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电令只有一行字，烧掉之前他看了三遍：着即建对日军城防之长期监听哨。
一行字，拆开来是三件要命的事：要一部台，要一处窝，要一套能经年累月不出事的规矩。
台是现成的。留守时埋下的那部十五瓦收发报机，拆成七个零件，分睡在三个地方——两只唱片箱，一坛咸菜，一台缝纫机的机腹。难的是窝。
他花了六天，把大半个法租界用脚量了一遍。
看过一处公寓，三楼朝南，清净。太清净了——整幢楼住的全是收租婆和寓公，楼梯上多一张生面孔，三天传遍全楼。不要。
看过一间茶楼的栈房，人来人往，好藏人。可人多眼也多，跑堂里保不齐就有拿两份工钱的。不要。
还看过一处堆栈，前门后门加河埠，退路足有三条。他在街口站了一刻钟就走了——斜对面的电线杆下，巡捕房新添的岗，站得笔直。
老周早年讲过一课：窝点三样，闹中取静，正当营业，两条以上的退路。三样凑齐才叫窝，缺一样，那叫坟。
第七天晚上，窝自己找上门来了。
曼丽盘腿坐在床上嗑瓜子，念叨白天的事：今儿在霞飞路碰见月娥姐了。宗月娥，从前仙乐斯弹月琴的，你没见过。嫁了个开留声机行的广东人，前年男人殁了，一个女人撑着铺子。啧，那铺子冷清的，一天卖不出三张唱片，房钱都快缴不上了。
陆行舟捧着茶缸的手停了停。
铺子在哪条路上？
环龙路。怎么，你还想买唱片？曼丽斜他一眼，你那点饷钱，买回来我拿什么打酱油？
站里年下存了批货，唱针、零件，一直堆在办公室碍事。他喝了口茶，慢吞吞地说，正想赁个地方。租你月娥姐的楼，租钱照付，也算帮衬她。
曼丽眼睛一亮，瓜子壳一撒就下了床：这敢情好！我明天就去说！
她风风火火找鞋，没瞧见身后那人搁下茶缸，在灯底下把环龙路三个字，一寸一寸铺开在脑子里：电车站，巡捕房辖界，前后弄堂的走向。
鸣春留声机行，门脸一开间，玻璃柜里摆着百代公司的唱片，蒙灰。一架旧唱机从开门放到打烊，放《天涯歌女》，放到唱针都秃了——宗月娥说，铺子越冷清，越得放，声响就是招牌。
陆行舟陪着曼丽上门，一身书记员的灰布长衫，缩在后头点头哈腰，活脱一个怕老婆的账房。
眼睛却把这铺子过了一遍秤。
门口五十步是电车站，人流从早涌到晚，多几个进出的不打眼——闹中取静，一样。
铺面正经领过执照，唱机整天响着。电键的嗒嗒声掐在唱片杂音里，隔一层楼板，神仙的耳朵也捞不出来——正当营业，两样。
楼上阁楼堆货，后窗外一条支弄；天窗上去是屋顶，与隔壁绸庄的晒台相连，猫着腰能一路走到另一条马路下去——退路两条半，三样齐了。
宗月娥拉着曼丽的手掉眼泪，租钱只肯收一半：妹妹，姐这条命是这铺子吊着的，你们肯来，姐夜里睡觉都踏实。陆行舟坚持押一付三，说是洋行存货的规矩，亲兄弟明算账，账做得清爽，交情才长远。
从头到尾，这位老板娘只当是租客，还是老姐妹带来的、顶体面的租客。
搬家搬了五天。
零件混在三箱旧唱片里进的门，报机的底座钉在缝纫机木壳内，两个人抬着上楼，喊的是当心漆水。
报务员麴阿九，钟表匠出身，一双手稳得能在米粒上刻字。他往铺子里一坐，成了新请的修机师傅——留声机行添个修唱机的，名正言顺，吃住在店，夜里守铺。
第一件事是电。
麴阿九不动铺子的电门。日本人查电台有个笨法子：调各户电表的走字，哪家用电陡地多了，先挂上号。他从电表前头的总线上引了一路暗线，裹上老化的旧布皮，顺墙缝埋进楼板，看着比原有的线还旧三分。铺子的电表，走字一格不多。
第二件事是天线。
