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刚过，河里的冰就化尽了，杨柳冒出嫩黄的芽。
北京城忙着准备一件大事。皇上要南巡。
这是康熙登基以来第一次南巡。旨意是正月里下的，说三月启程，巡视河工，观风问俗。从北京到江南，沿途州府早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了：修桥铺路，整治街容，安排接驾的仪程。
摹形司里，气氛也有些不同。二月中旬开始，各地送来的文书明显多了，不光是关于“朱三太子”的，还有各种地方舆情、士林动向、官员表现。吴良让张砚帮着整理，按省份、人物分门别类。
“这些都看？”张砚看着桌上堆成小山的卷宗。
“都看。”吴良抽出一份，“南巡不只是皇上看百姓，也是朝廷看地方。哪些人可用，哪些人要防，哪些事要查，都得心里有数。”
张砚翻开最上面一份，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密报。曹家是皇上亲信，在江南经营多年。密报里详细列了南京、苏州、扬州等地有名望的士绅、遗民、在野官员，每个人的家世、交游、诗文倾向，甚至平时爱去哪些茶馆、与什么人来往，都写得清清楚楚。
“这些人都要盯着？”张砚问。
“不一定。”吴良说，“但得知道他们是哪些人。南巡路上，皇上可能会召见地方士子，问话，考学问。这些人里，说不定就有被叫去的。得提前有个准备。”
“准备什么？”
吴良看了他一眼，没回答，只吩咐：“把这些人的名单抄一份，单独立册。重点标出那些家里有前明渊源的，或者诗文里常怀故国之思的。”
张砚明白了。南巡是怀柔，也是试探。皇上要看看，经过四十多年，江南这片曾经最抵触大清的腹地，如今到底人心如何。
二月底，吴良把张砚叫到跟前。
“收拾东西，你也去。”
张砚一愣：“去哪儿？”
“南巡。”吴良正整理一个藤编书箱，里头装着笔墨纸砚，还有几本厚厚的册子，“路上需要人记录。你，我，再加两个人，扮作随行书吏。明天出发。”
“那摹形司这边……”
“周伯留下看着。”吴良合上书箱，“记住，路上少说话，多看多记。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也尽量别看。”
第二天天没亮，张砚就背着行李到了前院。院子里停着两辆马车，吴良已经在第一辆车旁等着。除了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常在后院打杂的李顺，一个是面生的中年人，姓赵，看着沉稳，话不多。
四人上了车，马车驶出摹形司，汇入南巡庞大的队伍里。
皇上的御驾三月十二从北京出发。队伍浩浩荡荡，前有銮仪卫开道，后有侍卫、官员、太监、杂役，连绵好几里。张砚他们的马车跟在队伍靠后的位置，不显眼，但也能看见前头的旌旗仪仗。
头几天走官道，经涿州、保定、真定。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跪迎，百姓围观，夜里驻跸行宫。吴良很少下车，大多时间在车里看文书。张砚则被要求每天写行程日志，记下沿途见闻，特别是地方官接待的细节、百姓的反应、有无异常。
异常确实有。在保定府，皇上召见当地士绅，有个老秀才献了一幅自己画的《河清海晏图》，画工一般，但题诗里有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事后吴良让张砚把这首诗抄下来，在旁边批注：“借古讽今，心存怨望。”
“这也要记？”张砚问。
“记。”吴良说，“现在不发作，不代表以后不发作。记下来，是个由头。”
三月廿二，队伍进入山东境。在济南府停留三日，皇上登泰山，祭孔庙，视察黄河堤防。张砚跟着吴良在城里转了转，听茶馆里人议论。
议论最多的是黄河。这几年山东段常闹水患，朝廷拨了款修堤，但地方官层层克扣，到民工手里没几个钱，堤修得不牢靠。去年秋天又决了口，淹了好几个县。
“这些话，也要记？”张砚问。
吴良点头：“记。但要分开记——哪些是实情，哪些是牢骚，哪些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得分清楚。”
张砚开始明白，这一趟南巡，不只是皇上看地方，也是他们这些藏在暗处的人，在给整个江南摸脉。摸人心的脉，摸隐忧的脉，摸那些可能酿成大患的暗疮。
