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的主角，就住在这蒋元禄八十五号。那也是一栋老式的石库门房子，三层楼，詹周氏两口子租住在二楼靠后的一间屋里，楼下住着二房东王谢阳一家。
说起詹周氏这个人，你头一眼瞧见她，准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她个子不高，大约也就一米五出头的样子，站在人群里半点不起眼。脸盘是圆圆的，下巴有点短，颧骨略高，一双三角眼，看人时眼尾微微往上挑，透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凌厉。眉毛倒是浓，可惜没修过，乱糟糟地趴在眼睛上方。嘴唇薄，抿着的时候紧巴巴的，嘴角往下耷拉，好像随时随地都揣着一肚子心事。整体看下来，她长得实在算不上好看，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妇人，搁人堆里三秒钟你就能忘掉她长什么样。
可你若仔细看她，会发现她的眼神跟旁的女子不太一样。那眼神里有种沉甸甸的东西，像是装了一辈子的苦水，倒不出去也咽不下去。年轻时的詹周氏，浑身上下就带着这么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劲，不像是温顺，倒像是被什么东西逼到了墙角之后，硬生生逼出来的凶狠。只是那时候，谁都以为那不过是她天生的脾气不好罢了。
詹周氏不姓詹，也不姓周。她原本姓杜，江苏丹阳人。丹阳那个地方，在长江南岸，田多地广，日子说不上多富裕，可也不至于饿死人。只可惜杜家的日子过到头了，詹周氏还在襁褓里的时候爹就没了，没几年娘也跟着走了。小小的一个人，被撇在世上，连亲爹娘的模样都记不真切，就开始寄人篱下的日子。亲戚家也不宽裕，多一张嘴就是多一份开销，可念在骨肉至亲的份上，还是把她收留下了。一个没爹没妈的女孩子，在亲戚家讨生活，那滋味怕是只有她自己清楚。吃穿用度都是别人的，少不得要看脸色，挨几句数落也是常有的事。好在她年纪小，不懂什么委屈不委屈，只要能吃饱饭、有个地方睡觉，就已经知足了。
就这么一天天熬到了九岁。九岁在如今的孩子看来，还在上小学的年纪呢，可那年头的女孩子，九岁已经不算小了。亲戚家也有自己的难处，实在养不起了，便托人把她带到了上海，卖给一户人家当丫头。那年月，从乡下往上海送丫头当使唤人的事多得很，跟送一件东西似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九岁的小姑娘，瘦瘦小小的，背上一个蓝布包袱，跟着带路的人坐船到了上海。那条船晃晃悠悠地从丹阳顺流而下，两岸的田野慢慢变成了房子，房子慢慢变成了密不透风的街巷。她趴在船舷上，懵懵懂懂地看着眼前这一切，还不知道自己这辈子会跟这座城市缠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到了上海之后，她在一户人家落了脚，学着做丫头该做的活儿。生火做饭、洗衣扫地、端茶递水，什么都要学，什么都得干。一开始手生，打碎了碗碟挨过骂，烧糊了饭挨过拧，慢慢地也就熟练了。主人家是普通的市民阶层，说不上多富贵，可也不缺她那口饭吃。日久天长，她那一口丹阳土话慢慢就淡了，换上了地道的上海话。那个软软糯糯的，从她嘴里说出来，倒也顺溜得很。主人家看她手脚麻利，人也老实，渐渐就放心使唤她了。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她已经出落成了个大姑娘，虽说相貌平平，可胜在勤快能干，主人家也喜欢。
到了该说婆家的年纪，主人家便替她张罗起来。那年头的丫头，婚事多半是主家做主，她没有挑拣的份儿，也没那个心思去挑拣。她觉得这辈子能有个安生地方落脚就行了，嫁谁不是嫁呢。主人家给她相中的，是典当行里一个叫詹云影的朝奉。詹家是安徽人，在上海讨生活也有几年了，虽说不富裕，可好歹有个正经差事。詹云影这人长得倒是不赖，方头大耳，身量魁梧，站起来比旁人高出大半个头，光是那副身板就让人觉得踏实。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大块头，这外号既有几分揶揄，也有几分羡慕，那年头能长这么一副好身板的男人，至少说明没怎么挨过饿。
詹周氏头一回见詹云影，是在主家的堂屋里。詹云影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脚上一双黑布鞋，进门来大大方方往椅子上一坐，嗓门敞亮地跟主家说话，半点不拘束。詹周氏端着茶盘进去，低着头放茶碗，余光里瞥见这男人正上上下下打量她，脸上挂着笑。那笑是什么意思，她揣摩不来，只觉得耳根子有点发热。茶放完了她就退下去了，全程没说一句话。
婚事就这么定了。那年詹周氏二十一岁。按如今的说法，二十一岁嫁人还算早的，可在那个时候，二十一的姑娘已经算是老姑娘了。早两年就该嫁出去的，拖到这会儿才有着落，主家和亲戚都松了口气。詹周氏自己呢，也说不上欢喜也说不上愁，只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想，总算有个家了。
婚礼办得简单，没请多少客，就在主家院子里摆了两桌，来了几个至亲近邻。詹周氏换了一身红布嫁衣，头发绾起来，插了一朵绒花，脸上薄薄擦了点粉。媒人夸她有福相，她低着头不敢看人。詹云影那天喝了酒，脸红红的，拉着她的手一个劲说你放心，跟了我，亏不了你。那话听在耳朵里热乎乎的，詹周氏心里头泛起一点暖意，觉得老天爷总算开眼了，苦了二十年，往后该有好日子过了。
嫁过去头两个月，日子确实还算太平。詹云影每天一早出门去典当行，天黑透了才回来，进门就喊饿。詹周氏把饭菜端上来，他一顿能吃三大碗。吃完往床上一歪，剔着牙跟她说典当行里的新鲜事，今天来了个拿假玉镯充真的，被大朝奉一眼识破了，赶了出去；明天又来个老太婆当皮袄，哭哭啼啼地不舍得，最后典了两块钱走了。詹周氏坐在小板凳上纳鞋底，听着听着就笑。那些事跟她没关系，可听见丈夫絮絮叨叨地说，她就觉得日子有了声响，不再是冷冷清清一个人了。
可这种太平日子没持续多久。婚后不到三个月，詹周氏就觉出不对劲了。詹云影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候半夜才回来，满身酒气，倒在床上就睡，问什么都不吭声。再后来，连每月该拿回来的工钱也开始缺斤少两。原本一个月能交到她手里八块大洋，慢慢地变成六块、四块，有时候干脆一分拿不出来，还反过来跟她伸手要钱。詹周氏问他钱去哪了，他先是含糊其辞，说请客吃饭了，说同事借钱了，后来被问急了，就瞪着眼睛吼她：男人在外头的事你少管！
詹周氏不敢顶嘴。那年头的女人，有几个敢跟丈夫顶嘴的？她只能忍着，背地里偷偷掉眼泪。她想过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让丈夫在外头没面子了。于是她变着法地做菜，省下买菜的钱给詹云影扯了块新布做衣裳，把他那件磨破袖口的长衫缝了又缝。可无论她怎么使劲，詹云影回家的次数还是越来越少，有时候连着三五天不着家，回来倒头就睡，醒了就走，跟住客栈似的。
渐渐地，弄堂里的闲话就传到了她耳朵里。隔壁王大嫂买菜回来，在楼道里碰见她，拉着她袖子低声说：周氏啊，你家那个大块头，我前两天在四马路上瞅见了，跟一个穿红旗袍的女人走在一处，挨得可近了。王大嫂说完看她的脸色，又赶紧补了一句：许是我看岔了，你别往心里去。
