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娥把小褂叠好放回箱子，锁扣按下去的声音在屋里显得格外清脆。
沈岁岁没有再追问。她知道母亲需要时间，就像前世一样，李秀娥做任何决定之前，都要把所有可能的后果在心里翻来覆去想透。
三天后，李文远派人送来一封电报。
电报是从南方拍过来的，落款写着“李秀兰代父”。沈岁岁站在院门口接过信封，纸还带着邮局柜台上的油墨味。
“娘，南方来信了。”
李秀娥正在灶台前切萝卜，刀顿了一下，没抬头。
“放桌上吧。”
沈岁岁把信封搁在饭桌正中央，自己坐到板凳上，两只脚悬在半空晃了晃。她没有催，只是拿了根筷子在桌面上轻轻敲。
过了大约一刻钟，李秀娥洗了手，擦干净，在桌边坐下来。她盯着信封看了几秒，才撕开封口。
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电报纸，附着一封手写信。
电报内容很短：“长女出生左耳后红痣一颗，手腕内侧烫伤疤，周奶娘已寻获，年迈不便远行，可书面作证。父亲盼复。”
李秀娥把电报纸翻过来又翻过去，像是在确认背面有没有别的字。
“娘，信上写了什么？”
李秀娥没说话，把手写信展开。
信是李秀兰写的，字迹娟秀工整，用的是蓝色钢笔水。信里说：
“秀娥姐姐，父亲收到县里转来的消息后，连夜翻出了家中旧档。姐姐出生时，由闽南仁和医馆的陈稳婆接生，出生后由周奶娘照看至三岁。周奶娘现年七十八岁，住在泉州郊外的女儿家中，身体尚可，但腿脚不便，无法北上。她愿意将当年的记忆写成书面证词，由公证处见证。”
“父亲说，姐姐左耳后的红痣是天生的，出生登记单上有记载。手腕内侧的烫伤是两岁那年冬天，姐姐伸手去够茶几上的铜壶，壶盖没盖严，热水溅到手腕上，留下一道月牙形的疤。”
李秀娥读到这里，左手不自觉地翻了过来。
沈岁岁看见母亲手腕内侧那道浅白色的疤痕，弯弯的弧度，确实像一弯月牙。
“娘，你养母说你是被热水壶烫的，信上说是铜壶。”
“都是壶。”李秀娥的声音有点哑。“只是材质不一样。”
“可形状对得上。月牙形，左手腕内侧。”
李秀娥把信放到桌上，手指压住信纸边角，指节微微泛白。
沈岁岁没有逼她表态，而是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旧本子和半截铅笔。她趴在桌边，一条一条地把目前掌握的线索写下来。
“第一，玉佩绳结编法吻合。第二，族谱上的生辰差三天。第三，照片上左耳后疑似有痣。第四，手腕内侧烫伤疤位置和形状吻合。第五，小褂布签上绣着‘婉’字，锁链绣针法与李家绣娘手法一致。第六，乳名‘婉婉’与布签对应。第七，电报上说的接生地点和出生特征与养母的说法基本吻合。”
她写完，把本子推到母亲面前。
“七条。娘，你自己看看，哪一条是假的？”
李秀娥低头看着那些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嘴角动了动。
“岁岁，你什么时候学会列清单的？”
“跟林大哥学的。他说做任何判断之前，先把已知条件排出来，再看缺什么。”
李秀娥沉默了一会儿。
“缺的就是周奶娘的证词。她是唯一在孩子被抱走那天在场的人。”
“对。”沈岁岁点头。“所以娘你要不要让她先说说，那天孩子身上穿的什么、带的什么？如果她说的跟小褂对得上，那就不是巧合了。”
李秀娥把信重新折好，塞回信封。
“行。我写一封回信，让她先描述那天孩子的衣物。不要告诉她我这边有小褂，也不要告诉她布签的事。她说出来的东西跟我手里的对上了，我再考虑下一步。”
沈岁岁心里松了一口气。母亲终于愿意往前走一步了。
当天下午，沈建国从工地回来，听完李秀娥的决定后，搓了搓手掌。
“秀娥，你这样做最稳妥。两边谁也不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对上了就是真的，对不上咱也不亏。”
“我不是怕亏。”李秀娥把切好的萝卜下了锅。“我是怕认错了，连累你和孩子。”
沈建国想说什么，被沈岁岁拉了一下衣角。
“爹，别劝了，娘心里有数。”
回信当天就寄了出去。沈岁岁在信封背面写了沈家的地址和收件人，字迹比李秀娥的还工整。邮递员看了她一眼，夸了句“这小丫头写字真利索”。
五天后，南方的回信到了。
这一次不是电报，是一封厚厚的挂号信，里面附着两页纸。第一页是周奶娘口述、李秀兰代笔的书面回忆；第二页是泉州公证处的盖章证明。
沈岁岁把信拆开，先看公证章。章是真的，红色油墨，边缘清晰，编号和日期齐全。
李秀娥接过第一页纸，一字一句地读。
周奶娘的回忆写得很细：
“那天是阴历四月初七，码头上雾大，船笛一直在响。小姐穿着一件藏青色的粗棉小褂，领口内侧缝着一块布签，是老太太亲手绣的。小姐脖子上挂着半枚玉佩，用老爷编的绳结系着。怀里还藏着……”
李秀娥的手猛地一抖。
沈岁岁凑过去看，目光落在最后一行字上。
“周奶娘说，孩子被抱走时，怀里还藏着半块刻字的银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