四月初，队伍渡过黄河，进入江苏。气候明显湿润起来，路两旁水田纵横，秧苗青青。四月十二，御驾抵达江宁府，也就是南京。
南京是前明旧都，意义特殊。皇上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也最长，预定要十日。驻跸的地方是江宁织造府，曹寅早把府邸腾出来，布置妥当。
张砚他们被安排住在织造府后街的一处小院，离主府隔着一道墙，安静，不惹眼。安顿下来的第二天，吴良就带着他们出门。
不是去名胜古迹，是走街串巷。去夫子庙附近的茶馆，去秦淮河边的酒肆，去乌衣巷、桃叶渡这些有典故的地方。吴良很少说话，多是听。听茶客闲聊，听书生论诗，听小贩吆喝。
张砚负责记。他买了个小册子，巴掌大，藏在袖子里，听到觉得有用的，就假装咳嗽，背过身去速记几个字。
四月十五，皇上在江宁府学召见江南士子。这事早传开了，那天府学外人头攒动，都想看看当今圣上是什么模样，听听他会问什么话。
吴良也带着张砚去了，不过没挤在前头，而是站在远处一个茶楼的二楼，窗户正对着府学大门。从这儿能看到士子们排队进去，也能隐约听见里头的动静，虽然听不清具体说什么，但能听见皇上问话的声音，平和，清朗；也能听见士子们答话，有的从容，有的紧张。
召见持续了一个多时辰。结束后，士子们陆续出来，有的面带喜色，有的若有所思，还有的神色凝重。吴良一直站在窗前看，等人都散得差不多了，才转身下楼。
“走，去个地方。”
他领着张砚穿街过巷，最后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巷子尽头有座小院，门虚掩着。吴良推门进去，院里没人，正房的门开着，里头坐着个人。
是个五十来岁的文士，穿着半旧的蓝布长衫，正在喝茶。看见吴良，他站起身，拱了拱手：“吴先生。”
吴良还礼，示意张砚在门外等着，自己进了屋。门没关严，留了条缝。张砚站在廊下，能听见里头的对话。
“今日府学召见，秦兄可去了？”吴良问。
“去了。”文士声音温和，“蒙皇上垂问，问了《尚书》里‘民惟邦本’几句的释义。”
“秦兄如何答的？”
“按朱子注疏答的，不敢妄议。”
两人又说了些别的，多是诗文学问上的事。听起来，这文士是当地一个颇有声望的塾师，弟子不少，但自己屡试不第，如今以教书为生。
约莫一刻钟后，吴良出来，递给文士一个小布袋。文士接过，掂了掂，没打开，只躬身道谢。
离开小院，张砚忍不住问：“这人是谁？”
“秦望之，本地秀才，教书的。”吴良说，“他有个弟弟，在福建水师当个小官。去年因亏空粮饷被参，本来要革职查办的，曹寅说了句话，保下来了。”
张砚明白了。这是交易。吴良通过曹寅的关系，保了秦望之弟弟的官职；秦望之则为摹形司提供当地士林的动向，谁对朝廷不满，谁私下串联，谁可能借南巡之机生事。
“像他这样的人，南京还有几个？”张砚问。
“五六个吧。”吴良说，“各地都有。有些是图利，有些是怕事，有些是……真有把柄在我们手里。”
张砚想起那些源源不断的密报。原来不只是曹寅这样的皇商在提供，还有这些散布在民间的眼线。
四月十八，发生了一件让张砚意外的事。
那天下午，吴良让他去城南一家书局买几本新出的时文选。书局在秦淮河附近，张砚买完书出来，顺着河沿往回走。正是春日午后，阳光暖和，河边柳树垂丝，游人如织。
走到文德桥附近，他忽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
那人站在桥头，凭栏看水，穿着靛青长衫，身形瘦高，背微微有些驼。张砚心里咯噔一下。
他加快脚步走过去。离得近了，看清那人的侧脸——四十出头，长方脸，蓄着短须，鼻梁挺直。不会错，是周子安。
周子安是张砚在绍兴时的同窗。两人同一年进县学，住同一间斋舍，一起读书，一起应试。后来张砚家道中落，去衙门做了书吏；周子安则继续苦读，考了两次乡试都没中，后来听说去了南京，投奔一个远亲，再往后就断了音讯。
算起来，两人有七八年没见了。
张砚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上前，拍了拍那人的肩：“子安兄？”
那人转过身。看见张砚，他愣了一下，眼神有些茫然：“这位兄台是……”
“是我啊，张砚。绍兴府学，咱们同住过两年。”
