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勒先接话：
“组织部这边拟了个初步方案。
下一批援华人员，总数三百人，老区新区各一半。
原来分到老区的一百五十人减到七十五，减下来的人全部转新区。
另外从老区现有德国同志里抽一批调新区——蹲在县上的往区里调，蹲在区里的往乡里调。
瓦格纳第一个调，让他从晋南县上到区里去。”
迈尔补充：
“老干部那边我也摸了底。退休干部里愿意去中国的不少，但老同志身体是个问题。
我的意见——去新区的，年龄上限压到五十五，身体必须过硬，不能去了反而给新区添负担。
年轻干部优先，三四十岁的，能跑能蹲。”
克劳泽翻开外交部的物资分配表：
“物资这边，下一批的总量跟上一批持平。但分配比例按韦格纳同志的意见，老区新区各一半。
具体品类做了调整——新区多给水泥、钢材、工具、药品，这些是搭架子急需的。
老区那边减的主要是生活物资和办公用品，生产工具和技术设备不减，老区自己已经能造一部分了。”
韦勒从财政角度提了个问题：
“物资总量不变，分配比例一调，老区那边会不会有意见？
老区对接的干部已经习惯了原来的额度，突然减一半，工作不好做。”
施密特想了想：
“老区减的是生活物资和办公用品，生产工具不减。
跟东大同志讲清楚——老区现在自己能造桌子椅子、能烧石灰、能织布，这些东西少给点，老区不会伤筋动骨。
新区连桌子都造不出来，水泥钢材给少了，水渠修一半垮了，返工花的钱更多。
这笔账要算给老区的同志听。”
“老区放人的事呢？”托勒问，“东大干部部门那边，我们得有个正式说法。”
施密特点了点头。
“老区放人，我们提三条。第一，抽的是有经验的老干部，不是抽壮丁。
抽谁不抽谁，东大同志定，我们只提建议。
第二，抽去新区的人，待遇不变，家属安置由新区负责，老区配合。
第三，抽去的人干两年，干好了就地提拔或者调回老区提拔，不能让人白吃苦。
这三条拿去跟东大同志谈，应该能说通。”
迈尔补充：
“还有一条——老区放人不能一刀切。
这些老根据地，自己也在建设，抽人得有个度。
我的意见，老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到十五，不能再多。抽多了老区自己转不动。”
“百分之十五。”
施密特拍板，
“就按这个数。具体抽谁，东大同志定。我们只把数报过去，把道理讲清楚。”
克劳泽又提了个问题：
“瓦格纳那个报告里说，他和东大干部意见不一致——老区经验是一步一步来，新区需要快。
这个矛盾，我们怎么跟下面的同志讲？”
托勒接过话：
“韦格纳同志的意见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外国同志可以提建议，但拍板的是东大同志。
瓦格纳要试他的‘快’办法，可以，在自己管的区里先试，试出效果来，拿结果说话。
贺家湾就是这么干的，贝克尔先试了合作社记工分，效果好，边区才推广。
瓦格纳也可以这么干。但有一条——不许跟东大同志拍桌子。
有意见按组织程序提，提了不采纳就执行东大的决定，在执行中慢慢说服。”
施密特补充：
“跟所有援华同志发一个通报，把这条写进去。题目就叫《关于援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内容三条：
一，蹲下去，到区乡去，别蹲在县上；
二，尊重东大同志的领导，有意见按程序提，不搞争论；
三，先试点后推广，拿效果说话。通报发到每一个在华的德国同志手里，人手一份。”
“还有，”
迈尔说，
“选人标准要改。托勒刚才说的——以后选援华人员，加一条‘愿意蹲下去’。
贝克尔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他在贺家湾蹲得住。
瓦格纳脑子快，但在县上待了一年没沉下去。
下次选人，面试的时候问一句：让你去一个村蹲三年，你干不干？说不干的，成绩再好也不要。”
托勒点头：“这条写进组织部选人细则。下次选人就用。”
施密特把几条汇总了一下，在纸上写了提纲：
“一，人员分配老区新区各一半，老区减下来的人转新区。
二，从现有援华人员中抽调一批下沉到区乡，瓦格纳第一个调。
三，物资分配老区新区各一半，新区多给水泥钢材工具药品，老区减生活物资和办公用品。
四，跟东大同志谈老区放人，老区干部总数百分之十到十五，抽谁东大定，待遇不变，干两年就地或回老区提拔。
五，发通报，三条要求：蹲下去，尊重东大领导，先试点后推广。
六，选人标准加一条：愿意蹲下去的优先。”
他把提纲传给大家看了一遍。
“有没有补充？”
克劳泽举手：
“通报里要不要点名表扬贝克尔？给其他同志树个样子。”
“点。贝克尔的贺家湾经验写成小册子，跟通报一起发。
让同志们看看——蹲在村里能干出什么来。”
迈尔补充：
“老干部那边，我回去开个会，把调整方案讲清楚。
有情绪的我个别谈。老同志觉悟高，讲清楚道理应该能通。”
“行。”
施密特把提纲折好，
“今天就议到这儿。托勒负责人员调整方案，克劳泽负责物资分配调整，迈尔负责老干部工作，我负责跟东大同志谈老区放人的事。
三天之内把文件都拟出来，我签发。散会。”
众人起身往外走。施密特叫住克劳泽：
“克劳泽，你留一下。”
克劳泽坐回来。施密特把瓦格纳的报告翻到最后一页。
“瓦格纳这个人——脑子快，理论好，但在县上待了一年没沉下去。
你觉得是人的问题还是安排的问题？”
克劳泽想了想：
“两者都有。瓦格纳在柏林的时候就是急性子，什么都想快。
到了晋南，发现东大同志办事慢，心里急，越急越浮在上面，越浮在上面越使不上劲。安排上也有问题——把他放在县上，县上的活就是看报表、开会、跟上面打交道，他那种性子干这个最难受。
让他到区里去，跟群众直接打交道，他那个急脾气反而可能变成闯劲。”
“那就调。让他到区里去，给他一个区，让他自己搞。
搞好了算他的，搞砸了让他自己总结。年轻人，摔一跤不怕，爬起来就行。”
克劳泽记下来。“我回头给瓦格纳写封回信，把中央的意思跟他讲清楚。”
“信里加一句——就说我说的：蹲下去，别怕摔。
摔了爬起来，比蹲在县上看报表强。”
克劳泽点头，出了会议室。
施密特把材料收进文件夹，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菩提树下大街上，一辆卡车正往西边开，车斗里装着木箱，箱子上印着“援华物资”的德文字样。
“调头了。”
施密特自言自语了一句，把窗帘拉上，回去批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