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天刚蒙蒙亮。
陆怀瑾站在云锦坊门口，换回了那身灰绿色军装。腰间的皮带扎得很紧，肩膀上斜挎着一个帆布包，包带把衣领压出一道褶子。
巧英站在门槛里面，没有出去。
春桃站在巧英身后，眼眶红红的，手里攥着一块手帕，已经拧成了麻花。
钟翰文坐在堂屋门口，远远地看着，没有说话。钟巧明从书房窗户探出半个脑袋，被钟翰文挥手赶了回去。
“就送到这里吧。”陆怀瑾看着巧英，“外面凉，你穿得少，回去加件衣裳。”
巧英没有动。“你路上小心。”
“嗯。”陆怀瑾顿了顿，“三天后山本雪子再来，记住你答应我的事。”
“我记得。”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陆怀瑾忽然笑了一下，伸出手，在巧英的肩头轻轻拍了拍，像拍一个并肩作战的兄弟。然后他转过身，大步走向巷口。
军靴踩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嗒，嗒，嗒。
巧英站在门槛里，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巷口有一棵老槐树，晨光从树叶间漏下来，落在他肩膀上，一闪一闪的。他走到树下，没有回头，只是抬起手朝身后摆了摆。
然后拐弯，消失在巷口。
春桃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啪嗒啪嗒地砸在手帕上。“小姐，陆先生走了。”
巧英转身走回院子。她的步子很稳，背挺得很直，从背影看不出任何情绪。她走进账房，关上门，在桌前坐下。桌上摊着三张纸——一张是生产计划表，一张是原料库存清单，一张是空白。
她拿起笔，在空白纸上写下两个字：“三天。”
然后在这两个字下面画了一条横线。
春桃端着早饭进来的时候，巧英已经把这页纸折好，压在了账本底下。她端起粥碗，三口两口喝完，擦了擦嘴。
“春桃，你去把堂哥叫来。还有树生哥。”
春桃应了一声，放下托盘就跑出去了。
一刻钟后，钟庆堂和陈树生都到了账房。钟庆堂从王家赶回来，脸上还带着疲惫。陈树生从实验室出来，手里还捏着一支试管，里面装着淡黄色的液体。
巧英把门关上，三个人围坐在桌前。
“山本雪子给了三天期限。今天是第一天。”巧英的声音很平静，像在布置生产任务，“我要知道三件事——第一，她到底是谁。第二，她在苏城住在哪里。第三，她带了多少人。”
钟庆堂第一个开口。“山本雪子，我昨晚查了一夜。她在苏城住在阊门饭店，包了整个三层。随行人员至少有六个，都是日本人，名义上是商社职员，实际上应该是军部派来的特工。”
“阊门饭店？”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那是苏城最好的饭店。她不怕暴露？”
“她不怕。”陈树生忽然开口了。他把试管放在桌上，推了推眼镜，“她不是来偷偷摸摸的，她是来明着逼你的。渡边健次走的是暗路，吃了亏。这次换个人，走明路。她知道你有军需订单，知道你跟军需处有往来，她就是要让你知道——日本人盯上你了，你跑不掉。”
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蝉叫得很响，像在锯木头。
巧英点了点头。“树生哥说得对。她不是来求我的，她是来通知我的。三天后要么交出秘法，要么云锦坊从苏城消失。”她顿了顿，“那我们就让她知道，云锦坊不是她说毁就能毁的。”
钟庆堂坐直了身子。“巧英，你打算怎么办？”
“第一，合作社的二十六家铺子，全部进入戒备状态。谁家发现生面孔，马上报。谁家有人被收买，主动交代的不追究，隐瞒不报的逐出合作社。”巧英看着钟庆堂，“堂哥，你一个一个铺子去通知，今天就跑完。”
钟庆堂点了点头，站起来就要走。
“等一下。”巧英叫住他，“王掌柜那边，你多看着点。他肯写信坦白，说明良心没坏。伤好了让他回来，合作社的位置给他留着。”
钟庆堂愣了一下。“你还信他？”
“他被打断了两根肋骨都没画图纸，这样的人，值得信。”巧英的声音不高，但很笃定，“去忙吧。”