周子安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笑容却有些生硬：“啊……是张兄。多年不见，一时没认出来，恕罪恕罪。”
张砚也笑：“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子安兄何时来的南京？”
“来了有几年了。”周子安说，“在亲戚家帮忙，做些文书杂事。张兄呢？怎么也在南京？”
“随……随东家来办点事。”张砚含糊带过，“子安兄如今住在何处？改日登门拜访。”
周子安报了个地址，在城南颜料坊附近。又说自己如今忙，常常不在家，拜访就不必了。
两人站在桥头寒暄了几句。张砚觉得周子安有些不对劲。说话时眼神总飘忽，不直视他；问起绍兴旧事，他答得含糊，有些细节明显记错了；而且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拘谨，不像当年那个洒脱爱笑的同窗。
聊了不到一刻钟，周子安就说有事，匆匆告辞了。张砚看着他消失在人群里，心里那点疑惑越来越浓。
回到住处，他把这事跟吴良说了。吴良正在整理今天的记录，头也没抬：“认错人了吧。世上相貌相似的人多了。”
“不会错。”张砚说，“他右眉梢有颗小痣，我记得清楚。而且说话时有个习惯，喜欢捻手指，这个也对的。”
吴良停下笔，抬眼看他：“那你觉得哪里不对？”
“神态不对。”张砚想了想，“子安当年是个爽快人，爱说爱笑。今天见的这个，太……太木了。像戴着个面具。”
吴良沉默了一会儿，合上册子。“你那个同窗，叫什么名字？”
“周子安，字静之。绍兴山阴县人。”
“什么时候来的南京？”
“七八年前吧，具体不清楚。”
吴良起身，从书箱里翻出一本名册，快速翻找。翻到某一页，他手指停住了。
张砚凑过去看。那一页上写着：“周子安，字静之，绍兴山阴人。康熙十六年至南京，寄居舅父家。十九年秋，患时疫卒，年三十七。葬南郊义冢。”
卒。康熙十九年秋，死了。
张砚脑子嗡的一声。他夺过名册，又仔细看了一遍。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这……这不可能。”他声音发干，“我刚刚还看见他……”
“你看错了。”吴良拿回名册，“或者，你看见的不是他。”
“可明明……”
“张砚。”吴良打断他，“南京城几十万人，有个把相貌相似的，不奇怪。你那个同窗，四年前就死了。死人不会复活。”
张砚说不出话来。他想起桥头那个周子安生硬的笑容，飘忽的眼神，含糊的应答。难道真是认错了？可那颗痣，那个捻手指的习惯……
“今天的事，到此为止。”吴良看着他，“别多想，也别再去找那个人。明白吗？”
张砚点了点头，但心里的疑团越滚越大。
那天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索性起床，点了灯，摊开纸，凭记忆画周子安的相貌。画到一半，忽然想起吴良那名册上，在周子安的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刚才没看清。
写的什么？
他努力回忆。好像是什么“……可勘用……需调教……”
可勘用？什么意思？
第二天一早，张砚借口买纸笔，又去了昨天遇见周子安的文德桥。他在桥头站了半个时辰，没见到人。又按周子安说的地址，找到颜料坊附近。
那是一条窄巷，两旁都是老宅。张砚找到门牌号，是座两进的小院，门关着。他敲了敲门，里头没动静。隔壁出来个老太太，打量他：“找谁？”
“请问，这儿住着一位周先生吗？周子安。”
老太太皱眉：“周先生？早搬走啦。前年就搬了。”
“搬去哪儿了？”
“不清楚。”老太太摇摇头，“走得很急，东西都没带全。房东后来来收拾，说欠了好几个月房租呢。”
张砚道了谢，离开巷子。走在街上，春日阳光明媚，他却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升上来。
前年搬走。周子安康熙十九年死，如果真是他，死人怎么会在康熙二十一年搬走？
除非……死的那个不是他。或者，搬走的这个不是他。
接下来的几天，张砚留了心。他借着帮吴良跑腿的机会，在南京城里转，特别留意那些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夫子庙、贡院街、状元楼茶馆。
四月廿二，他又见到了周子安。
