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说到动情处，声音哽咽。中央领导人也即席讲话，感谢陕北同志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强调两军会合的伟大意义，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共同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和发展陕北苏区。
欢迎大会的欢声笑语尚未完全散去，窑洞里的政治局会议便继续进行。议题转向更为紧迫和具体的组织问题。
中央得知了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莎仁，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经过慎重讨论，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
为适应在陕北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新形势，同时考虑到与共产国际联络及对国民党区域工作的便利，中共中央对外暂时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称。但这并非降格，实质上，“西北中央局”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办事处”就是中央政府，一切大政方针、人事任命，皆由此出。
同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红一方面军及陕北地区的红军武装。委员会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延续和在新形势下的组织形式。会议明确规定：大的战略问题，军委须向中央（西北中央局）提出讨论；而具体的战役战斗指挥，则由军委全权决定，以保证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和灵活高效。
中共西北中央局实际上就是中共中央，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则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实际上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只是考虑到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总司令、参谋长等人也被张国焘裹胁到了川西北地区，中央和红军处于分开的状态，为了维护党内团结，暂时使用了这两个名称。
当会议宣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名单时——“秋成”二字，赫然在列。
同一天，新鲜出炉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命令：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番号。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红八军团、红十五军团。
由于老总担任总司令，原红三军团主要力量并入红一、红八军团，不再单独恢复番号。而红八军团，终于迎来了它崭新且更加雄壮的编制。
新的红八军团军团部组成如下：
军团长：秋成
政治委员：黄苏
参谋长：邓萍
副参谋长：刘文启
后勤部长：李福顺
下辖两个师：每师6000人
红二十一师，师长杨汉章，政治委员蔡中。下辖：
第六十一团，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侯增，3000人；
第六十二团，团长曾春鉴、政治委员徐策，3000人；
红二十三师，师长严凤才，政治委员黄苏兼任。下辖：
第六十三团，团长孙永胜、政治委员谢有勋，3000人。
第六十七团，团长刘干臣，政治委员余泽鸿，3000人；
（黄开湘因在长征途中病重，此时正在后方治疗，伤愈后即归队调任八军团二十三师。）
命令传达至部队，指战员们群情振奋。尤其是原红八军团（陕甘支队第四纵队）的老战士们，许多人眼眶湿润。番号的恢复，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归来，更是一种荣耀的确认，一种血脉的延续。
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象鼻子湾这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地方，历经千难万险的红一军团、红八军团，与坚守陕北、浴血奋战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了。
时令已近立冬，陕北高原天高云淡，阳光带着寒意，却格外明亮。三支英雄部队的旗帜在风中猎猎招展，灰色的、蓝色的军装汇成了海洋。战士们从不同的方向涌来，呼喊声、笑声、歌声、锣鼓声震天动地。他们互相拥抱，用力拍打着对方的肩膀，尽管口音南腔北调，尽管面容陌生，但帽檐上那颗同样的红五星，将军装下那颗同样为革命跳动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
秋成、黄苏等红八军团的领导，与红一军团的领导互相致意后，来到了红十五军团的队列前。军团长徐海东早已迎候在那里。
徐海东，这位以骁勇善战闻名、被称为“徐老虎”的红军名将，此刻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和激战后的疲惫，但眼神依旧锐利如鹰。他与各位领导一一握手，简短交谈，语气豪爽。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秋成身上。
两人面对面站定。周围的喧闹仿佛瞬间远去。秋成看着这位老战友，从鄂豫皖苏区时期的并肩作战，到如今在这黄土高原上的重逢，千言万语哽在喉头。徐海东同样凝视着秋成，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先红了眼眶。
突然，徐海东上前一步，张开双臂，与秋成紧紧拥抱在一起。他的手臂很有力，甚至有些颤抖。
“秋成……”徐海东的声音压在秋成的耳边，低沉而沙哑，带着难以言喻的痛楚与愧疚，“吴政委……牺牲了……在泾川四坡村……我没护好他……他没能……没能见到中央……”
秋成浑身一震。吴焕先政委！那位文武双全、深受将士爱戴的二十五军政委。
心头如同被重锤击中，闷痛无比。但他没有说什么，只是更用力地回抱着徐海东，手掌在他宽阔却微微佝偻的后背上，一下，又一下，沉稳地拍着。
所有的安慰，所有的悲痛，所有的责任与决心，都在这无声的拥抱与拍抚之中。
阳光洒在象鼻子湾的黄土地上，洒在这两支刚刚会师、即将并肩迎接更严峻考验的钢铁队伍身上。远处，苍茫的群山沉默矗立，仿佛在见证着这段用鲜血与信仰铸就的深情，也在预示着前路即将掀开的、更加波澜壮阔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