钟庆堂走了。账房里剩下巧英和陈树生。
陈树生把试管往前推了推。“银杏酸的浓度到了百分之八十七。涂层的防水性能也提升了，我用你上次给我的军需处样品做的对比测试，新涂层的吸水速度比旧款快三成。”
巧英看着那根试管，淡黄色的液体在晨光里泛着柔和的光。“树生哥，你昨晚又没睡？”
“睡了。春桃盯着我睡的。”陈树生的语气很自然，“她说‘陈先生，您不睡觉小姐会担心’。我就去睡了。”
巧英低下头，嘴角弯了一下。“树生哥，怀瑾走之前给你的那个新涂层参数，你看了吗？”
“看了。”陈树生的表情认真起来，“那个要求很高。防水、透气、不刺激伤口，三项指标都要达标。我算了一下，以现有的材料，至少要半个月才能出第一版样品。”
“半个月太长。山本雪子只给了三天。”巧英抬起头，“树生哥，我不是催你。我就是告诉你，时间紧。但质量不能降。怀瑾说前线的伤兵等不了，这句话你也听见了。”
陈树生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我会尽快的。”
他站起身，拿起试管，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巧英。”
“嗯？”
“山本雪子再来的时候，让我在场。”他没有回头，“我不是要掺和你的事。我只是——不想你一个人面对她。”
巧英看着他的背影，停了两秒。“好。”
陈树生走了。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空气里有墨汁的味道、旧木头的气息、还有窗外红豆花的甜香。
她忽然想起母亲。
想起母亲坐在这个位子上，面前也摊着账本，眉头微蹙。她小时候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母亲算账。母亲打算盘的声音很好听，噼里啪啦的，像下雨。
那是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后不久。
她那时候十一岁，还不懂什么叫战争，只知道那几天母亲脸上的笑容少了，眉头总是皱着。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来，看见母亲一个人坐在账房里，灯还亮着。她悄悄走过去，从门缝里往里看。
母亲面前坐着一个男人，穿着西装，留着八字胡，说话的时候笑眯眯的。但母亲没有笑。母亲的眼睛很冷，冷得像冬天的河水。
“苏女士，我们老板很有诚意。价钱您随便开。”
“不卖。”
“您再考虑考虑。华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说了，不卖。”母亲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请回吧。以后不要再来了。”
那个男人站起来，脸上的笑容还在，但眼睛变冷了。“苏女士，您会后悔的。”
“后不后悔是我的事。门在那边。”
那个男人走了。母亲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闭着眼睛站了很久。巧英当时不懂，为什么母亲看起来那么累。现在她懂了。母亲扛着的，是整个钟家。和她现在扛着的一样。
巧英睁开眼睛，从抽屉最底层翻出一样东西——一本发黄的笔记本，是母亲的。封面已经磨得发白，边角卷起来。她翻开第一页，上面是母亲的字迹，端正清秀。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日本人又来买配方了。第三次。这次换了一个人，穿西装，说华语，笑起来像弥勒佛。但我看得见他的眼睛，和前面两次来的人一样——他们要的不是配方，是钟家的根。英英还小，翰文身子不好。我不能倒。门关好，谁敲门都不开。”
巧英的手指在“门关好”三个字上停了一下。母亲的字迹很用力，笔尖几乎要把纸划破。