詹周氏脸上笑着，嘴里说不打紧的，关上门之后却靠着门板站了好久，手脚都是凉的。四马路那个地方她是知道的，虽说不是什么正经的去处，可那种地方出出进进的女人，除了做皮肉生意的还能是干什么的？她不愿意往那处想，可脑子里偏又忍不住。那一夜詹云影又没回来，她坐在床边等到了天亮，油灯里的油烧干了，她也没去添。
后来她总算弄明白了，詹云影不光在外头沾花惹草，还染上了赌瘾。典当行门口那条街上就有两家赌坊，他下了工不回家，直接就拐进去了。赌桌上输红了眼，越输越赌，越赌越输，一个月的工钱用不了三五天就全填进去了。输光了就去借，借不到就回来翻家里的东西。詹周氏攒下的那点私房钱，被他翻出来拿走了；她陪嫁的一对银镯子，也被他趁她不在家时摸去当了。等詹周氏发现镯子没了，问他，他反倒理直气壮：当就当了，你是我的女人，你身上哪样东西不是我的？
这话像一把钝刀子，往她心口上慢慢割。她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嫁的不是什么安生日子，而是一个无底洞。可她能怎么办？回娘家？娘家早就没人了。去找主家？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人家才不会管她。离了婚再嫁？那年头哪有离婚这回事，一个女人要是被休了，名声就彻底坏了，没人会要，也没有活路。她只能熬着，像弄堂里那些被打骂了一辈子的女人一样，咬着牙熬着，等男人哪天玩够了收心。
可詹云影的心是收不回来了。赌博这种事，沾上了就跟吸了魂似的，把人整个掏空了。他不光赌钱，赌完了还跟一帮赌友去嫖，整夜整夜地不归家。典当行的差事也渐渐干不下去了，三天两头请假，不是头痛就是肚子痛，掌柜的心里明镜似的，忍了他几回，后来实在忍不了，就把他辞了。
丢了饭碗的詹云影，连最后那点装门面的体面也没了。可他半点不慌，反倒更变本加厉。白天在弄堂口跟一帮闲汉打牌，晚上也不知道去哪混。家里没钱了，他就让詹周氏去借。詹周氏不肯，他就动手。
头一回挨打，詹周氏记得清清楚楚。那天她多说了两句，劝他去找份正经事干，别整天在外头混了。话还没说完，詹云影的巴掌就扇过来了，一巴掌下去她耳膜嗡嗡响，半边脸火辣辣的。她还没来得及站稳，又一拳砸在她肩膀上，她整个人往后仰，后脑勺撞在床框上，眼前一黑。詹云影打了还不解气，抓起桌上的茶杯朝她砸过去，杯子碎了，瓷片子划破她的额头，血顺着眉毛淌下来，糊了半边脸。
那一顿打持续了多久她记不清了，只知道后来她躺在地上起不来，身上到处都疼，像是散了架一样。詹云影打累了，甩手出了门，连看都没多看她一眼。她在地上躺到天黑，才挣扎着爬起来，对着桌上的小镜子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额头上的伤口翻着肉，半边脸肿得老高，眼眶乌青，嘴角破了皮，血已经把衣领染红了一大片。她想哭，可眼泪流到伤口上生疼，她只能咬着袖子呜呜地哭，声音都不敢放大，怕楼下的二房东听见。
第二天她没能下床，浑身上下没一处不疼的，动一下就抽着疼。她在床上躺了三天，粒米未进，也没人来管她。詹云影那几天没回家，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到第四天她总算能扶着墙站起来了，浑身青青紫紫的，走路都打晃。她勉强煮了锅粥，喝了两碗，才算把命吊住了。可她养伤的这几天，纱厂那份工也没法去了，人家等不着她，早就招了别人顶上。
纱厂那份工是她好不容易求来的。那会儿正是全球经济大萧条，上海的纱厂也受了影响，订单少了，利润薄了，厂家为了省钱，把好多男工都辞了，换成了要价更低的女工。活儿却一点没少，原本男工干的重体力活，如今全压在女工肩膀上。搬纱锭、运布匹、扛大包，那些活又脏又累，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手被纱线磨得全是血口子。可詹周氏愿意干，一个月能挣几块钱，够买米买咸菜的，至少饿不死。谁知道这份工干了不到两个月，就被詹云影这一顿打给打没了。
没工可做，日子就更难了。家里能当的东西早就当光了，最后剩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詹云影也要拿去当。詹周氏拦着不让，说椅子当了你坐什么，詹云影骂她死脑筋，一把推开她，扛起椅子就走了。到典当行里，那两把椅子加一张桌子，值五块钱的东西，朝奉只给了八毛。八毛就八毛，买了几斤米回来，娘儿俩（其实就两口子）精打细算地煮粥喝，一顿饭就放一小把米，熬得稀溜溜的，照得见人影。
最要命的还是房租。他们住的这间屋是租的，每个月要交租金给楼下的二房东王谢阳。以前詹云影有工钱的时候，租金还能按月给上。如今两口子都没收入，租金自然就拖欠下来了。王谢阳头一个月还客气，上楼来敲敲门，笑眯眯地说詹先生，这个月的房租该交了。詹云影装聋作哑，不吭声。詹周氏红着脸说再宽限几日。王谢阳叹口气走了。
到了第二个月，王谢阳的脸就拉下来了。这回他没找詹云影，专门找詹周氏，站在楼道里声音不小地说：詹家嫂子，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可你们这都欠了两个月了，我也有老婆孩子要养，不能总让你们白住着吧？詹周氏低着头，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嘴里反反复复地说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可钱拿不出来就是拿不出来。王谢阳看她那副样子，也不好说太重的话，丢下一句月底之前再不交，我也没办法了，蹬蹬蹬下楼去了。
詹周氏知道二房东已经是客气了。换作心狠一点的，早把他们的东西扔出去换锁了。她不能怪人家，只能怪自己没本事。可她一个女人家，在那年头能有什么本事？没文化，没娘家，没手艺，出门找活干人家都嫌她是嫁了人的妇人，怕她家里事多耽误工。她跑了好几家纱厂、烟厂、火柴厂，人家一看她这副瘦弱模样就摇头。去给人家当佣人，东家嫌她长得，怕吓着孩子。她站在人家门口，听着里头传来的拒绝，嘴里说着打扰了，转身走在马路上，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
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想过死。活着太累了，每天都像在泥潭里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她翻出半包不知道什么时候剩下的老鼠药，兑在水里，看着那浑浊的液体发了好一会儿呆。她想到了九岁那年离开丹阳的船上，她趴在船舷上看水，觉得江水好大好宽，怎么也看不到头。如今再看这杯水，小小的，脏脏的，喝完就什么都了结了。
她把那杯水端到嘴边，正要喝，忽然听见楼下有人喊她：詹家嫂子！你家衣裳晾在楼顶上，起风了，再不收要吹跑了！是隔壁的阿婆在喊。她手一抖，杯子差点掉了。她放下杯子，开门出去收了衣裳，回来再看那杯水，手又抖了。最后还是没喝成。她不是不想死，是觉得死了也窝囊，死了也咽不下那口气。
邻居发现她寻短见的事，是后来她昏过去之后的事了。她把那杯药喝了，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正好王大嫂来借盐，推门一看吓得大叫，赶紧喊人把她送去了诊所。洗了胃灌了药，折腾了大半天，总算把命救回来了。詹周氏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的是诊所白惨惨的天花板，听见的是王大嫂在旁边抹着眼泪念叨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她扭过头去，什么也不想说。