一根晾衣裳的毛竹，火上烤直，铁钎捅通竹节，紫铜线从竹膛里穿过去，两头用蜡封死。往后窗外一架，横在支弄上空，与满弄堂挑出来的竹竿排在一起，上头还真晾着宗月娥的两件旧旗袍。
第三件事是规矩。
陆行舟给麴阿九立了五条：每次拍发不过三分钟；时刻掐在铺子里唱片放得最响、街面电车进站的当口；呼号一旬一换，时刻一旬一挪；报完即拆键，零件归位，缝纫机上永远搭着半件没做完的裤子；最后一条——手法收着点。
收手法？麴阿九不解。
报务员的指法跟笔迹一样，是能听出人来的。陆行舟说，你从前在别的台上拍过，那只手，得换一只。
麴阿九看了他半晌，把右手拢进袖子，从此改用左手练键。练了三夜，指头肿得握不住筷子，键上的点划却已听不出旧日的影子。
另有一样警号，不入那五条规矩：天线竹竿上，旗袍旁边，永远晾着麴阿九一件蓝布衫。布衫在，平安；哪天布衫收了，上头的人绕开走，一步都不许沾这条街。
试机那夜，唱机放着《四季歌》，电键在楼板上头嗒嗒地掐着拍子。三分钟，重庆的回执切进耳机：收讫，机务良好。
麴阿九摘下耳机，后背湿透。楼下，唱片换了一面，宗月娥在跟客人讲价，一切如常。
建台的事，留守小组里只有三个人知道。钱贵不在其内——他正在陆代组长派的那桩要紧闲差上，看仓库，看得很尽心。
窝安下了，意外的收成跟着来了。
曼丽帮衬老姐妹是真帮衬。三天两头拉人去铺子里捧场，仙乐斯散了以后，姐妹们各奔东西——有在舞厅伴唱的，有在咖啡馆端盘子的，有进了公寓帮佣的，还有嫁了小开赋闲在家的。铺子后间摆一碟瓜子两壶茶，成了姐妹们的落脚点。
女人们凑在一处，讲的无非闲话。
我们舞厅这礼拜来了个生客，天天坐角落，不跳舞，光问东问西，问哪几位客人是政府里做事的。
贝勒路口添岗了，戴钢盔的，查包裹查得凶。
我们公寓四楼新搬来一家，说是宁波人，那口音，宁波人听了要跳黄浦江。
曼丽嗑着瓜子听，回家往丈夫跟前一坐，竹筒倒豆子。她的用意实在得很：当家的在这一带做着存货的生意，巡捕查税、同行使坏、生人踩点，都得替他盯着些。
陆行舟捧着茶缸听。听着听着，一张图在他脑子里自己长出来了——哪条街的岗动了，哪家舞厅进了探子，哪幢公寓伏了生人，标得密密麻麻。
军统的每日简报，讲究格式，层层誊转，一条街面动静爬到他桌上，起码两天。
姐妹们的瓜子壳还没扫，信儿就到了。
这一带最好的哨兵网，穿着旗袍，喷着雪花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哨兵。曼丽更不知道——她只知道当家的近来爱听她讲闲话，听得比听戏还专心，这让她很得意。
这网很快见了真章。月初一晚，本该是拍发的时刻，曼丽白天带回来一句闲话——在巡捕房当差的那位姐夫透了口风，说夜里要会同宪兵队查环龙路一带的弄堂，查什么不知道，反正弟兄们的夜宵钱都发了。
陆行舟捎话给麴阿九：今夜蓝布衫收进来，机器睡觉。
后半夜，皮靴声果然进了支弄，手电的光柱在各家后窗上扫来扫去，扫过那根空荡荡的晾衣竿，走了。第二天铺子照常开门，唱机照常放歌。
哎，我讲这些有用吗？曼丽也问过一回。
有用。他给她剥了个橘子，生意人么，耳朵就是本钱。
电台开张第七天，对面弄堂口搬进来一户新住客。日本人，挂着商社职员的名头，见人先鞠躬，礼数周全得挑不出一丝错。
只是那扇临街的窗，窗帘终日拉着一半——不多，不少，正对着留声机行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