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四日，苏城。
炮声是在凌晨四点响起的。不是远处闷响，是清晰的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东边敲一面巨大的鼓。巧英从地铺上坐起来，匕首握在手心里，刀鞘被她的汗浸得发滑。
她听着炮声，数了十下，停了。过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又响了。这次更近。
她站起来，推开窗户。天还没亮，院子里黑漆漆的，红豆架在黑暗里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空气里有一股焦糊味——不是苏城的，是从东边飘来的。风把硝烟的味道送过来了。
她站了一会儿，关上窗户，把匕首别在腰间。
天刚亮，春桃就端着粥进来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一夜没睡。
“小姐，您昨晚听见了吗？炮声比昨天近了好多。”
“听见了。”巧英接过粥碗，喝了一口，“春桃，今天煮粥多放一把米。粥稠一点，耐饿。工人今天要加一个时辰的班。”
春桃点了点头。“小姐，那三家掌柜今天会开门吗？”
巧英放下碗。“会。钱掌柜说了开，他就会开。刘掌柜也会。周掌柜——他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他点头的时候，比别人慢了半拍。”巧英站起来，“但慢半拍也是点头。他开了，就是开了。”
辰时，钟庆堂来了。他今天没有骑车，是走来的，手里拿着一份报纸。
“巧英，你看。”他把报纸递过来，指着头版，“上海的消息。”
巧英接过报纸。头版上用大号黑体字写着——“日军续增，沪上告急”。下面是一行小字——“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称：我军已部署完毕，随时应战。”
她把报纸放在桌上。“堂哥，合作社那边今天怎么样？”
“钱掌柜的铺子开了。刘掌柜的也开了。周掌柜——”钟庆堂顿了一下，“没开。”
巧英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一下。“什么原因？”
“他儿子从上海回来了。说是亲眼看见日军在上海登陆，吓破了胆。周掌柜说‘命比钱重要’，不开了。”钟庆堂坐下来，端起茶壶灌了一口，“巧英，周掌柜的铺子在合作社里是最大的。他不开了，原料供应至少要少三成。”
巧英沉默了一会儿。“堂哥，周掌柜的儿子在上海做什么？”
“在洋行当伙计。说是上个月刚去的，还没站稳脚跟，日本人就来了。他从上海一路跑回来，跑了整整一天一夜，脚上全是泡。”钟庆堂的声音低了下去，“巧英，他儿子看见的东西，不是谣言。是真的。”
账房里安静了。
“是真的，就更不能关。”巧英站起来，“堂哥，周掌柜的铺子在哪儿？我去看看他。”
“巧英，你去没用。他连我的面都不见，他儿子把门从里面闩上了，谁叫都不开。”
巧英走到窗前，看着院子里的红豆架。新芽又长大了一点，两片嫩叶已经展开了，绿得发亮。烧焦的那截藤蔓上，第二个新芽也冒出来了，比第一个小，但也是绿的。
“堂哥，他不开门，我就站在门口。站到他开为止。”
钟庆堂看着她，看了很久。“巧英，你变了。”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硬了。”钟庆堂站起来，“我陪你去。”
巳时，巧英和钟庆堂走到周记绸布庄门口。门板关得严严实实的，从门缝里看不见里面的光。门口的石阶上坐着一个老头，是隔壁杂货铺的老板，正在抽烟。
“周掌柜的铺子今天没开？”巧英问。
杂货铺老板抬起头，看见巧英，愣了一下。“钟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周掌柜。”
“别看了。他家儿子从上海跑回来了，说是日本人已经打到闸北了。周掌柜吓得一天没出门。”老头把烟头在石阶上摁灭，“钟大小姐，你也别在这儿站了。上海真要打起来，苏城也不安全。你一个姑娘家，赶紧回吧。”
巧英没有动。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扇紧闭的门。门板是木头的，漆已经褪了，露出木头的本色。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周记绸布庄”，字是金粉写的，也被晒得发白了。
钟庆堂站在她旁边，低声说：“巧英，他不会开的。”
巧英没有说话。她从腰间拿出那把匕首，握在手心里。钟庆堂脸色变了。
“巧英，你要干什么？”
巧英没有理他。她把匕首的刀鞘取下来，用刀柄敲了三下门板。咚，咚，咚。声音不大，但很沉。
“周掌柜，我是钟巧英。开门。”
里面没有声音。
“周掌柜，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儿子从上海回来了，你担心他的安全，关了门。我不怪你。”巧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但关了门，日本人就不来了？你儿子的脚跑了泡，跑了一天一夜，跑回苏城。你关上门，他就安全了？”
里面还是没有声音。
“周掌柜，合作社的二十六家铺子，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是一家人。一家人有难，我不看着。你今天不开门，我明天还来。明天不开，后天还来。我站到你开为止。”
她收起匕首，别回腰间。站在门口，一动不动。
太阳升起来了，晒在头顶上，火辣辣的。巧英的布鞋踩在石阶上，石板被晒得发烫，脚底像是踩在烙铁上。她没有动。
钟庆堂站在她旁边，汗珠从额头上滚下来，滴在石阶上，哧的一声就干了。
一刻钟过去了。半个时辰过去了。
杂货铺的老头看不下去了，站起来。“钟大小姐，回去吧。他不会开的。”
巧英没有说话。她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门。
又过了一刻钟。
门板后面传来一阵轻响，像是什么东西被搬开了。然后是门闩被拉开的声音。咯吱——门开了一条缝，一只手从里面伸出来，把门板卸下一块。