死也没死成。活着是遭罪，死又死不了，她觉着自己就像被老天爷拿在手里耍着玩似的。出院回了家，弄堂里已经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了。有的说她，有的说她，也有人叹气说那大块头真不是东西。可不管别人怎么说，日子还得往下过。米缸里又空了，房租又欠了，詹云影还是不着家。詹周氏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那面小镜子里自己的脸，额角的疤还在，青肿倒是消了，可那双三角眼里的光越来越冷了。
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詹周氏对詹云影的恨意也一天比一天重。那种恨不是一下子冒出来的，是一点一点积攒的，像灶台上的油垢，日积月累，厚厚的一层，刮都刮不掉。她恨他把她从主家娶出来的时候说的那些好听话，恨他把她的嫁妆当得一干二净，恨他把好好的日子过成了这副鬼样子，恨他打了她之后连句软话都没有，更恨他如今连家都不回了，让她一个人扛着所有的烂摊子。
可这些东西她都憋在心里，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年头的女人，有苦只能往肚子里咽。说出来又能怎么样？谁会替她出头？弄堂里的邻居们倒是同情她，可也就是嘴上叹两句，转过头还是各过各的日子。有些老派的妇人甚至觉得詹周氏命不好是活该，谁让她管不住男人呢？谁让她嫁人之前不打听清楚呢？这些话传进她耳朵里，刺得她心口生疼。
她试过跟詹云影好好说。有一回詹云影难得回家，她做了一碗青菜汤、一碟咸菜，端到桌上，小心翼翼地开口说：云影，咱能不能把家里那几件剩家什卖了，凑点本钱，我去弄堂口摆个小摊？卖个馄饨面条啥的，好歹能挣口饭吃。她以为这是个两全其美的法子，不指望詹云影出力，只求他别拦着就行。可詹云影听完，连眼皮都没抬，嘴里嚼着咸菜含含糊糊地说：摆摊？你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的，像什么话？再说了，你会做馄饨吗？别把人都毒死了。
詹周氏攥紧了筷子，指甲掐进掌心里。她又说：那你说怎么办？总不能饿死吧。詹云影把碗往桌上一顿，汤溅出来洒了一桌子，他瞪着眼睛吼：你烦不烦！我一天到晚在外头挣钱，回来你就唠唠叨叨，有完没完？詹周氏想问他挣的钱在哪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她知道问出来又是一顿打，没必要。
那天夜里，詹云影喝了酒回来，倒在床上就睡，呼噜打得震天响。詹周氏躺在旁边，睁着眼睛看天花板。楼板上有老鼠在跑，窸窸窣窣的，她听着那声音，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她想到了自己这一辈子，从丹阳到上海，从丫头到嫁人，一步一个坎儿，没有一步是顺当的。九岁离开家乡的时候她什么都没带，如今快三十岁了，还是什么都没攒下。除了一身的伤、一屁股的债，她什么都没落着。
她翻了个身，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詹云影的脸。那张脸在睡梦里倒是安详，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做了什么好梦。詹周氏看着看着，心里那股恨意就翻上来了，像滚水一样沸腾着，烫得她五脏六腑都在疼。她想，凭什么你睡得这么安稳？凭什么你把我害成这样，自己倒半点不在乎？你毁了我的日子，你拿走了我的一切，你打了我骂了我还要我伺候你，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那个念头就是那时候冒出来的。起初只是一点点，像根细针扎在脑子里，轻轻的，不怎么疼。可越想越清晰，越想越具体。她想到了那把菜刀。菜刀就放在柜子最下层，平日里切菜剁肉用的，刃口磨得锃亮。如果用那把刀砍下去，砍在那个打呼噜的粗脖子上，会怎么样？血会喷出来吗？喷多高？他会醒吗？醒了会不会挣扎？她压得住他吗？她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这些念头，可那些念头就是盘踞在脑子里，赶都赶不走。
她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爬起来坐到桌边，就着月光发了很久的呆。那晚的月亮很亮，照得屋子里白森森的。她看见自己的手搁在桌面上，十根指头又瘦又细，骨节突出，手背上青筋一根根的。这双手做过多少事啊，洗衣、做饭、搬纱锭、挨打的时候挡在脸上。这双手没享过一天福，如今却要用来做那件事了。
她想了好久好久，一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着。第二天醒来，那个念头还在。她知道，自己已经下定了决心。
1945年3月20日那天，詹云影破天荒地下午就回了家。说是回家，其实是被赌场里赶出来的，钱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人家不让他再赊了。他一进门就骂骂咧咧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嫌屋子里冷，嫌没热茶，嫌詹周氏那张脸哭丧似的。詹周氏没理他，默默地烧了壶水给他沏茶。他喝了茶，倒在床上蒙头就睡，一直睡到天黑。
那天晚上詹周氏也没睡。她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腿上搁着一件詹云影的破褂子在缝补，可针脚歪歪扭扭的，缝了好几针又拆了重来。她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件褂子上，耳朵里全是床上那人的呼吸声。慢慢地，那呼吸声变得均匀而沉重了，间或还夹几声呼噜。詹云影睡熟了。
詹周氏放下褂子，站起身，轻手轻脚走到柜子前。她拉开柜门，那只手伸进去的时候犹豫了一瞬，可也就一瞬。她摸到了菜刀的木头把子，握住，把它抽了出来。月光正照在刀刃上，反出一道白亮亮的光。她看了一眼床上那个蜷缩的身影，抿紧了嘴唇，走了过去。
床上的詹云影侧身躺着，背对着她，那条粗壮的脖子完全暴露在她眼前。她举起刀，两只手攥紧了刀把，刀刃朝下。她的脑子里空荡荡的，什么想法都没了，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砍下去。砍下去就结束了。砍下去你就超生了。
她闭了一下眼睛，再睁开时，双手猛地往下一压。
刀刃斩进皮肉的触感她一辈子都忘不了。先是像切一块厚实的猪肉，皮子有韧性，刀刃陷进去的时候有些费劲。然后是软骨，咯噔一下，像是剁到了骨头。血一下子涌出来了，热乎乎的，喷了她一脸。床上的身体猛地弹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闷哼，像是想喊又没喊出来。她又砍了一刀，这一刀砍在脖子上同一处位置。那具身体抽搐了几下，慢慢就不动了。
屋子里安静极了，只剩下她粗重的喘息声。她满手是血，脸上也是血，黏糊糊的，带着一股浓烈的腥气。她退了半步，看着床上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手脚忽然就软了，整个人顺着床沿滑坐到地上，半天起不来。她低头看自己的手，月光下那些血是黑乎乎的，顺着指缝往下滴，一滴一滴落在地板上，聚成一小滩。她忽然觉得想吐，可胃里空空的，什么也吐不出来。