这次是在贡院街一家书铺里。周子安站在书架前翻书，还是那身靛青长衫。张砚没上前，而是躲在对街的茶摊上观察。
周子安在书铺待了约两刻钟，挑了两本书，付钱离开。张砚远远跟着。周子安走得很快，穿过两条街，进了一座宅子。那宅子门脸不大，但看着齐整，像是某个官员或富商的别业。
张砚在附近转了转，没敢久留。回去后，他查了吴良带来的那本地名录——那是曹寅提供的，南京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住址。
那座宅子的主人姓徐，是个退休的京官，如今在南京养老。名录上还附了一笔：徐家二公子，去年补了浙江某县县丞的缺。
这事越来越蹊跷了。
四月廿五，皇上结束在南京的行程，继续南巡，往苏州去。张砚跟着队伍离开南京，心里却一直想着周子安的事。
路上，他找了个机会，小心翼翼地问吴良：“吴先生，咱们摹形司……除了弄那些‘朱三太子’，还做别的人吗？”
吴良正闭目养神，闻言睁开眼：“为什么这么问？”
“就是……好奇。”
吴良看了他一会儿，缓缓道：“张砚，有些事，知道得越少，睡得越安稳。”
“可我看见……”
“你看见什么了？”吴良打断他，眼神锐利。
张砚把话咽了回去。“没什么。可能是我眼花了。”
吴良又闭上眼。“记住，这一趟出来，咱们是记录皇上南巡见闻的。别的，看见了当没看见，听见了当没听见。”
队伍经镇江、常州，四月底抵达苏州。苏州比南京更繁华，丝绸、刺绣、园林、书画，处处透着江南的精致。皇上在这里也停留了十日，游虎丘，访寒山寺，视察织造局。
在苏州，张砚又看见一件怪事。
那是五月初三，皇上召见苏州本地士绅和耆老。召见结束后，吴良带他去观前街一家老字号茶馆，说是听听民间反应。
茶馆里人很多，都在议论白天的事。张砚听到邻桌几个书生在说话，其中一个年轻的说：“今日见了皇上，真是天颜咫尺。皇上问了我一句‘近来读何书’，我答‘在读《通鉴》’。皇上点头，说‘读史好，可知兴替’。”
另一个年长的书生笑：“陈兄真是好福气。不过你说皇上问话时，是不是特别和气？我原本紧张得很，皇上一开口，我就不慌了。”
那姓陈的年轻书生点头：“是，皇上还笑了呢，说我答得实在。”
张砚听着，起初没觉得什么。但听着听着，忽然觉得不对——这两个书生的对话，太……太一致了。
不是说内容一致，是那种语气，那种细节的丰富程度，像是排练过。而且两人说话时，眼神偶尔会飘向同一个方向——茶馆角落里，坐着个不起眼的中年人，正低头喝茶。
张砚记下那中年人的相貌。后来几天，他又在别的地方见过这人两次：一次在玄妙观前，一次在拙政园外。每次这人都在不远处，像是在听人说话，又像是在……观察。
五月初八，皇上离开苏州，往杭州去。路上，张砚终于忍不住，把在苏州茶馆的见闻告诉了吴良。
吴良听完，沉默了很久。
“你觉得，那两个书生有问题？”他问。
“说不上来。”张砚斟酌着词句，“就是觉得……太顺了。像在演戏。”
“那你觉得，看戏的人是谁？”
张砚想起那个中年人。“茶馆角落里那个人？”
吴良点头。“那人叫刘全，是苏州织造府的人。那两个书生，一个叫陈廷玉，一个叫沈明德，都是本地秀才，家境一般，但书读得不错。”
“他们是……”
“他们是‘样板’。”吴良说得很直白，“皇上南巡，要见地方士子，要显示朝廷重文、和气。但真的见谁，说什么，不能完全由着地方推举。得有些……可靠的人，在里头。”
张砚明白了。陈廷玉和沈明德，就是那些“可靠的人”。他们被提前教导过该如何应对，可能连皇上会问什么问题，都有人透露过。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召见时表现得体，给皇上留下好印象，也给其他士子做个“榜样”。
“那他们自己知道吗？”张砚问。
“知道一部分。”吴良说，“知道要好好表现，知道会有好处——可能是个秀才功名，可能是一点资助，也可能是日后仕途上的照应。但他们不知道，教他们的人，是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张砚想起南京那个“周子安”。难道他也是……
“那周子安呢？”他脱口而出。
吴良脸色一沉。“我说了，别提这个人。”
“可他明明……”
“张砚！”吴良厉声打断他，“你记着，你是摹形司的记录员，你的任务是记录，不是追查，更不是质疑！有些线，踩过了，就回不来了！”
张砚闭了嘴。但心里的疑团已经长成了刺，扎得他日夜不安。
