
领完了，吴阿海站到厂门口的台阶上。
他今年四十五，从今天起，是这个厂的厂长。
他不会讲话，站在台阶上，憋了半天，只讲了一句：“从明天起，全部上班。头一个活，是四条日本旧鱿钓船，改好了，明年开春，去阿根廷。”
工人堆里，一片人叫起来。
吴阿海扭头，冲着站在他身后的程立点点头。
程立走上去，伸手，把新牌子上蒙着的红布，拉下来了。
白底黑字，四个字。
守中船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