她就那么坐了不知道多久，等到脑子渐渐清楚起来，才想起一件事，这具尸体得处理掉。天亮了被人看见，她就完了。她挣扎着站起来，扶着墙去了灶间，找来了一柄砍骨头的刀和一把锯子。她不知道该怎么分尸，只能凭印象里人家杀猪的样子来。她把尸体从床上拖下来，铺了一块旧油布在地上，然后一刀一刀地劈下去。血溅得到处都是，墙上、地上、她的衣裳上、脸上，全是斑斑点点的红。她喘着粗气，一下一下地砍着、锯着，手臂酸得快抬不起来了，可她不敢停。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具魁梧的身体终于被她拆成了大大小小的肉块。她把那些东西一块一块装进一只灰色皮箱里，盖上盖子，推到床底下。
这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她瘫坐在地上，浑身是血，头发散乱着，眼神空空洞洞的。她看了一眼那只皮箱，又看了看满屋的狼藉，忽然觉得很累很累，累得连眼皮都睁不开了。她就那么坐在地上，歪着身子靠住了床腿，昏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第一个发现不对劲的是二房东王谢阳。那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准备去菜场买点新鲜的小黄鱼。他老婆还在被窝里嘟囔着说别忘了买两块豆腐，他应了一声，趿拉着布鞋下了楼。走到楼道口的时候，忽然觉得头顶上滴下来什么东西，凉丝丝的，正好落在他额头上。他伸手一摸，黏糊糊的，低头一看，手心里是暗红色的，带着一股子铁锈似的腥味。
王谢阳心里咯噔一下。他抬头往上看，天花板上那块老旧的石膏板已经洇湿了一大片，正中间还在往下渗着红水。一滴、两滴，不紧不慢地往下掉。他一下子想到了楼上住的是詹家两口子，又想到了詹云影那个大块头前几天还跟他在楼道里碰过面，醉醺醺地冲他咧嘴笑。王谢阳脑子里嗡的一声，腿肚子就开始打颤。
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楼，使劲拍詹家那扇门。詹先生！詹家嫂子！开门呐！里面没有动静。他又使劲拍了几下，门板震得哐哐响，还是没人应。他退后一步，用肩膀狠狠一撞，木门一声被撞开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浓烈得令人作呕的血腥气。王谢阳差点被那味道顶得倒退出去，他扶着门框稳了稳身子，壮着胆子往里看。
屋子里的景象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地上、墙上、床腿上全是血污，一片狼藉。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地坐在血泊中间，身上穿的灰布衫子染得红一块黑一块，脸上也全是干涸的血迹，只露出两只眼睛。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向门口，眼神里没有惊慌也没有恐惧，像一潭死水。她的手里还握着一把菜刀，刀刃卷了口，上面糊着碎肉和血痂。
詹...詹家嫂子？王谢阳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詹周氏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王谢阳的目光越过她，扫到了墙角的血污和床边可疑的痕迹，一个可怕的念头窜上来。他不敢再往里走了，转身就往楼下跑，一边跑一边喊：杀人啦！出人命啦！快来人呐！
这条弄堂平日里安安静静的，他的喊声像炸雷一样把整栋楼都惊动了。楼上楼下的住户纷纷推开窗探头看，有人穿着睡衣就冲出来了，七嘴八舌地问怎么了怎么了。王谢阳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詹家，詹家出事了，大块头怕是没了！大伙面面相觑，有人壮着胆子往楼上走，到了门口往里一瞅，脸刷地就白了，转身跑下楼扶着墙干呕。
消息比长了翅膀飞得还快。不到一炷香的工夫，酱园弄整个都传遍了。八十五号出事了！詹周氏把她男人杀了！真的假的？大块头那个身板？怎么不是，血都流到楼下来了！买菜的不买了，开店的不开了，大人小孩一拨一拨地往八十五号门口涌，探头探脑地往里看。巡捕房的人来得倒也快，带队的是新城分局的一个探长，姓刘，中等个子，穿一身灰制服，到了现场先让人拉了警戒线把围观群众挡在外面，然后带人上了楼。
推开那扇门的瞬间，就连见惯了凶案的刘探长都皱了一下眉头。屋子里的血腥味太重了，地板上那些暗褐色的污渍面积大得吓人，墙上也喷溅得到处都是。床上的被褥被血浸透了，掀开来下面是一摊半凝固的血块。最扎眼的是墙角那只灰色皮箱，箱子缝隙里渗出来的液体在地板上拖了一道痕迹，一直延伸到床底下。刘探长让人打开皮箱，开箱的那个年轻巡捕看了一眼就捂住嘴跑出去了。
詹周氏没有反抗。几个巡捕上去把她按住了，她连挣扎都没挣扎，手里的菜刀被夺走的时候也乖乖松了手。冰凉的手铐铐上她细瘦的腕子，她低头看了看那副铁家伙，嘴角扯了一下，也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笑。刘探长问她：人是你杀的？她点点头。刘探长又问：为什么？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从干裂的嘴唇里挤出一句话：他该死。
巡捕房的人把詹周氏带下楼的时候，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有骂的，有叹的，也有几个老太太挤在前面指指点点的。就是她呀？长这副凶相，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哎哟，杀自己男人呐，这得多狠的心呐。老天爷开眼，可算把她逮着了。詹周氏被押着从人堆里穿过去的时候，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没人能看清她脸上的表情。有人朝她吐了一口唾沫，没吐到，落在地上砸出一朵小泥花。她脚步顿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了。
酱园弄这一上午热闹得跟过年似的。巡捕房的车停在弄堂口，车顶上的灯转来转去，照着围观的人一张张亢奋的脸。有人已经开始绘声绘色地跟后来的人讲了，我亲眼看见的，那血啊，从二楼一直流到一楼，哗哗的。你听谁说的？隔壁王大嫂说的，她最先看见的。真真假假掺在一起，越传越邪乎。到了中午，就连马路对面茶馆里打牌的老头儿都知道酱园弄出了个杀夫的毒妇。
詹周氏被带到巡捕房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审讯室里冷冰冰的，一桌两椅，墙上挂着明察秋毫的匾额。刘探长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摊着纸笔。他打量了一下对面这个矮小的女人，实在很难把眼前这副瘦弱狼狈的模样跟那个把大块头分尸的凶徒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摆在眼前，容不得他怀疑。
姓名。
詹周氏。
本名呢？
姓杜。丹阳人。打小卖到上海的，没有大名。
今年多大了？
二十九。
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他是我男人。
为什么要杀他？
