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徐政钦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梁承远身上，语气变得更加深入了一层：
“承远同志刚才说的‘指挥棒不变，焦虑就不会减少’，这个判断我完全认同。
所以我想强调一点——减负不是教育一家的事，它是整个社会的事。
如果我们的就业市场还是唯学历论，如果我们的社会评价还是唯名校论，减负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减负这件事，我们要从教育领域突破，但最终要推动整个社会观念的转变。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从今天开始。”
梁承远听到这里，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再多说什么。
徐政钦的回应既承认了他判断的合理性，又把问题引向了更深的层面——
不是被动地等条件成熟，而是主动地去推动条件的改变。
这种回应方式既尊重了他的意见，又把讨论引向了更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方向。
徐政钦最后说：
“教育是岭南的未来。我们今天在减负这件事上下的功夫，十年后会在这一代孩子身上看到结果。
我希望各位同志都能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事来抓，不要觉得是教育厅一个部门的事。
省委常委会对这件事的重视程度，要体现在后续的督查、考核、问责上。”
会议又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就一些具体事项做了分工。
散会时，徐政钦和梁承远并肩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梁承远停了一步，侧过身来对徐政钦说了一句：
“政钦同志，你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减负要推动社会观念转变，这个很到位。
我回去之后让教育厅和有关部门抓紧把方案做出来。”
徐政钦点了点头，语气平和：“好，我等你们的方案。”
两个人说完便各自向不同方向走去，步伐都很稳，看不出任何明显的情绪波动。
但跟在后面的几位常委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这是常委会上，徐政钦和梁承远第一次在重大议题上达成了明确的共识，而且是由梁承远主动表态“回去抓紧做”。
陈义走在最后面，看着两个人分头离开的背影，心中闪过一个很清晰的念头。
他已经跟了徐政钦三年，知道在官场上，真正的力量不在于谁的声音大，而在于谁能在不声不响中让对手变成合作者。
今天的常委会，徐政钦没有用过一次强硬的措辞，没有否定任何一个人的意见，最后却让所有人都达成了同一个方向上的共识。
这种手段，不是强硬，是更高级的掌控。
他快步跟上徐政钦的脚步，准备去准备下午的下一项工作安排。
走廊尽头的窗户开着，秋日的风吹进来，带着一丝清冽的凉意。
常委会散会之后，徐政钦没有回办公室。
他让陈义通知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省教育厅厅长、两位副厅长，以及基教处处长，十五分钟之后到省委小会议室开一个短会。
陈义应声而去，脚步比平时快了一些。他太了解徐政钦了——
大会议室里开的是“议”的会，小会议室里开的是“干”的会。
常委会上定了调子，小会上就要把第一锹土挖下去。
十五分钟后，省委小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林雪梅坐在徐政钦左手边，她今年四十八岁。
是省政府班子中唯一的女性副省长，博士出身，曾在高校工作过十几年，说话清晰利落，不带官腔。
省教育厅厅长郑培民坐在她对面，五十五岁，在教育厅干了将近十年，基层教育情况烂熟于心，但前些年因为“太保守”而一直没能再进一步。
两位副厅长和基教处处长依次坐在下首。
徐政钦走进会议室时，所有人都已经在位子上坐好了。
他扫了一眼众人的面色，微微点头，在正中的位子上坐下。
桌上摆着几份材料，是陈义提前准备好的——教育厅提交的“减负工作初步方案”和几份各地市反映上来的问题汇总。
“刚才常委会上的情况，培民同志应该已经知道了。”
徐政钦开口了，语气直接但不凌厉，“方向定了，标准清楚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干。
今天这个会时间不长，但我要听到真东西，谁都不用念稿子，就说你们在一线看到的、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准备怎么解决。”
他看向林雪梅：“雪梅同志，你先说。”
林雪梅微微坐直，开口时声音很稳：
“书记，减负这件事，岭南过去几年也搞过几轮，但效果不明显。
我总结了一下，根本原因不是政策不到位，而是执行链条太长了——
从省里到市里，从市里到区里，从区里到学校，每一级都在‘传达’和‘细化’，但真正落地的层面，压力是层层递减的。
省里要求‘减负’，到了区教育局可能就变成了‘原则上减少作业量’，到了学校可能就变成了‘家长自愿购买教辅材料’。
最后落到孩子头上，负担一点没少。”
徐政钦点了点头，目光转向郑培民：“培民同志，你在一线跑了这么多年，你说。”
郑培民清了清嗓子，语气中带着一种老教育人的实在：
“书记，雪梅省长说的这个情况，我完全认同。
我再补充一个更具体的——现在的减负，很多时候是‘校内减了，校外补了’。
学校三点半放学，但家长五点半才下班。
中间这两个小时，孩子去哪儿？只能送培训机构。
培训机构打着‘托管’的旗号，做的还是超前教学的事。
减负政策管得住学校，管不住市场。”
徐政钦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然后问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现在全省校外培训机构，经过正规审批的有多少家？实际运营的有多少家？”
郑培民愣了一下，下意识看了一眼旁边的基教处处长。
基教处处长翻开文件夹，声音有些发紧：
“书记，经审批的机构全省是四千三百多家，但实际运营的……
估计是这个数字的两倍以上。很多是打擦边球的，挂个‘教育咨询’的牌子，做的却是学科培训。”
徐政钦没有批评，只是把这个数字记在了面前的本子上，然后继续往下问：
“那在职教师参与校外补课的情况呢？”
这个问题问出来时，会议室里的空气明显凝了一瞬。
郑培民的面色变得严肃起来，回答时措辞更加谨慎：
“这个情况……是存在的。虽然每年都在查，但取证难度大，有些是家长主动找老师，有些是老师私下组织小班。
查到的处理了，没查到的还在继续。说实话，这个事光靠教育厅一家，管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