五月中旬，御驾抵达杭州。杭州的行程更紧，皇上要视察钱塘江堤，检阅水师，还要去灵隐寺进香。
在杭州，张砚又见了件让他心惊的事。
那是在西湖边，皇上游湖那天。龙船在湖上，岸上百姓围观。张砚和吴良在断桥附近的一处茶楼上，看着湖面。
茶楼里人多，议论纷纷。张砚听见身后一桌人在说话，是几个本地口音的中年人。
其中一个说：“看见没？那个穿蓝衫的，就是前年告老还乡的王翰林。听说皇上这次要起复他，让他去国子监。”
另一个说：“王翰林学问是好，就是脾气倔。当年为‘明史案’的事，差点掉了脑袋。”
“这回不一样了。听说有人给他递了话，让他管住嘴。他也学乖了，你看，今天不是老老实实来了？”
张砚回头瞥了一眼。那桌人穿着寻常，像是普通商贾，但说话的内容，却涉及到官员起复这样的朝廷秘闻。而且语气太过笃定，像是亲眼见过那份“递话”的文书。
他悄悄记下那几个人的相貌。后来在杭州几天，他又在不同场合见过其中两人：一次在知府衙门附近，一次在运河码头。每次他们都在和人低声交谈，神情谨慎。
张砚开始把这几件事串起来：南京的“周子安”，苏州的“样板书生”，杭州这些“知道内情”的商贾。他们之间似乎有种共同的特质——都在传递某种信息，都在影响周围的人，都在塑造某种共识。
而这背后，似乎都有摹形司的影子。
五月廿八，南巡结束，御驾启程回京。回去的路上，张砚一直沉默。吴良也没再给他安排额外的记录任务，两人之间有种微妙的隔阂。
六月初十，回到北京。摹形司一切如旧，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叶子正茂盛，在风里哗哗响。
张砚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翻出自己这几个月记的私密笔记——不是交给吴良的正式记录，而是他偷偷记下的那些疑点：周子安的事，苏州茶馆的事，杭州茶楼的事。
他把这些事一一写下来，画上关联的线。越写，心里越寒。
如果摹形司不只是制造“朱三太子”的副本，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用类似的手段“调整”活人——灌输记忆，修正言行，把他们变成传递特定信息的工具——那这世上，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
而他自己，每天接触那些药墨，喝那些安神汤，会不会也在不知不觉中被“调整”？
那天夜里，他又做了噩梦。梦见自己站在一面巨大的镜子前，镜子里有无数个“张砚”，穿着不同的衣服，做着不同的事：有的在记录，有的在抄写，有的在和人说话，有的在……看着他笑。
他惊醒过来，浑身冷汗。
窗外月光很好，照得屋里半明半暗。他起身走到桌前，看着那面模糊的铜镜。镜子里的人影也看着他，眼神空洞。
张砚伸出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皮肤是温的，有纹理，有胡茬的触感。
这是真的吗？
还是说，连这触感，都是被灌输的记忆的一部分？
他不敢再想下去。
第二天点卯，吴良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照常分配任务。张砚也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记录工作。
只是偶尔，在抄写那些千篇一律的口供时，他会停下笔，看着纸上自己的字迹。
这字迹，是他自己的吗？
还是说，连怎么握笔，怎么写横竖撇捺，都是被教会的？
窗外的蝉鸣一阵紧似一阵。夏天到了，最热的时节来了。
张砚提笔，蘸墨，继续抄写。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声里，他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在说：
别想了。
越想越怕。
就当自己是活的。
就当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深吸一口气，写下今天的日期：康熙二十三年，六月初十一。
然后继续写下去，一个字，又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