詹周氏沉默了很久。审讯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滴答滴答走针的声音。刘探长也不催她，就那么等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又低又哑：他打我。从结婚第二个月就开始打。他赌钱，嫖女人，把家里的钱都败光了，工也丢了。我饿着肚子去纱厂扛包，挣几块钱回来给他买米，他嫌少，又打我。后来我连工也丢了，房租交不上，饭也吃不上，我想死，没死成。他还在外头花天酒地，回来就呼呼大睡，我...我实在忍不了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调平平的，没什么起伏，像在念一篇跟自己无关的文章。可刘探长注意到她说话时两只手一直攥着衣角，攥得指节发白。
你一个人干的？有没有人帮你？刘探长追问。
詹周氏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东西，像是犹豫。几秒之后她垂下眼说：没别人。就我一个。
笔录做完了，詹周氏被带去了拘留室。她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背靠着墙，慢慢闭上了眼睛。从昨晚到现在，整整十几个小时她没合过眼，浑身的骨头都在疼。可她睡不着。一闭眼就是血。就是那把卷了刃的菜刀。就是詹云影最后那一声含混的闷哼。
她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杀了人，总要偿命的吧。也行。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可她又想起早晨被押出来时那些人看她的眼神，厌恶的、惊恐的、幸灾乐祸的。她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你们懂什么？你们谁过过我的日子？谁挨过那些打？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还被人骂？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凭什么那么看我？
她攥紧的拳头慢慢松开了。不管怎么说，那口气她出了。值了。
詹周氏被抓的消息传开之后，整个上海滩像被扔进了一颗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散。头几天是弄堂里议论，后来是街面上议论，再后来报纸一登，全上海的人都在议论。一九四五年春天的上海，已经处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时局动荡，人心浮动，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可不管哪家报馆、哪条马路，人们嘴里翻来覆去说的都是同一件事，酱园弄那个杀夫的毒妇。
上海的报纸在同一个月里，几乎每家都腾出大块版面来报道这个案子。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大晚报，各家记者跟抢食似的扑向酱园弄，把八十五号那栋楼里里外外拍了个遍。弄堂口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报纸，茶馆里说书先生都把这案子编成了段子，一天讲两回，座无虚席。人们一边嗑瓜子一边啧啧感叹：这女人够狠呐，大卸八块，啧啧啧。还有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听说她砍了十三刀，一块一块的，跟剁排骨似的。
申报那篇报道写得最详细。头版头条用大字标着酱园弄毒妇谋杀亲夫，下面几栏小字密密麻麻。记者用词极尽渲染之能事，什么凶残至极手段骇人令人发指，结尾还不忘加一句该妇面目凶悍，语无伦次，似有疯癫之状。报道里把分尸的细节写得清清楚楚，先砍头部，继砍额角及颈部，并连砍小腿、大腿、上股、下腰等十余刀，尸体分作八块，悉数装入白色皮箱之中。白色皮箱这四个字，就够让读者浮想联翩的了。白皮箱里装死人，那是多瘆人的画面。
这篇报道一出，当天的报纸没到中午就卖光了。报童在街头扯着嗓子喊号外号外！酱园弄杀夫案最新详情！，来往行人掏出零钱买一份，边走边看，看完传给旁边的人。一时间，全上海似乎人人都知道了詹周氏这个凶悍的女人。
可仔细琢磨下来，那篇报道里的细节经不起推敲。记者说尸体分了八块，后来审讯笔录里詹周氏自己说的是十六块。记者说是白色皮箱，实物收在证物房里的是灰色皮箱。还有那些描写詹周氏面目凶悍像疯了一样的句子，分明是添油加醋。可那时候的新闻没有后来那么严谨，报馆之间抢独家抢噱头，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只要大框架不错，细节上有点出入，读者也没处核对去。
街上的议论也是五花八门。男人们聚在茶馆里高谈阔论，多半是骂詹周氏的。这种女人就该千刀万剐。杀了自己男人还分尸，丧尽天良啊。女人们挤在水井边洗衣裳的时候也聊，但语气里往往多了几分复杂。那大块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听说天天打老婆。就是，把人往死里逼，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不过说归说，最后总要加一句杀人总是不对的，把话题拽回安全的立场上。
到了案子发酵的第五天，申报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詹周氏另有奸夫，杀夫实为合谋。文章说据可靠消息，詹周氏在外头有个野男人，两人早就勾搭成奸，为了做长久夫妻才合谋害死詹云影。文章里甚至把奸夫的名姓都点了出来，说是同一栋楼里住的一个姓贺的邻居，外号贺大麻子。这下子舆论彻底炸了锅。奸夫淫妇四个字，比单纯的要劲爆十倍。人们自动在脑子里把这事跟水浒传里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故事划了等号。潘金莲也是伙同奸夫毒死了武大郎，詹周氏如出一辙。有人开始同情起詹云影来了，大块头死得冤呐，被人戴了绿帽子还送了命。
舆论的风向一偏，巡捕房的侦办方向也跟着偏了。本来就有人怀疑詹周氏那个小个子女人不可能独自杀死魁梧的詹云影，如今奸夫一说浮出水面，警方顺理成章地把贺大麻子列为头号嫌疑人。可贺大麻子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见了。问邻居，都说好几天没见着人了。有人提供线索说最后看见贺大麻子是案发那天一大早，天还没亮透，他背着个包袱从后门溜出去了，脸色慌慌张张的。警方一听更来劲了，这不是畏罪潜逃是什么？
通缉令一下，没出三天贺大麻子就被抓回来了。他其实没跑远，躲到苏州一个亲戚家去了。被抓的时候他嘴里反复念叨我没杀人，可没人信他。带回巡捕房一通审讯，他在供词里交代了他跟詹周氏确实有私情。他说詹周氏日子过得苦，他看她可怜，时不时接济她点米面钱粮，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那层关系。可对于杀夫分尸的事，贺大麻子指天发誓说跟他没关系，他那天一大早就离开酱园弄了，根本不知道詹周氏干了什么。
警方当然不会轻易信他。可审来审去，找不到任何他参与杀人的证据。凶器上只有詹周氏一个人的指纹，分尸的手法粗糙笨拙，更像是一个人慌乱间干出来的。贺大麻子没有作案时间，他那天天不亮就走了，有证人看见他坐上了去苏州的头班火车。作案动机也不够充分，虽说他跟詹周氏有私情，可詹云影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他犯不着冒杀人的风险。