周掌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褂子，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红的。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脸色蜡黄，嘴唇发白，脚上缠着绷带，坐在一把椅子上。
“钟大小姐，进来吧。”周掌柜的声音沙哑。
巧英走进铺子。铺子里很暗，窗帘都拉上了，只有门缝里透进来一线光。柜台上的账本还摊开着，翻到一半的页面上落了一层灰。
“钟大小姐，对不起。我不该关门。”周掌柜低下头，“但我是真的怕。我儿子从上海跑回来，说日本人已经打到闸北了，死了好多人。他说苏城也保不住，让我关门跑。”
巧英看着那个年轻人。他坐在椅子上，脚上的绷带渗出血迹，脸色白得像纸。
“你叫周明？”巧英问。
年轻人点了点头。“钟大小姐，我在上海虹口的洋行做事。上个月刚去的。前天晚上，我听见炮声了。不是打炮，是打仗。日军陆战队和国军在路上就交火了。我在洋行的楼上，亲眼看见国军的部队从虹口开过去，一队一队的，全是德械师，钢盔在路灯下反着光。领头的军官骑马，腰板挺得很直。旁边的人说，那是八十七师，刚从德国训练回来的。”他顿了顿，声音开始发抖，“但没走多远，日本的飞机就来了。三架，贴着屋顶飞，机枪扫下来，一队人倒了一半。街上全是血。”
账房里安静了。
“第二天，洋行关门了。老板跑了，伙计们也跑了。我跟着人群往外跑，跑了一天一夜，脚上全是泡，鞋子跑掉了一只。路上全是人，有的往西跑，有的往南跑，不知道哪里是安全的。”
巧英听完了，沉默了一会儿。“周明，你看见的那些国军，他们退了没有？”
周明愣了一下。“没有。死了的没退，活着的也没退。飞机的机枪扫完一轮，剩下的人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巧英转过身，看着周掌柜。“周掌柜，你听见了。国军没有退。伤兵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止血带。你关了门，止血带就少了一批。止血带少了，伤兵就会死。”
周掌柜低下头。
“你怕，我也怕。但怕完了，要想想——我们退了，前线的伤兵怎么办？”巧英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周掌柜，合作社的位置，我给你留着。你今天不开，明天开也行。明天不开，后天开也行。但你关了门，你的铺子就在这里，你跑不了。日本人来了，门关着，他们就不进去了？”
周掌柜抬起头，看着巧英。他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钟大小姐，我明天开门。”
巧英点了点头。“好。茶我泡好了，等你来喝。”
她走出绸布庄。太阳晒在头顶上，晒得她眼前发黑。钟庆堂跟在后面，扶了她一把。
“巧英，你没事吧？”
“没事。晒的。”巧英站了一会儿，等眼前的黑影散了，“堂哥，你去合作社把那几家还开门的铺子统计一下，原料还剩多少，工人还有多少。仗打起来，苏城会乱。乱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谁还在。”
钟庆堂点了点头。“我这就去。”
他走了。巧英一个人走在巷子里，步子很慢。布鞋踩在青石板路上，石板被晒得发烫，脚底像是踩在烙铁上。她没有停下来。
走到云锦坊门口，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巷子很长，两边的封火墙很高，把太阳遮住了一半。墙根下坐着一个乞丐，面前放着一只破碗，碗里空空的。
巧英走过去，从腰间摸出两个铜板，放在碗里。乞丐抬起头，看了她一眼，没有道谢，把铜板攥在手心里。
巧英转身走进院子。
午后，陈树生从实验室出来。他今天换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衫，头发用水抿过了，下巴上的胡茬也刮了。他的眼睛还是红的，但精神比昨天好了些。
“巧英，军需处那边有消息了。”他走进账房，把一张纸条放在桌上，“我刚去电话亭打的电话。他们说，检测结果还要等一天。明后天就能出来。”
巧英拿起纸条，看了看。上面是陈树生的字迹，写得很工整——“样品检测中，结果明后天出。处长说，数据不错。”
“数据不错？”
“嗯。他在电话里说的原话是‘数据不错，比我预想的好’。但没有说能不能通过。”陈树生在她对面坐下，“巧英，你觉得能通过吗？”
巧英看着他。“你觉得呢？”
“我觉得能。”陈树生的语气很平，不像是在说一件多了不起的事，“但我觉得不算。军需处说了才算。”
巧英嘴角弯了一下。“那就等。”
陈树生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了一下。“巧英，你今天去周掌柜的铺子了？”
“去了。”
“他开了吗？”
“明天开。”
陈树生没有追问。他站了一会儿，推开门，走进实验室。
巧英坐在账房里，翻开“经纬之心”。
“八月四日。周掌柜的铺子关了。他儿子从上海跑回来，说日本人打到闸北了。国军的德械师开过去了，飞机来了，扫了一轮，死了的没退，活着的也没退。周明说，他们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周掌柜明天开门。茶泡好了。炮声又近了。风里有硝烟的味道。怀瑾在保定。门锁好了。”
她合上账本，放进抽屉。
窗外，船夫又开始唱了。今晚唱的不是急急的歌，是一首很慢的歌，调子像水一样流过来，流过去。她听了一会儿，认出来了——是《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
她吹灭了灯，在黑暗里躺着。
炮声还在响。不是从东边来的，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至少在巧英的耳朵里是这样。但她知道，明天周掌柜会开门。茶泡好了，等人来喝。
夜很长。但壶里的茶，还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