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给李达康打了个电话，把沙瑞金的意见转达了一遍，末了加了一句：“整改报告的每一句话都要经得起验收组逐字推敲，不要给对方留任何可以写‘整改不彻底’的空间。”
李达康在那头应了一声，又问了一句：“田书记，验收组什么时候下来？”
“按通知是十二月十八日前后，整改期满即验。”田国富说，“但验收组的人员组成还没公布，带队的是不是孙副厅长，现在也不确定。”
挂了电话，田国富站在办公室门口，望着院子里被风吹得满地打旋的枯叶，心里那根弦绷得比前几天更紧了几分。
三份通知只是开始，真正的关口在三十天后的验收。
验收过不了，观察期就解除不了，观察期解除不了，那三份通知里摁住的所有审批通道就都恢复不了。
这是一个闭环，环环相扣，每一环都卡在对方手里。
十一月二十五日，省应急管理厅公布了验收组名单。
带队的是另一位副厅长，姓方，分管安全生产基础工作，跟孙副厅长不是一条线。
田国富看到名单的时候微微松了一口气——方副厅长在系统内的口碑比较中立，业务上跟刘志强那边没有明显的交集。
但他没有松太久。
同一天下午，刘志强以分管副省长的身份签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加强重大项目安全生产整改验收工作的意见》，要求“整改验收应当坚持标准从严、程序从严、结论从严”，并明确“验收结论分为‘通过’‘基本通过’‘不通过’三档，‘基本通过’视同‘不通过’，须重新整改并再次验收”。
这份意见把验收的合格线从“通过”提高到了“必须通过”，把“基本通过”这个中间档直接砍掉了。
李达康在收到这份意见的当天晚上给田国富打了电话，语气里带着一种被反复挤压后的沉闷：“田书记，这份意见一出来，验收组手里的尺子就只剩一把了——要么完全通过，要么重新整改。‘基本通过’被砍掉，等于把我们的容错空间全部抹掉了。”
田国富握着手机在书房里来回踱了两步：“整改报告准备到什么程度了？”
“初稿已经出来了，赵建军和刘长河在逐条核对细节，争取这周末报给您审阅。”李达康说，“但有一个问题——应急预案演练频次补缺这一项，我们计划在十二月十日前完成两次综合演练和一次专项演练，演练记录、影像资料、参演人员签到表都会整理归档。问题是，演练本身需要时间，两次综合演练之间按规定要间隔至少一周，时间上算下来，最后一次演练最快也要十二月十五日才能完成，离验收只剩三天。”
田国富停住脚步：“三天够不够验收组核查？”
李达康在那头顿了一下：“材料是齐的，但验收组如果要求现场观摩或者要求提供演练全过程的连续影像，三天时间我们拿不出新的东西——演练已经做完了，影像也归档了，他们要查只能查归档材料。”
“那就把归档材料做到无可挑剔。”田国富说，“每一次演练的方案、通知、签到表、影像资料、评估报告，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封面附一个总目录。验收组要查什么，翻开目录就能找到。同时让赵建军准备一份演练情况的简要说明，把两次综合演练和一次专项演练的时间、地点、参演人数、演练科目、评估结论写清楚，作为整改报告的附件一并报送。”
挂了电话，田国富在书房里坐了一会儿。
窗外的夜色浓得像墨，远处有几盏路灯在寒风里发出昏黄的光。
对方的节奏越来越紧，每一条线都在收口。
安全生产整改期的“一并纳入”摁住了审批通道，验收标准的“从严”又把合格线抬高了一截。
两条线一收，京州在整改期里动弹不得，验收时又没有退路。
十二月十日，李达康把整改报告的正式版本送到了田国富的桌上。
田国富花了一整个下午逐页审阅，在几处措辞上做了调整——把“基本完成”改成了“全部完成”，把“正在推进”改成了“已完成并归档”。
改完之后他把报告合上，给李达康打了个电话：“报告我看过了，措辞上做了几处调整，你让赵建军按照调整后的版本重新出一份正式的，明天报应急管理厅，同时抄送省委办公厅备案。”
李达康在那头应了一声，又问：“田书记，抄送省委办公厅备案，这个动作会不会让应急管理厅觉得我们在施压？”
田国富说：“不是施压，是留痕。整改报告报送应急管理厅是正常程序，抄送省委办公厅备案也是正常程序——重大项目整改报告本来就要报省委省政府备案。这个动作本身不说明任何问题，但如果验收环节出现明显不合理的拖延或否定，备案材料就是我们手里最直接的对照依据。”
十二月十五日，京州两个项目的整改工作全部完成，整改报告及全部附件材料正式报送省应急管理厅，同时抄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备案。
十二月十八日，验收组进驻京州。
方副厅长带队，一行五人，在光明峰项目和京州西部项目各待了一天，查阅了整改报告的全部附件材料，现场抽查了应急预案演练的归档影像和参演人员签到表，又随机抽了几位现场工人询问安全培训情况。
验收过程比预想的顺利。
方副厅长的风格跟孙副厅长不一样，话不多，看得细，但不在细节上纠缠——该看的看了，该问的问了，没有问题当场记下，有疑问当场提出让京州解释，解释得通就过，解释不通才记入问题清单。
十二月二十日下午，验收组召开反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