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娥站在院门口，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侧，她没有伸手去拨。
沈岁岁感觉到母亲握着自己的手又紧了一分。
“李县长，我不是怕。”李秀娥的声音很稳，可喉结轻轻滚动了一下。“我是不敢。”
李文远没有追问“不敢什么”，他把手里的信递过来。
“李家那边的联系人已经到了县城，带了族谱和旧照片。他不进村，也不来你家，就在县政府接待室等着。你要是不想去，我把东西退回去，这事到此为止。”
李秀娥接过信，没有拆开。她把信翻过来看了看封口，上面用火漆封了一个小圆章，印着一个繁体的“李”字。
沈岁岁看见那个字，心跳又快了一拍。跟玉佩上的刻字一模一样的写法。
“娘，去看看吧。”她仰头说，“看了不认也行，至少知道是不是同一家人。”
李秀娥沉默了十几秒，把信揣进口袋。
“行。我去看一眼。”
县政府接待室在一楼拐角，窗户正对着院子里的老槐树。屋里摆着两张方桌和几把木椅，暖瓶放在窗台上，冒着热气。
周先生已经到了。他穿一身藏青色中山装，头发梳得齐整，左手腕戴着一块旧手表。桌上摊着三样东西——一本线装族谱，一个牛皮纸信封，还有一份手写的出生登记单。
李秀娥走进来时，周先生站起来点了点头。
“沈夫人，我姓周，是李先生在内地的联络人。今天来不是劝你认亲，只是把资料给你看一看。”
李秀娥在桌边坐下，沈岁岁站在她身后，沈建国靠着门框，两条胳膊抱在胸前。
李文远坐在旁边，没有插话。
周先生翻开族谱。线装书页已经泛黄，边缘有些卷翘，但字迹清楚。
“李家祖籍闽南，三代经商。李承德先生是家中长子，育有二女。”他的手指停在其中一行字上。“长女，名秀娥，生于民国三十七年腊月初九。”
李秀娥的瞳孔缩了一下。
“我记得养母说我的生辰是腊月十二。”
周先生点头。
“差了三天。这种情况在当年很常见。孩子走失后被人收养，养父母有时候会改生辰，怕亲生家庭找上门。”
沈岁岁在心里默默记下：日期差三天，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但也不构成否定。
周先生打开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一张黑白照片。照片很旧，边缘已经发脆，用一层薄油纸衬着。
照片上是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穿着碎花小褂，被一个中年男人抱在怀里。女孩脸上带着笑，两只手抓着男人的衣领。
“这是李承德先生和长女最后一张合影，拍摄于孩子失踪前两个月。”
周先生把照片推到李秀娥面前。
李秀娥低头看了很久。照片模糊，女孩的五官看不太清楚，可左耳后面隐约有一个小黑点。
“那个黑点是痣吗？”沈岁岁指着照片问。
周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放大镜递给她。
沈岁岁凑到照片前，透过放大镜仔细看。黑点的位置在左耳后方偏下，大小和形状跟李秀娥耳后那颗痣很像，可照片分辨率太低，不能确定。
“照片不够清楚。”沈岁岁把放大镜放回桌上。
“是的。”周先生承认。“照片只能作为参考，不能单独作为证据。”
他又拿出那份手写的出生登记单。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上面的钢笔字迹有些洇开，但内容还能辨认。
“这是当年李承德先生在闽南商会登记的出生记录。上面写明长女出生时左耳后有红痣一颗，体重六斤四两，出生地点为闽南仁和医馆。”
李秀娥盯着那行字，嘴唇抿得很紧。
“我养母从没跟我说过出生的地方。她只说我是在街上捡的。”
周先生点头，没有催促。
沈建国从门口走过来，拉了一把椅子坐到妻子旁边。
“秀娥，你手腕上那道伤疤，养母说过是怎么来的吗？”
李秀娥下意识地用右手盖住左手腕内侧。
“养母说我小时候碰翻了热水壶。”
周先生听到这句话，从信封里又抽出一张纸。
“李承德先生在寻人启事中写过一项特征——长女左手腕内侧有一道烫伤疤痕，是两岁时被茶壶烫到的。”
屋子里安静了好几秒。
李秀娥的手指在桌面下绞着衣角，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
“这些……都可能是巧合。痣、日期、伤疤，很多人身上都会有。”
周先生把资料收拢，叠整齐放回信封。
“沈夫人说得对，目前的资料确实不能完全确认。李先生也说了，认亲不能只靠感觉，要靠证据。”
他停了一下，看向李文远。
“不过还有一个人可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当年给长女接生的稳婆，以及出生后第一年照看孩子的周奶娘。周奶娘现在还在南方，她记得孩子被抱走那天的所有细节。”
李秀娥猛地抬起头。
“被抱走？”
“对。”周先生的声音放得更低。“李承德先生一直说，孩子不是自己走丢的，是被人从码头抱走的。”
沈岁岁握了握母亲的手。李秀娥的手指冰凉。
“秀娥嫂子，”李文远终于开口，“认不认是你的事，没有人逼你。可这些资料我替你留着，你什么时候想看，随时来。”
李秀娥站起来，朝周先生点了点头。
“谢谢周先生跑一趟。这件事我再想想。”
走出接待室，沈建国跟在后面，一直没说话。沈岁岁小跑着追上母亲的步伐，拉住她的衣角。
“娘，有件事我想说。”
李秀娥低下头。
“你说。”
“照片和日期都能作假，真正知道她出生细节的人还在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