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谓言之不预也”的声明，如同一块投入池塘的巨石，激起的涟漪在扩散，却也短暂地廓清了近处的水面。营地周遭的骚扰明显减少，补给变得顺畅，连王参谋见到林晓时，那副欲言又止、心怀鬼胎的表情也收敛了不少，代之以一种更加复杂、甚至带着几分忌惮的客气。林晓知道，这种平静并非源于对方的善意，而是源于对“东方旅”强硬态度和战斗力的重新评估，以及可能正在酝酿的、更加隐蔽的新策略。
被动等待不是办法。林晓清楚，要在华东站稳脚跟，真正打开局面，仅靠“东方旅”单打独斗是不够的，也无法充分发挥其装备和训练优势，反而容易陷入被孤立和消耗的境地。他需要一个平台，一个能在“共同抗日”这面无可指摘的大旗下，将华东地区各种分散的、甚至彼此猜忌的抗日力量，哪怕是暂时地、松散地整合起来的平台。这既能最大化抗日效能，也能为“东方旅”争取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和更多的盟友，从而对冲来自重庆顽固派的压力。
这个想法，他首先与雷诺和赵刚通了气。雷诺有些疑虑：“联合指挥部？想法是好的，但谁来牵头？第三战区肯定不会放手指挥权。我们牵头，名不正言不顺，重庆第一个不答应。其他势力，比如地方游击队、忠义救国军那些杂牌，还有……那边，更不会轻易听人指挥。”
赵刚想了想：“或许，我们不谋求指挥权，只谋求一个‘协调’和‘顾问’的角色？就像我们之前和八路军探讨的那样，以提供情报、战术建议和有限支援为主，不直接指挥其他部队。指挥部可以是个松散的协商机构。”
林晓点头：“正是此意。我们不叫‘指挥部’，可以叫‘华东抗日作战协调委员会’或者‘联合联络处’之类的。我们不当头，只当‘顾问’或者‘总协调员’。邀请第三战区、淞沪及周边地方保安部队、忠义救国军相关支队，还有……”他顿了顿，“以及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的代表，共同参加。明面上，由第三战区派出高级军官担任主任，我们派人担任总顾问，其他各方派联络代表。主要功能是交换敌情、协调行动区域、避免误击，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策划一些联合袭扰或配合作战。”
“邀请新四军？”雷诺眉头一挑，“这恐怕是最大的敏感点。第三战区那边绝对不会同意他们正式列席。”
“那就变通。”林晓早已考虑过，“可以不让他们以公开身份参加正式会议。但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渠道，或者杨立三他们自己的渠道，与这个协调机构保持非正式的情报交换和行动沟通。只要实际效果达到，形式可以灵活。关键是，要把这个架子搭起来，让它开始运作。”
计划有了轮廓，林晓便开始分头行动。他首先约见了第三战区派来常驻联络的一位姓李的副参谋长（在王参谋之上），此人相对务实，对“东方旅”的战力也有直观认识。林晓没有绕弯子，直接提出了成立一个区域性抗日协调机构的构想。
“李参谋长，目前华东敌情日紧，日军收缩固守，但困兽犹斗。我军、战区友军、地方武装乃至敌后力量，若能加强沟通，协调步骤，避免各自为战甚至误伤，集中力量打击敌之薄弱环节，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林晓指着地图说，“我部愿依托现有情报和通讯优势，为战区提供一个协同平台。我们可以不干涉各部队具体指挥，只负责情报汇总分发、行动通报协调，并在必要时，为友军行动提供有限的火力或技术支援建议。”
李副参谋长仔细听着，显然在权衡利弊。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无疑能提升第三战区在华东抗战中的影响力和协调能力，也有利于整合那些不太听话的地方武装。至于“东方旅”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虽然有些扎眼，但其能力和装备优势又是实实在在的助力，而且林晓明确表示不争指挥权，姿态放得较低。
“林将军此议，甚合时宜。”李副参谋长最终表态，“如今确需加强协同。此事我需向战区长官部禀报。若长官部原则同意，具体章程、参与方、驻地等细节，还需详加磋商。”
几乎同时，林晓通过杨立三的秘密渠道，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传递了类似的信息，强调了情报共享和避免冲突、寻求战术配合的可能性，并暗示正在推动一个多方参与的协调机制。新四军方面很快回馈了积极态度，表示愿意在抗日前提下进行情报合作，并对“任何有利于团结抗战的正式或非正式协调机制”持开放态度。
对于忠义救国军和一些地方保安团、游击队，则由第三战区和“东方旅”分别派人接触。这些势力大多处境艰难，既受日军压迫，又担心被中央军吞并，对于一个能提供情报、协调行动甚至可能获得些许援助的“平台”，大多表现出兴趣。
经过近十天的多方沟通和博弈，在第三战区长官部最终拍板（主要是看重整合地方武装和利用“东方旅”情报能力）后，“华东抗日联合作战协调处”在上海郊区一个相对中立的地点（原属某地方士绅、现已荒废的祠堂）正式挂牌成立。第三战区派出一名少将高参担任主任，“东方旅”派出雷诺以少将衔担任总顾问，下设情报组、作战协调组、后勤联络组。参与方包括第三战区所属部分部队代表、苏浙沪地区几支主要的忠义救国军和保安团代表，以及少数地方抗日游击队代表。新四军方面没有公开列席，但杨立三作为“特邀观察员”出现在了成立会议上，其身份心照不宣。
成立会议开得并不热烈，甚至有些沉闷。各方代表心怀鬼胎，发言谨慎。第三战区的主任强调“统一指挥”、“服从战区调度”；地方武装代表则更关心补给和防区划分；忠义救国军的人则试图争取更多自主权。雷诺作为总顾问，发言不多，但清晰地阐述了协调处的职能：定期交换日军调动和据点情报；通报各部队大致活动区域，划定避免冲突的“安全走廊”；对涉及多方的作战行动，提供可行性评估和协调建议；“东方旅”可根据情况，对经协调处备案、符合整体抗日利益的友军行动，提供有限的情报支持或技术咨询（如炮火引导建议、破障方法等）。
会议最后通过了一份简单的章程和联络办法。尽管松散且约束力有限，但一个囊括了华东主要抗日力量（除日军和公开的伪军外）的沟通平台，总算是在林晓的推动下建立了起来。林晓本人没有出席成立会议，但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他被协调处聘为“高级总顾问”，这是一个超然的头衔。
会后，杨立三私下找到雷诺，意味深长地说：“雷将军，这个协调处，意义不小啊。至少，以后大家开枪之前，能多知道一点旁边是友是敌。林将军这步棋，走得妙。”
雷诺笑笑：“杨主任过奖。大家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打鬼子。有了这个渠道，很多事情，办起来就方便多了。”
消息传回重庆，自然又引起一番波澜。但协调处毕竟挂着第三战区的牌子，职能限定于“协调”，且并未给予共产党武装正式席位，蒋介石和陈诚等人虽然不满林晓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却也一时挑不出太大的毛病，只能暗中叮嘱第三战区加强对该机构的“指导”和“监控”。
而对于林晓和“东方旅”而言，“华东抗日联合作战协调处”的成立，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拓宽了情报来源和活动空间，更是在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巧妙地嵌入了一个以自己为重要支点的杠杆。虽然这个杠杆目前还很脆弱，但已经足够撬动一些东西。接下来，就是如何运用这个新工具，在华东的抗日战场上，搅动更大的风云，并为自己最终的目标，积蓄更多的力量了。平静的江水之下，新的暗流，正在这个刚刚挂牌的协调处周围，悄然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