案子卡在这儿了。贺大麻子不放也不行，放也不行。就在这时，詹周氏那边又翻供了。
詹周氏在审讯室里对着刘探长说了一句话，让整件案子彻底翻了个个儿。她说：贺大麻子没杀人。杀詹云影的是何宝玉。
何宝玉是谁？刘探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这个名字，有印象。何宝玉，外号小宁波，也是这一带的人，詹云影的赌友兼酒友，三天两头跟詹云影混在一起。两人关系好到穿一条裤子，詹云影去哪儿都带着他。刘探长把卷宗翻出来看，之前走访时也问过何宝玉，他说案发那天他一直在自己家睡觉，他老婆可以做证。警方当时没深究，因为注意力都放在贺大麻子身上了。如今詹周氏忽然点出这个名字，事情就又有了变化。
詹周氏这回的口供详尽得令人吃惊。她说何宝玉才是她真正的情夫，两人暗中来往有半年多了。贺大麻子不过是她用来遮掩的幌子。她还说，杀夫这件事是何宝玉提出来的，他说大块头挡了咱们的路，不除了他，咱俩没好日子过。詹周氏交代，动手前两天，何宝玉就已经跟她商量好了计划。那天晚上詹云影醉醺醺地回来，倒在床上就睡。何宝玉半夜摸进来，詹周氏已经把菜刀准备好了。何宝玉接过刀，朝着詹云影的脖子一刀砍下去。詹云影当场就断了气。之后詹周氏补了几刀，两人一起分了尸。何宝玉天亮前先走了，詹周氏留下来善后。
这番供词一出来，警方立刻把何宝玉抓来了。何宝玉一进审讯室就喊冤，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天晚上一直在家陪老婆。可他老婆做证说何宝玉半夜出去过一趟，天快亮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衣服上有血迹。这下何宝玉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警方把他跟詹周氏分开审，两边各说各的，细节基本能对上。于是正式立案，以涉嫌谋杀罪名羁押了何宝玉。
小宁波是杀人犯这个消息传出去，蒋元禄又炸了一回。邻居们回想起来，何宝玉确实经常在八十五号出没，以前以为是找詹云影喝酒赌钱，如今细想，怕不是冲着詹周氏去的。有人开始编排出各种细节，有一回我看见小宁波跟詹周氏在灶间里说话，两人贴得可近了。对对对，有回半夜我起来解手，听见八十五号后门吱呀响了一声，当时没在意，如今想来就是小宁波。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话越传越多，何宝玉在邻居们的嘴里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奸夫。
可警方还没来得及高兴，詹周氏又翻供了。
这回她是在一次单独提审的时候，对着一个年轻巡捕说的。那巡捕问她你跟小宁波是怎么约定的，她沉默了半天，忽然抬头说：我说的那些都是假的。小宁波没杀人。那天晚上就我一个。巡捕愣了，赶紧去叫刘探长。刘探长过来又问了一遍，詹周氏还是那句话：之前说的全是编的。根本没有什么情夫。贺大麻子跟我有关系不假，可他没帮我杀人。小宁波更是半点关系没有。我为什么栽赃他？因为警察打我，逼我招个同伙出来。还有就是...我恨他。
恨他？恨他什么？
詹周氏冷笑了一声，说：我男人怎么染上赌瘾的？就是小宁波带的。他头一回去赌场，就是小宁波拉着去的。他嫖的那些女人，也是小宁波给牵的线。没有小宁波，詹云影坏不了那么快。我们这个家，就是让小宁波给毁的。
这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带着一股咬牙切齿的恨意。刘探长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分辨不出她说的是真是假。可她的表情不像在撒谎。而且她的逻辑是顺的，因为恨小宁波带坏了丈夫，所以要他偿命。这份恨比任何奸情都来得实在。
警方又去走访了邻居。这回问得更细致了，好几个邻居都说，詹云影跟何宝玉确实走得近，何宝玉也确实是个赌棍和酒鬼，名声不怎么好。可要说他跟詹周氏有私情，没人亲眼见过，都是道听途说。更关键的是，案发那天何宝玉的行踪虽然有些可疑，可缺乏铁证。他老婆改了口供，说衣服上的血迹可能是杀鸡溅上的，记混了日子。何宝玉的嫌疑一点点减弱，最后还是因为证据不足放了。
贺大麻子也放了。走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巡捕房的大门，长长地吐了口气。有记者堵住他追问你跟詹周氏到底什么关系，他摆摆手，什么都没说，低着头挤出了人群。
至此，警方的案卷上又重新落回了最初的结论，杀夫者，詹周氏一人。没有同伙，没有奸夫合谋，就是那个一米五几的瘦小女人，一个人拿菜刀砍死了比她高出两个头的大块头，又一个人把他分了尸。这个结论说来简单，可办案的警察们心里多少都有些别扭。现场勘查的痕迹显示，那具尸体被肢解的过程确实粗糙而笨拙，不像是有经验的人干的，反而符合一个从未杀过鸡的妇人慌乱之中的手笔。再加上詹周氏体格子小归小，人在被逼到绝路上的时候爆发出来的那股子蛮劲，谁也说不准。
案子的侦办阶段起起落落，拖了一个多月，终于要移交法院了。可这起案子的热闹还不算完，接下来在法庭上和报纸上，还有更大的戏要看。
1945年5月3日，这起轰动了大半个上海的酱园弄杀夫案，正式在上海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那天法院门口从一大早就挤满了人，有专门赶来看热闹的，有各报记者扛着相机等着抢镜头的，也有詹周氏娘家的远房亲戚，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听说有热闹来蹭的。法警在门口拉了一道线，拦着不让闲人往里进，可门口那条马路还是被围得水泄不通。
詹周氏被带进法庭的时候，旁听席上齐刷刷地站起来一片人，伸着脖子往犯人栏里瞅。她穿着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灰布囚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扎了个鬏。脸上的血迹早就洗干净了，可额头那道疤还清清楚楚地留着。她站在那里，背挺得直直的，跟旁边那些缩着肩膀的犯人全然不一样。旁听席上有人小声嘀咕：看着也不像那么狠的人呐。旁边立马有人怼他：你懂什么，越是这样的越毒。
审判长敲了法槌，法庭安静下来。检察官念起诉书的时候，把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从詹周氏的身世说到婚姻，从家庭矛盾说到杀夫分尸，最后以故意杀人罪对她提起公诉。念到分尸那一段时，旁听席上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詹周氏站在犯人栏里，一直低着头，脸上的表情淡淡的，像在听别人的事。
轮到她陈述了。她的声音不大，带点沙哑，可一字一句都清楚。她从头开始讲，讲她九岁被人从丹阳带到上海，讲她当丫头的那十几年，讲主人家做主把她嫁给詹云影，讲结婚之后詹云影是怎么一天天变了的。她说：我嫁过去头两个月，他对我还不错。后来就跟外头的女人不清不楚了，又迷上了赌博。钱输光了就回家找我要，我不给就打。有一回把我打得在床上躺了三天没下来。我去纱厂做工，他嫌我抛头露面，又打。工丢了之后我们连米都买不起了，房租也欠了几个月。二房东天天催，我没办法，我也去死过，没死成...