她翻到后面一页。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那个日本人又来了。这次带了两个人，说是来谈生意的，实际上是在看厂房的布局。我让老张叔盯着他们，一步都没让他们离开账房。走的时候，那个日本人说‘苏女士，您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东西守不住’。我说‘守不守得住，是我的事。不劳你操心’。”
再翻一页。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渡边健次第一次来。这个人不一样，他不笑，不威胁，很客气。但越客气的人越危险。他在坊里待了半个月，每天都在看。看织机，看染缸，看工人怎么操作。我跟翰文说，这个人还会再来。翰文说，来了就赶走。我说赶不走的。他想要的东西没拿到，不会走。”
巧英合上笔记本，放在桌上。母亲说得对。渡边健次没拿到想要的东西，他没有走。他换了个人来。山本雪子。
她把笔记本放回抽屉最底层，压在“经纬之心”下面。然后站起来，走出账房。
午后的太阳毒辣得很，院子里的石板路被晒得发烫。春桃在灶房里煮了一大锅绿豆汤，用木桶装了提到厂房里，一勺一勺地分给工人。
阿青接过碗，咕咚咕咚喝了一大口，抹了抹嘴。“春桃姐，小姐今天怎么没来厂房？”
春桃压低声音。“小姐在账房忙。来了个坏人，要找小姐麻烦。”
阿青脸色一变。“什么坏人？”
“你别问了。反正你们这几天多加小心，下工了早点回家，别在外面逗留。”
阿青点了点头，端着碗回到织机前。她的手还是有些抖，但拿起梭子的时候，稳了。
厂房里织机的声音重新响起来，咔哒咔哒，比蝉叫还密。
巧英沿着围墙走了一圈。墙头的碎玻璃还在，但有几处掉了，露出光秃秃的墙头。她记下来，回到灶房找了春桃。
“春桃，你去买两斤碎玻璃，找几个工人，把墙头缺的地方补上。”
春桃正在洗碗，手在冷水里泡得通红。“小姐，我这就去。”
“先把碗洗完。”
“洗完了。”春桃擦了擦手，解下围裙就往外跑。
巧英站在灶房门口，看着春桃跑出去的背影，忽然喊了一声——“春桃！”
春桃停下来，回过头。
“路上小心。别跟生人说话。”
春桃点了点头，转身跑了。
傍晚，钟庆堂回来了。他跑了一整天，二十六家铺子全部通知到了，嗓子都哑了。
“巧英，都通知了。”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端起桌上的茶壶对着嘴咕咚咕咚喝了一气，“有几家铺子吓得脸都白了，说要关门歇业。我说歇什么业？你关了门，日本人就不来找你了？他们找你更轻松。开门做生意，人多眼杂，反而安全。”
巧英给他倒了杯茶。“你这么说，他们听了吗？”
“听了。但王掌柜的事让他们害怕。”钟庆堂放下茶壶，“巧英，我觉得合作社里可能还有别的人被收买了。今天我去钱掌柜的铺子，他看我的眼神不对劲，躲躲闪闪的。”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继续盯。不要打草惊蛇。”
“我知道。”钟庆堂靠回椅背，忽然压低了声音，“巧英，还有一件事。我今天在阊门饭店附近转了一圈，看见山本雪子了。她在大堂里喝茶，对面坐着一个华国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像个政府官员。”
“看清脸了吗？”
“没有。他一直背对着我。”钟庆堂皱了皱眉，“但我觉得那个人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
巧英的心紧了一下。“你再想想。”
钟庆堂想了很久，摇了摇头。“想不起来。但肯定见过。”
“别急。慢慢想。”巧英站起来，“堂哥，你今天辛苦了，回去歇着吧。明天还有事。”
钟庆堂走到门口，忽然回过头。“巧英，我爹欠你们家的，这辈子还不完。我不是替他赎罪——赎罪是他自己的事。我只是想做对的事。这是我欠我自己的。”
巧英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我知道。”
钟庆堂走了。巧英一个人坐在账房里，天色渐渐暗下来。她没有点灯，在昏暗里坐着，脑子里一直在转。
山本雪子在阊门饭店见了一个华国男人。政府官员。眼熟。在哪里见过？
她忽然想起陆怀瑾说过的话——“内鬼往往是最亲近的人，因为你不会怀疑他。”
