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庄亏空的血与火，以及随后三女同心、共克时艰所展现出的情谊与能力，彻底打消了曹皇后心中最后一丝疑虑。盛明兰在处理此事中表现出的沉稳、周全、智慧与仁恕，张桂芳的勇毅果决与顾全大局，余嫣然的纯善知进退，皆令她深感欣慰。尤其是盛明兰，其思虑之深远、手段之圆融、心性之坚韧，确是最符合她心目中未来“国母”的标准。至于家世门第，在如此实实在在的才干与德行面前，似乎也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皇后首肯，太子属意，当事人也彼此认可，似乎一切水到渠成。曹皇后与太子商议后，便欲将立盛明兰为太子妃之事，禀明皇帝，择吉日正式下诏。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桩看似板上钉钉的婚事，刚有风声透出宫墙，便如同在看似平静的湖面投入巨石，瞬间激起了轩然大波。最先发难的，便是那些以“清议”为己任、尤重“礼法规矩”的言官御史。
奏疏如同雪片般飞向皇帝的案头，言辞或激烈或“恳切”，核心论点却惊人一致，盛氏明兰，其父官阶低微，其母更只是侧室，可谓“小官庶女”。以此等门第，焉能匹配东宫储君，将来母仪天下？此非但有违祖宗“选妃重德亦需重门第”之成例，更恐开寒微侥幸跻身至尊之渐，淆乱尊卑，有损国体！
甚至有言辞刻薄者，将扬州旧事翻出，暗示盛家其女抛头露面协理账务、查访皇庄，虽有功，却失闺阁矜持，非女子典范。潜台词便是，此女或有些许才干，然出身微末，行事“不守妇道”，绝非太子妃乃至未来皇后的合格人选。
朝堂之上，也因此事隐隐分作两派。一派以务实官员和部分与太子亲近的臣子为主，认为太子妃人选重在德行与能力，且皇后、太子均已认可，不宜以门第论英雄。另一派则以清流言官和部分恪守礼法的老臣为核心，坚决反对，认为此例一开，将动摇士族门阀之根基，败坏皇室清誉。
面对汹汹物议，曹玉成此次却并未如以往般，准备以强硬姿态直接弹压。他深知，对于“门第观念”这种深入士大夫骨髓的意识形态，单纯靠权力压制，即使一时得逞，也会埋下长久的不满与隐患，且无助于改变社会观念。他需要一种更智慧、也更持久的方式，来为明兰正名，也为自己的选择争取更广泛的理解与支持。
他的第一招，是舆论引导。
“大宋日报”再次成为他手中的利器。连续数日，报纸头版或重要版面，开始连载一系列经过精心策划的文章。这些文章看似在探讨古今婚嫁观念、治家之道，实则矛头暗指当下的争议。
有文章引经据典，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谈起，论述择偶当重“淑”德，而非门第，列举历史上诸多贤后，如西汉卫子夫等，出身并非顶级高门，却因贤德辅佐夫君、母仪天下而青史留芳，反问：“岂可以门户之见，蔽识人之明？”
有文章以通俗故事的形式，讲述某世家子弟娶了贤惠能干的平民女子，家业由此兴旺；反之，某高门联姻却因女子骄纵无德，导致家宅不宁、乃至败落。结论便是：“娶妻娶贤，旺家兴国；若只重门楣，恐招祸端。”
更有文章，开始以隐晦而赞赏的笔调，介绍一位“品行高洁、聪慧敏达、于危难之际勇于任事、且深明大义”的“某官家小姐”，虽未直指姓名，但其协助查账、参与皇庄调查、临危不惧等事迹，与盛明兰的经历高度吻合。文章着重渲染其“孝悌”、“仁爱”、“明理”、“果毅”等品质，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贤女”形象。
这些文章文笔优美，说理透彻，又贴近市井百姓的认知，很快在汴京乃至更广范围流传开来。茶楼酒肆间，百姓议论的风向开始悄然变化。
“要我说，太子妃就得娶这样的！光有家世顶什么用？你看那文章里说的，多贤惠，多能干！”
“就是！皇后娘娘和太子殿下都看中的人，能差了吗？那些当官的，就知道死抠门第！”
“听说那位盛姑娘在扬州还帮太子殿下处理过大事呢，可不是一般闺阁女子！”
“皇庄那事儿多险啊，人家一个姑娘家都敢去查，还查清了，这份胆识和心思，有几个高门小姐比得上？”
民间舆论逐渐开始倾向于认可这位“贤德”的盛姑娘。毕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贤惠能干”远比“出身高贵”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
见舆论发酵得差不多了，曹玉成使出了第二招——让言官“听听百姓的声音”。
他并未直接禁止言官进言，反而在一次小范围的朝议中，当着那些反对最激烈的言官的面，命内侍朗读了几份从“大宋日报”编辑部搜集来的、具有代表性的“读者来信”，实为舆情汇总，以及东西市井间流传的、称颂太子妃人选“贤德”的童谣和民间议论。
“……市井皆言，太子妃贤明仁孝，乃天赐佳偶，当为万民之福。”
“……百姓感念其于皇庄为佃户申冤之举，称其有‘女青天’之风。”
“……童谣云：‘凤凰栖梧桐，贤女配储君。不同金玉贵，但求心连心。’”
听着这些来自民间、朴实甚至有些粗粝的声音，一些言官的脸色开始变得不自然起来。他们可以引经据典驳斥太子，可以坚持所谓的“祖宗法度”，但当这些论调与广大百姓的朴素认知和美好愿望相悖时，他们的“清议”似乎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脱离实际。
最后，曹玉成祭出了杀手锏。他起身，环视殿中群臣，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说道：“诸卿所虑，无非礼法规矩，门户之见。然，诸卿可还记得唐太宗有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殿中顿时一静。引用前朝贤君名言，尤其是涉及君民关系的根本之论，分量极重。
“孤以为，此‘人’，非独指士大夫，更指天下亿万黎民。”曹玉成目光灼灼，“立太子妃，固是家事，亦关乎国本，关乎天下观瞻。然其根本，在于是否有利于家国和睦，是否能为未来君主治国理政提供贤内助，是否……能得民心所向。”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继续说道：“如今，皇后认可，东宫属意，当事人德行才干有目共睹。更难得的是，民间百姓，闻其贤名，皆翘首以盼，视为佳话。民心如此，便是最大的‘礼’，最重的‘法’！”
他看向那些仍有不服之色的言官，缓缓问道：“诸卿坚持门第之见，是认为祖宗成例高于民心向背？还是认为，士大夫的清议，便可代表天下万民之意？若百姓皆不反对，甚至乐见其成，独独诸卿以‘规矩’为名，强加阻挠，这究竟是维护礼法，还是……背离了先贤所言的‘水舟之道’？”
这番话，将立妃之争，从具体的门第规矩，直接提升到了“君民关系”、“治国根本”的哲学高度。以唐太宗的话为武器，以民心向背为盾牌，使得那些原本理直气壮的言官，一时竟难以反驳。难道要公开说“民心不重要”？或者说“士大夫的规矩比民心更重要”？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
曹玉成最后总结道：“此事，孤意已决。盛氏明兰，贤德着闻，深得父皇与母后之心，亦为百姓所称道。立为太子妃，合乎天理，顺乎人情。望诸卿勿复多言，当以国事为重，以民心为念。”
有理有据，有古训加持，有民意支撑，更有储君的坚定意志。这场因太子妃人选而起的风波，在曹玉成一番连消带打、步步为营的组合策略下，终于渐渐平息。言官们虽仍有私下非议者，但公开的、大规模的反对声浪，已难成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