她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抬起了头。法庭里安静极了，几百个人的地方连咳嗽声都没有。她接着说：那天晚上我跟他商量，把家里剩的东西卖了去摆个摊，好歹挣口饭吃。他不答应，还骂我，说我没本事。我看着他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样子，心里的火就压不住了。那火攒了多少年了，我自己也数不清。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拿着刀站在他边上了...我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不过了。谁也别过了。
她说完这些话，法庭里安静了好几秒。然后旁听席上忽然有人带头鼓起掌来，是几个年轻的女人。法警赶紧出声制止，可那几个女人眼里的光挡都挡不住。审判长皱了皱眉，又敲了一下法槌。
接下来是辩护律师发言。法院替詹周氏指定的律师是个中年男人，姓陈，在上海律师界有点名望。他站起来发言的时候声音铿锵有力，核心观点就一个，詹周氏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和精神压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失控杀人，主观恶意不深，属于激愤杀人，应当从轻判决。他还引用了当时国际上已经兴起的一些关于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理论，说詹周氏的心理状态在案发时已经处于崩溃边缘，不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检察官当然不认同。他反驳说，无论前因如何，杀人分尸的行为都极其恶劣，已经超出了的范畴。詹周氏在杀人之后冷静地肢解尸体，试图毁灭证据，说明她当时头脑清醒，完全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而且这种罪行在传统伦理中罪加一等，不严惩不足以正风气。
双方你来我往辩了大半天。旁听席上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有的支持律师，有的支持检察官，小声议论的声音一直没断过。到了下午，审判长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休庭之后詹周氏被法警带出去的时候，路过旁听席，她忽然侧过头朝那排刚才鼓掌的年轻女人看了一眼。那一眼里什么都没有，就是空的，像一口枯井。那几个女人被她看得愣了一下，等人走了才小声说：她看我们呢...那眼神怎么那么吓人？
五天之后，判决下来了。上海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詹周氏犯故意杀人罪，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作案工具菜刀一把没收。判决书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全文刊登，当天卖报的嗓子都喊哑了。有人拍手称快，说罪有应得；也有人叹气，觉得判重了。可不管怎么议论，法律就是法律，死刑判决意味着这件事基本定了。除非她上诉，否则等到核准之后，就是枪毙。
事情如果到此为止，这案子也不过是民国上海滩又一起凶杀案罢了。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舆论的风向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变化的起因是几篇文章。头一篇出自女作家苏青之手。苏青在当时的文坛上名气不小，跟张爱玲齐名，笔锋犀利，专写女性题材。她在自己主编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杀夫者辩》的文章，从头到尾替詹周氏说话。那篇文章写得很妙，开篇就说：世人但见妇杀夫，便曰毒妇，曰淫妇，曰天理不容。然此妇何以杀夫？夫何以至此？无人问也。接着她把詹周氏的经历说了一遍，每一桩每一件都写得清清楚楚，末了抛出一句振聋发聩的话：杀一人者固为罪，逼人至于杀夫者，其罪几何？
这篇文章一出，骂的人多，可点头的人也不少。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开始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应苏青的观点，说詹周氏其实是封建婚姻制度和家暴的牺牲品，与其说她是罪犯，不如说她是受害者。那些反驳苏青的人骂她是替杀人犯张目，苏青也不含糊，紧接着又写了一篇《我与张爱玲》，表面上谈文坛往事，实际把那些骂她的人讽刺了个遍，说你们如今骂詹周氏，当年骂潘金莲，骂来骂去不过是怕女人罢了。
另一位加入论战的是关露。关露在文坛上的地位不必多说，她还有个特殊的身份，红色间谍，不过那时候知道的人不多。关露写了一篇《詹周氏与潘金莲》，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比。她说，同样是被迫嫁人，同样是婚姻不幸，同样是与外人有了私情，潘金莲被文人们翻案翻成了爱情烈士，詹周氏却被骂成。凭什么？因为潘金莲是虚构的，大家尽可以寄托同情；詹周氏是真人，真人就要承担现实的审判。她最后写道：倘若潘金莲活在一九四五年的上海，她的遭遇未必好过詹周氏。而詹周氏若活在施耐庵笔下，恐怕也要被写成另一个潘金莲。说到底，女人从来都是被人写、被人说、被人判的，几时轮到她们自己开口呢？
这两篇文章把舆论彻底搅浑了。原本一边倒的骂声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同情之音。那些同情詹周氏的人，多半是女人，也有不少年轻的男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报纸上写读者来信，在茶馆里辩论，在大学的教室里讨论这个案子。有人把詹周氏比作封建礼教最后的祭品，也有人干脆喊出了詹周氏无罪的口号。
与此同时，苏青和关露还在背后做了另一件事，她俩联合了几位社会名流，替詹周氏请了新的辩护律师，向最高法院提起了上诉。上诉的理由写得很充分：第一，一审忽略了对詹周氏长期受虐事实的认定；第二，量刑未充分考虑其案发时的精神状况；第三，在程序上也存在瑕疵，比如关键证人的证词前后矛盾未予核实等等。这份上诉状写得有理有据，在法理上站得住脚，在人情上也博得了不少同情。
更妙的是，苏青她们还想了个，让詹周氏了。这个计划的具体操作如今已经说不清了，只知道有一位外国的修女嬷嬷出面，给詹周氏做了，然后出具了一份证明，说詹周氏有孕在身。按照当时的法律，孕妇不能被处以死刑，要等分娩之后再执行。这份证明交到法院，死刑执行就被暂时搁置了。后来有没有人查验过真假？查验了，可那位嬷嬷的证明写得滴水不漏，再加上法院那边也有人同情詹周氏，这事就含含糊糊地过去了。整个上海都知道詹周氏怀了孩子，可这孩子是谁的、到底有没有，没人能说清楚。