她的手攥紧了。
入夜，巧英没有回卧房。她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厂房门口。春桃端着一碗面走过来，放在她旁边的凳子上。
“小姐，您还没吃晚饭。”
巧英端起来吃了两口，放下。“春桃，你去睡吧。”
“我不困。我陪着您。”春桃在台阶上坐下来，抱着膝盖，“小姐，您怕不怕那个日本女人？”
巧英沉默了一会儿。“怕。”
“我也怕。”春桃的声音小小的，“但我不怕她来，我怕您一个人扛着。”
巧英转过头，看着春桃。月光照在春桃脸上，圆圆的脸，圆圆的眼睛，像个没长大的孩子。她想起前一年的正月初四，春桃坐在灶房角落里，手里攥着一双磨破的拳套。巧英端了一碗绿豆汤进去，放在灶台上：“那你就留在钟家。”春桃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副拳套放在脚边。
那之后一年多，她们一起走过很多路。春桃从不多问，只答“好”。有一次她病了一整夜，巧英守到天亮，端药进来。春桃喝完，把碗递还给她，手没有抖。
“春桃。”
“嗯？”
“这些年辛苦你了。”
春桃抬起头，目光在巧英脸上停了一下，像在确认一件她已经反复确认过的事：“妹子，见外了。此生宋先生和你都是我的亲人。”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在秤上过过的。说完她自己先愣了一下，像第一次听见自己用这两个字。她没有改口，低下头，把面碗往巧英那边推了推：“快吃，凉了。”
巧英端起来，夹了一箸面，没抬头：“那以后别叫小姐了。”
春桃没有回答。她低下头，继续择手里的菜，但嘴角动了一下。
月亮升到中天的时候，厂房里的织机都停了。工人们早就走了，整个云锦坊只剩下巧英、春桃、陈树生和钟翰文父子。陈树生的实验室还亮着灯，透过窗户能看见他伏在实验台前的影子。
巧英站起身，走到实验室门口。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她从门缝里看进去，陈树生正对着一排试管做记录，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写。他的侧脸被油灯照着，轮廓很清晰，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
她没有敲门，也没有出声。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回到账房，她点起油灯，翻开“经纬之心”。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腕上的银镯，内侧那行被磨得有些模糊的字——“愿我如星君如月”。她从来没有问过陈树生这行字是什么意思。也许不需要问。
她提起笔。
“七月二十。怀瑾走了。山本雪子的三天期限，第一天。堂哥查到她在阊门饭店，带了六个人。她在饭店见了一个华国男人，政府官员，堂哥说眼熟。会是谁呢？墙头的碎玻璃补上了。春桃哭了。她说‘我怕您一个人扛着’。她刚来钟家那年，说‘小姐，我护着你’。她一直没有忘记。树生哥还在实验室。他总是不睡觉。银杏酸百分之八十七了。他说‘不想你一个人面对她’。我让他了。我不是一个人。我有很多人。翻到娘的笔记本。她当年也是这样。一个人坐着，关好门，谁敲门都不开。我不会开门的。”
她写完之后合上账本，从抽屉里拿出那枚银梭，在灯下看了看。银梭上的血迹已经变成了深褐色，像一枚印章。她用手指摸了摸，然后放回去。
再拿出那把匕首。匕首的皮鞘被她摸得发亮，刀柄上的纹路清晰可见。她把匕首抽出来，在灯下看刀刃。刀刃很薄，很亮，能照见自己的眼睛。
她的眼睛没有哭过的痕迹。
她说过不哭。
她把匕首插回去，放在枕头底下。吹灭了灯。
窗外的蛙声很响，像是在开大会。远处的运河上，船夫的夜号断断续续地传来，今晚唱的不是平常的调子，像是哭腔。
巧英在黑暗里睁着眼睛。
第一天过去了。
还有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