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耳坠女人出城的记录，先把所有人的目光引向柳三娘。
石满仓记得，九年前她带两个孩子经过乌鹭仓，耳上戴的就是一对素银圈。后来她借死者妻子的户籍进了军眷善堂，再没用过柳三娘这个名字。
“她若活着，现在叫什么？”谢临渊问。
石满仓在木板上写了三个字：不知道。
这正是借名最难追的一层。名字原本是为了让人逃过追捕，走得越远，越不能沿旧名找；可当借名的人开始替乌鹭仓取货，活命的办法便也成了藏责的壳。
沈令仪没有立即让人搜善堂。韩世昌刚出城，若银耳坠女人仍在善堂，先惊动管事，只会迫使她再次换名。她把旧侯铜牌交给城南铜作行查验，自己与裴砚舟去找制作铜牌的人。
铜料不是军器监所用的硬青铜，掺了许多旧香炉熔下来的红铜。京中能接这种杂料的铺子不多，三家已经关门，剩下一家藏在土地庙后，门脸只够挂两把铜锁。
铺主曹瘸子看见铜牌，先骂了一句：“晦气。”
他不认裴靖川，却认牌孔里一圈细细的黑痕。那是他年轻时用桐油拌炉灰给铜件做旧的手法，学徒嫌费事，城中只有他做过。
“谁来订的？”
“一个军爷。”曹瘸子道，“脸长，左眉断一截，给的是香炉碎料和一张旧拓样。”
韩世昌左眉上正有旧伤。
曹瘸子没有立刻承认。他先问这块牌有没有害死人，问完又不等回答，弯腰从床底拖出一只破木匣。匣里装着十几枚没交出去的铜片，有的刻了姓，有的只有半匹马。
“当年一共订了二十四块。”他说，“先让我刻旧侯名，后来又送来别的人名。我觉着不对，偷留下三块废坯。不是为了做好人，是怕哪日官差上门，我连自己做过什么都说不清。”
二十四块铜牌，意味着旧侯的名字不是只借过一次。
订单上没有韩世昌落款，只有一行取件暗语：“侯爷旧部，自会认牌。”曹瘸子把这句话当成军中私令，不敢多问。每做完四块，便有不同的人来取。有人穿军靴，有人穿善堂的灰布褂，还有一回，是个戴银耳坠的妇人。
“是不是柳三娘？”石满仓没有跟来，沈令仪只好让画师按他的描述画出旧像。曹瘸子看了许久，摇头。
“九年前我眼睛还好。取牌的女人比画上年长，右耳垂豁了一点，戴银圈是为了遮那道口子。”
柳三娘的耳朵没有伤。
他们险些因为一件寻常首饰，把两名女人并成同一个人。
曹瘸子记得，那女人取牌时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小姑娘怕炉火，缩在门外啃芝麻糖。女人把其中一块刻坏的牌扔回炉边，说：“死人名字也不能刻歪，他家里人若看见，会难受。”
她知道牌上是死人。
也知道死人仍有家人。
“你问过她拿牌做什么？”
“问了。她说送人出关。”曹瘸子搓着膝盖，“我那时还觉得是善事。边军有些逃回来的伤兵没公文，借旧牌能过城门。后来我在衙门告示上看见，有一家因为冒领军粮被收田，告示上的牌就是我刻的。”
那户姓徐。独子战死后，母亲每年领两石恤粮。有人持徐家儿子的牌多领了十石，官府查不出冒领者，便认定徐母与人串通。老人被收走薄田，第二年冬天死在女儿家。
“你去说明了吗？”沈令仪问。
曹瘸子低下头：“没有。我怕赔命。”
他后来不再交货，谎称炉裂了。韩世昌没有杀他，只让人砸断他一条腿，把已刻好的牌全部取走。从那以后，他在土地庙后修锁，不碰姓名牌。
裴砚舟从废坯中挑出一块。铜面刻着“赵”字，背后却有浅浅两行针划。曹瘸子说那是银耳坠女人临走前偷偷留下的，他直到今日也看不懂。
沈令仪把铜片斜对着窗光。针划不是字，是七个小圆和一条弯曲水线。七个圆的位置，与苏婉清货单上的七处仓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个已经被重重划掉。
“她知道七仓。”裴砚舟道。
“至少知道其中一些。”沈令仪没有把猜测写满。
谢临渊派人核了徐家旧案。告示、田契和女儿证言都还在，冒领使用的正是裴靖川名下调令。调令声称旧侯遗命，要给阵亡亲兵家属补粮，实际领粮者却没有一个来自裴家旧部。
徐家女儿已经四十多岁，在城东替人洗衣。听说官府要重查，她没有先问能赔多少，而是问那张说母亲偷粮的告示还在不在。
“小时候我去井边打水，别人都说我娘装可怜。”她搓着洗得发白的手，“田早被转卖三回，追回来又要赶走如今种田的人。我不要你们今日把他们撵出去。先把告示改了，再到我娘坟前念一遍。”
她还要求也查清那十石粮最终给了谁。若真给了逃难伤兵，她不愿把伤兵再说成贼；若进了官仓管事口袋，则要把人的名字写出来。
沈令仪将三项分别记下。洗去徐母污名、追偿被收田价、核冒领实益人，是三件事，不能用一句“假牌所害”一起结清。裴砚舟也写明裴家愿先承担告示更正与坟茔修缮费用，却不以私赔换取撤案。
裴砚舟把徐母名字抄到案卷首行。
他父亲未做过那张牌，也没发过那道令。可徐母失去的田，确实是在裴靖川名字下被取走的。证明清白不是把假牌扔进火里便结束，还得找到谁因这个名字受了损失。
回城时，曹瘸子忽然追出门，把一只包了多年油纸的小银圈交给沈令仪。
“那女人取最后一批牌时掉的。我本想熔了，后来不敢。”
银圈内侧没有花纹，只刻着两个极小的字：三娘。
这不是柳三娘掉的耳坠，却有人把她的生活称呼刻在了自己耳上。
她借的或许不只是一个死者姓名。
还有一个活着逃出去的女人，曾经用过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