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在深圳布吉的厂房里住了三天。
不是没地方住，宿舍楼给他留了一间单间，床单被褥都是新的，但他嫌上下楼浪费时间，直接在裁床旁边支了张行军床。白天跟工人一起赶货，晚上躺在裁床边上，耳朵里全是衣车的声音，嗡嗡嗡的，像一千只蜜蜂在脑子里开会。
刘湘从东京回来的时候，带回了山田的合同。五百件针织衫，一个月内交货。单子不大，但要求极高——每英寸十二针，误差不超过一针；领口包条宽度精确到毫米；洗水标的位置必须居中，左右偏差不得超过两毫米。
老吴拿到合同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塞了一嘴苦瓜。“阿湘，日本人的单子，比香港那些难做十倍。”
“难做也要做。”刘湘把合同放在裁床上，用手指点了点上面的数字，“这五百件做完了，后面还有。山田说了，只要质量过关，下一批就是两千件。”
老吴没再说什么，拿起合同，戴上老花镜，一行一行地看。看了半个小时，他抬起头，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镜片。“阿湘，这批货要赶出来，现有的工人不够。我需要再招五十个人，专门培训做日本单。”
“招。工资按深圳的标准加两成，但要签保密协议。这批货的版型不能外泄。”
老吴点了点头，把合同折好放进口袋，转身走向车间。
接下来的一个月，老吴几乎没有离开过工厂。他每天早上六点进车间，晚上十一点才出来，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一刻不停。他给每个工位都写了详细的操作规程，贴在衣车上方，让工人抬头就能看到。他每天抽检三次，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不合格的当场返工，返工三次还不合格的，调离日本单生产线。
工人们私下里叫他“吴阎王”，因为他太严了。但没有人抱怨——因为老吴把加班费算得很清楚，做日本单的工人，工资比做内销单的高出将近一倍。钱给到位了，再严也有人愿意干。
第一批货在合同到期前三天完成了。老吴亲自一件一件地检查，把不合格的挑出来返工，最后装箱的时候，五百件针织衫整整齐齐地码在纸箱里，每个纸箱外面都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品名、数量、颜色、尺码，字迹工工整整，是老吴用毛笔写的。
刘湘来工厂验货的时候，打开一个纸箱，随手抽出一件针织衫，翻过来看里衬的针脚。每英寸十二针，针距均匀，线迹平直，没有跳针，没有断线。领口的包条宽窄一致，洗水标居中，左右偏差几乎看不出来。
他把衣服放回纸箱，盖上盖子，看着老吴。“吴师傅，这批货，你辛苦了。”
老吴站在裁床边，手里还拿着一把剪刀，头发白了许多，眼袋更深了，但眼神还是亮的。他嘴角动了一下，说：“阿湘，货做好了，能不能卖出去，是你的事了。”
刘湘点了点头，拍了拍纸箱，转身走了。
七月中旬，刘湘再次飞往东京。这一次他没有带老吴，老吴要留在深圳赶接下来的订单。他一个人拖着四个大纸箱，在成田机场的海关排队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海关官员打开纸箱抽查了几件，看了看标签，又看了看刘湘的证件，挥手放行。
山田在丸红总部的大楼里接待了他。这一次不是在会议室，而是在山田的办公室里。办公室不大，但很整洁，桌上摆着一排文件夹，墙上挂着一幅日本地图，窗台上放着一盆修剪整齐的盆景。
山田把样品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挂在衣架上，退后两步，戴上眼镜，一件一件地看。他看了很久，比上次看得更仔细。他把每一件都翻过来看里衬，捏着面料感受厚度，对着光看针脚的均匀度，甚至用尺子量了量洗水标的位置。
看完之后，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看着刘湘。
“刘桑，这批货，品质比样品还好。”山田的声音不大，但语气很肯定，“你们的工厂，能做到这个水平，不简单。”
刘湘心里松了一口气，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山田桑，我们能做到更好。只要您提出要求，我们就能做到。”
山田点了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翻开，推过来。“刘桑，上次的五百件只是试单。现在试单通过了，我想跟你谈一笔更大的生意。”
刘湘低头看那份文件。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日文，他看不太懂，但有几个数字他看懂了——40,0000。
四十万。
“我们公司最近接了一个大项目，需要大量采购服装。上衣二十万件，牛仔裤十万件，夹克十万件，总共四十万件。”山田的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丸红原本在韩国有一笔大单。
那边的工厂最近出了劳工纠纷，两条生产线全部停工。美国客户催得急，总部只能把订单拆成三份，分给三家工厂。我手上这份，是最大的一份。”
四十万件？刘湘在心里快速算了算——他在深圳的工厂，两百个工人，月产量不到六万件。四十万件，意味着要连续生产七个月，加上其他订单也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他的工厂现在的产能，根本吃不下这么大的订单。
但他没有拒绝。他知道，这种机会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次。
“山田桑，四十万件的量，我的工厂现在的产能不够。但我可以扩产，可以在三个月内把产能翻三倍，只要您给我时间。”
山田看着他，沉默了几秒钟。“刘桑，我可以给你时间。但价格方面，四十万件的大单，价格必须降下来。”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推到刘湘面前。上面列着各种品类的目标单价，每一个数字都比刘湘上次的报价低了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