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侧过头，不动声色地看向邻桌。那是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穿着青衫，一个穿着灰袍，看起来像是做小买卖的商人。两人面前摆着两碟花生米，一壶劣酒，喝得脸上泛红，说话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几桌的人听到。
“怎么没听说！”灰袍男人压低声音，可那压低的声音里藏不住兴奋，“承天门前贴满了告示，把那些大人们这些年干的丑事全抖搂出来了！盐税、粮饷、河工银，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我有个亲戚在承天府做买卖，亲眼看到的，他说那些告示贴了整整一面墙，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青衫男人啧啧感叹：“皇上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动真格的！”灰袍男人一拍桌子，“听说皇上还设了一个什么清查司，专门查这些事。六部三司，一个都不放过。已经有好几个官员被停职了，还有几个被抓进了大牢。”
“四大家族就这么看着？他们能甘心？”
灰袍男人压低声音，凑近了些：“听说四大家族的人也不是吃素的。赵家在西北有兵，钱家在东南有钱，孙家在枢密院有人，李家在御史台有嘴。他们要反扑，皇上也不好受。”
“可不是嘛，”青衫男人叹了口气，“这盘棋，谁输谁赢还不好说呢。”
洛疏舟端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慢慢地喝着。
他的脑海中，那些从郑子谦、林怀远、赵秉文那里得到的信息，与这两个商人的话交织在一起，拼凑出一幅正在变化的、动态的、充满变数的画面。
皇帝赵祯，在他失踪的这些天里，没有坐以待毙。他没有像洛疏舟担心的那样，因为他的失踪而退缩，反而更加激进地掀开了棋盘。
清查司。承天门张榜。考功司被围。孙世安的升迁记录被公开。六部九卿的账目被翻了个底朝天。
每一步都踩在了四大家族的痛处上，每一步都精准得像是经过了千百次的推演。
这个人，不是他以为的那个隐忍的、克制的、被四大家族架空的傀儡。
这个人，是一头隐忍了二十年的猛虎。
现在，这头猛虎，终于亮出了它的爪牙。
洛疏舟在洛州待了三天。
三天里，他走遍了洛州的大街小巷，听遍了茶楼酒肆的闲谈议论，将那些关于承天府的、关于皇帝的、关于四大家族的消息，一条一条地收集起来，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
他拼出的画面，比他想象的要宏大得多，也复杂得多。
赵祯的清查司，表面上是查账，实际上是在拆四大家族的根基。盐税账目暴露了钱家的贪腐，粮饷账目暴露了孙家的中饱私囊，考功司的升迁记录暴露了四大家族门生故吏的盘根错节。
每一步，都像是下棋时的“打吃”——不是直接将死，而是逼着对手做出反应，逼着对手暴露弱点，逼着对手在慌乱中走出错棋。
四大家族确实反应了。
赵逢吉以“身体不适”为由，连续三天没有上朝。这是以退为进，想看看赵祯的刀到底要砍向谁。
钱伯庸紧急召回了在外地的几个心腹幕僚，日夜商议对策。他在查账目，也在查赵祯的底牌——这个皇帝，到底还有多少他不知道的力量。
孙世安最惨。他的升迁记录被公开后，朝野哗然。那些本就对他不满的同僚开始落井下石，那些曾经巴结他的下属开始划清界限。他被孤立了，像一座被潮水包围的孤岛，四面八方都是水，没有一条船敢靠岸。
李崇义没有说话。他躺在病床上，通过李承恩传话——“御史台风闻奏事，依律而行。陛下要查，御史台配合。”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四大家族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在等。
等赵祯的下一步。
等敖韦的消息。
等那个叫洛疏舟的人，从伏牛山中走出来。
他们不知道的是，赵祯的棋，不止这些。
在洛疏舟看不到的地方，在那些他听不到的角落里，赵祯还在做另一件事。
他派出了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都是陈安从“禁中”挑选的，个个精通武艺，擅长隐匿，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四大家族没有任何瓜葛。这些人有的出身寒门，有的来自军旅，有的是被四大家族排挤的落魄官员，有的是赵祯在民间发现的人才。
他们穿着便装，带着赵祯的亲笔信，分十二路，奔赴帝国的十二个方向。
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找到二十年前被乌台案牵连的人，找到他们的后人，找到那些被四大家族踩在脚下、却从未放弃过希望的人。
赵祯在信中说——
“朕知道，你们等了二十年，等一个公道。朕也知道，二十年太久了，久到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久到有些人已经不想再等了。可朕想告诉你们，朕没有忘记你们。朕欠你们的，朕会还。不是用银子，不是用官位，而是用这天下本该有的、公平的、正义的样子。”
“朕需要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欠朕什么，而是因为这天下，需要每一个还相信公道的人。”
“等朕的消息。到时候，朕需要你们站出来，告诉天下人——你们经历了什么，你们失去了什么，你们还在等什么。”
“朕不会让你们失望。”
这十二封信，有的送到了，有的没有。
送到的那几封，在收信人的手中被反复阅读，直到纸页被泪水浸湿，字迹模糊。那些已经心如死灰的人，那些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光明的人，在读完信之后，沉默了许久，然后做了一件事——等。
他们等了一辈子，不在乎再多等几天。
可这一次，他们等得不一样。
以前是绝望的等，是看不到头的等，是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的等。现在，他们是在等一个信号，等一个召唤，等一个可以让他们站出来的、堂堂正正的、不需要再隐藏自己的时机。
赵祯给了他们希望。
不是廉价的、空头的、骗人的希望，而是用行动、用勇气、用决心换来的、沉甸甸的希望。
赵祯的第四道旨意，是在清查司成立后的第二十日下达的。
这道旨意，让所有人都没想到。
他没有继续查四大家族，没有继续追那些账目，没有继续逼那些官员站队。他做了一件看起来与这场博弈毫无关系的事——他下令，减免东南六路今年一半的盐税。
消息传出，朝野哗然。
减免盐税？在这个时候？
东南六路是钱家的地盘，盐税是钱家的命根子。减免一半盐税，等于直接砍掉了钱家一半的收入来源。这不是在打钱家的脸，这是在挖钱家的根。
可赵祯的理由冠冕堂皇——“东南水患，百姓流离，朕心甚忧。减税以安民，乃仁政之本。”
没有人能反对。谁敢反对减免百姓的税收？谁反对，谁就是不仁，不义，不体恤百姓疾苦。御史台的弹劾可以针对皇帝的过失，可他们不能弹劾皇帝“对百姓太好”。
钱伯庸的脸，绿了。
他不是心疼那些银子——虽然心疼得要命——而是他忽然意识到，赵祯这一招，不是冲着他的银子来的，而是冲着他的根基来的。
钱家的根基是什么？不是银子，是“东南士绅之心”。钱家经营东南数十年，靠的不是巧取豪夺，而是“照顾”地方利益——盐商、粮商、茶商、布商，每一个行业的背后都有钱家的影子。赵祯减免盐税，盐商赚得更多了，他们感谢谁？感谢皇帝，不是感谢钱家。
这一刀，砍在了钱家与东南利益集团的连接处。
钱伯庸在书房里坐了整整一夜，面前的茶凉了又换，换了又凉，他没有喝一口。
他终于明白，赵祯不是在跟四大家族博弈，他是在跟四大家族的根基博弈。他不是要打倒几个人，他是要瓦解一个经营了数十年的利益网络。
这个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得多，也狠得多。
而看懂赵祯这一手的，不止钱伯庸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