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端着茶杯的手没有停顿，但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又给三个人的杯子续上了水。
赵德厚接过了话茬，语气比刚才沉了一些：老高，我听说了一件事。汉东那边……政钦同志调了？
客厅里的空气微微一滞。
陈明远放下茶杯，摘了眼镜在杯沿上轻轻磕了磕，像是在整理思路。
孙国成则目光炯炯地看着高育良，等他的回应。
高育良将茶杯放回茶盘上，微微靠在沙发靠背上。
他的目光扫过三个人的面孔，然后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带着一种沉淀过的平静：
是的。岭南省委书记。中组部吴副部长亲自送过去的。前两天的事。
沉默了三秒。
然后赵德厚把茶杯往茶几上一顿，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这一声短促有力，带着一种老兵听到捷报时的本能的痛快。
他紧接着说道：政钦在汉东这三年干的事，咱们这帮老政法都看在眼里。
国企改制那么大的阵仗，他硬是顶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
医疗教育改革动了那么多人的奶酪，也没见出什么大的乱子。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能扛事、有章法、有定力。
现在中央把他放到岭南去，这是对的！
岭南那边南海问题、港岛问题、经济转型问题，一团乱麻，就得找一个敢下手、能下手的人去理。
陈明远重新戴上了眼镜，慢悠悠地开了口，语气平稳但显然经过了斟酌：
老赵说得对。但我还想补充一点。
岭南和汉东不一样，它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发展问题，还有涉外问题。
港岛那边的协调工作、南海方向的主权维护，都对一把手的国际视野和战略定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政钦同志在汉东虽然主要做的是改革攻坚的工作，但他的格局一直很开阔。
我记得有一次他和我聊过关于涉外法律的一些看法，他的思路非常清晰。
不狭隘、不偏激，知道什么时候该强硬、什么时候该灵活。
这种分寸感，在岭南那种地方比什么都重要。
孙国成放下了手中的杯子，身体前倾，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语气比之前更加郑重：
我在检察院系统待了二十多年，见过太多干部了。
有的人升得快，是因为上面有人；有的人升得快，是因为运气好；
还有的人升得快，是因为确实有本事。
政钦同志属于第三种。
你们还记得他在汉东时搞的那套改革督查机制吗？
把纪委、审计、政法、信访几个口子的力量整合起来，搞了一套交叉督查，每个季度换一组人下去查，谁的关系都藏不住。
那个设计思路，如果不是对整个行政运行机制有极深的理解，根本想不出来。
我当时和最高检几个同事聊过这个做法，他们都认为值得在全国推广。那时候他三十七岁。
赵德厚接过话茬，语气中多了一丝感慨：
三十七岁……我们三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我在派出所当副所长，天天处理家长里短的纠纷。
老陈你在法院当审判员吧？老孙你可能刚进检察院没几年。
再看看人家，已经在设计全省层面的改革机制了。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有时候不是努力能填得上的。
高育良静静地听着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
他没有急于表态，只是慢慢喝茶，目光在杯中的茶汤上停留着，像是在看什么深不见底的东西。
直到三人都说完了，目光汇聚到他身上时，他才缓缓放下茶杯。
你们说的都对。高育良开口了，语速比平时慢了一些，像是每一个字都在肚子里转了好几圈才放出来。
但你们有没有想过，政钦才不到四十岁，就已经到了岭南省委书记这个位置上。这意味着什么？
三个人对视了一眼，没有立刻回答。
高育良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他们，目光投向外面墨蓝色的夜空。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异常清晰：
意味着培养他，不是在给他安排一个岗位，而是在给他铺一条路。
岭南不是他的终点，是他的跳板。汉东三年，他证明了自己能搞改革、能稳局势、能凝聚队伍；
岭南三年或者五年，他如果能证明自己能处理复杂的涉外问题、能协调好G岛事务、能守住N海方向，那下一步会去哪里，你们应该心里有数。
客厅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老式挂钟走针的声音。
赵德厚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声音压低了半度：你是说……
高育良转过身来，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神情。
那神情里有欣慰，有振奋，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感慨。
他看着三个老同事，语气中忽然多了一种更深沉的东西：
我当年在汉东政法干校教书的时候，政钦来听过我的课。
那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每次课都听得很认真，笔记记得密密麻麻。
下课之后他会来问我问题，问的都是那种……超出课本范围、需要跳出框架才能想通的问题。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年轻人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在学知识，是在学思维方式。
他顿了顿，声音略微低沉了一些：后来他走上了仕途，一路走得很快，但我一直没有特别关注过。
直到他到了汉东主政，邀请我回去做了一次座谈，我才真正发现——
那个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年轻人，已经长成了我不敢认的样子。
他推行的那些改革措施，他在常委会上应对各方压力的方式。
他在省府会议上给各位副省长分配任务时的精准……这些都超出了我之前对他的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