詹周氏从死刑变成了死缓，又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希望。她在狱中听说了外面那些替她说话的文章和那些奔走相告的人们，沉默了很长时间。她识字不多，那些文章的内容是狱警念给她听的。她听完之后没哭也没笑，只是翻了个身，背朝着铁栅栏，过了好久才说了一句话：她们为什么要帮我？我又不认识她们。旁边的人答不上来。可詹周氏自己后来想了很久，隐约明白了，那些人帮的不是她詹周氏，是她们自己。她们在她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那些被家暴而不敢吭声的女人、那些嫁错了人却离不了婚的女人、那些在男人拳头底下活了一辈子的女人，她们把詹周氏当成了自己的替身。詹周氏做了她们不敢做的事，所以她们要替她活下来。
舆论的逆转还带来一个意外的效果，詹周氏在监狱里的待遇好了一些。看守对她客气了，送饭的多给半勺菜，放风的时间也长了。同监的女犯们一开始都怕她，后来熟了，就围着她问东问西。你真的把他切成八块了？那刀砍下去的时候你怕不怕？詹周氏不爱搭理这些，可架不住人家天天问。后来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十三刀，传出去之后整个女监都知道她这号人了。詹周氏听见那外号的时候脸拉得老长，跟那人说再叫我就揍你。那人缩缩脖子不敢叫了，可私底下还是叫，只不过不当着她面叫了。
这一年夏天来得特别早。五月还没过完，监狱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就开了满树白花，香味一阵一阵的，飘进牢房里。詹周氏坐在靠窗的位置，眯着眼睛看那一树的白。她想起小时候在丹阳，村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她在树底下乘凉，听大人们唠家常。那时候她娘还活着，有一回拿槐花给她蒸了糕吃，甜甜的，满嘴都是花香。她想不起来那糕是什么滋味了，可那股子香气还在鼻子里。
那是她这辈子为数不多的甜日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上海的那天，整座城市都疯了。人们涌上街头，放鞭炮的、撒纸花的、敲锣打鼓的，到处是欢呼声和哭声。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所有中国人都长长地吐出一口恶气。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次大赦，用来庆祝胜利，也用来笼络人心。
大赦令一下，监狱里那些符合条件的犯人都在等着减刑的消息。詹周氏当时已经被关了将近半年，眼看死刑执行在即，她心里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可有一天狱警忽然通知她去办公室，说上面来文件了，她的死刑被改判成了无期徒刑。詹周氏听完，人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旁边的女犯人推了她一把，她才了一声，退出去的时候腿是软的，走到楼道拐角扶着墙弯了好一会儿腰。
从死刑到无期，那是一条命换回来的。虽说余生都要在监狱里过，可至少还有余生。
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詹周氏辗转了好几处监狱。从上海送到南京，从南京又送到苏州，后来新中国成立之后，她被转到了苏北大丰农场继续服刑改造。她在农场里的表现还算规矩，劳动时肯出力，也从来不闹事。那个曾经拿菜刀分尸的凶狠劲儿在她身上已经找不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妇人，低头干活，吃饭睡觉，不惹事也不跟人来往。农场里的人都不知道她以前是干什么的，只知道她是个从上海转来的犯人，大家私底下猜过几回，猜不出结果也就懒得猜了。
1959年前后，詹周氏在农场里刑满释放了。那时候她已经四十多岁，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皮肤被风刮得粗糙发红，背也佝偻了。她站在农场的大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布包袱，里头是她这些年的全部家当，两身换洗衣裳、一个搪瓷缸、一双新布鞋。她回头看了看那扇大铁门，转身走上了通往村子的土路。
出了农场往哪去？她没地方可去。上海已经回不去了，那里没有认识她的人，再说酱园弄那档子事她也不愿意再提了。丹阳老家早就没了亲戚。她站在路口茫然了好一会儿，最后在附近一个村子里落了脚，找了间没人住的破土房，跟村干部说她想留下来过日子。村干部看她一个孤老婆子可怜，就同意了。她开了一小片荒地，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的，可好歹太平。
后来的几年，村里有个鳏夫跟她搭了伙。那人姓刘，比她大几岁，木讷老实，也不问她过去的事。两人搭伙过日子，吃一锅饭，睡一张床，跟寻常夫妻没什么两样。可詹周氏早年伤了身子，这辈子没法再生养了。她心里头一直空着一块，看见别人家的孩子就跑过去逗，抱在怀里不肯撒手。后来村里的年轻人管她叫，她听着那称呼，眼睛就弯成了月牙。
她认了好几个干女儿干儿子。都是村里那些爹娘忙顾不上管的孩子，她帮忙看着，给他们做饭、缝衣裳、讲故事。那些孩子不知道这个笑眯眯的年轻时干过什么事，只知道她蒸的槐花糕好吃。每年春夏之交槐花开了，她就踮着脚去够树枝上的花，摘下来洗净了拌上面粉蒸，满屋子都是甜丝丝的香气。孩子们围在灶台边等，她一边掀锅盖一边说别急别急，都有份。看着那一张张馋嘴的小脸，她就想起很多很多年前丹阳村口那棵老槐树，想起她娘给她蒸糕的那个下午。
后来村里的幼儿园缺人手，大队干部看詹周氏喜欢孩子，就让她去当阿姨。她每天早上去开门，把教室扫得干干净净，等着孩子们一个个被送来。她给孩子们念小人书、教他们唱儿歌、谁摔了磕了就赶紧抱起来哄。那些小娃娃在她面前叽叽喳喳的，她从来不嫌烦。有一回一个小女孩趴在她膝盖上问：詹婶，你以前是干什么的呀？她愣了一下，摸摸女孩的脑袋说：詹婶以前呀，是个做酱油的。小女孩信了，追着问酱油怎么做，她就编了些故事糊弄过去。
这份工她干了好多年，一直到退休。退休之后大队还给她发点补贴，日子不算宽裕，可也够用了。村里的左邻右舍对她都不错，逢年过节给她送点米面油，她生病了有人帮着请大夫，下雨天有人替她收衣裳。她在村里住久了，谁也记不得她是从外头来的，只当她是土生土长的村里人。
只是有一件事，每年的三月二十号那天，詹周氏都会一整天不开口说话。她把门关起来，谁叫也不开。孩子们那天找不到她，急得趴在门缝上喊詹婶詹婶。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她又笑眯眯地站在那儿，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孩子们扑上去抱住她的腿，她弯腰一个一个地摸脑袋，手心里都是汗。
到了1990年，詹周氏已经是快八十岁的老太太了。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可精神头还行，走路不用拄拐，还能自己去菜地里拔萝卜。有媒体记者辗转找到了她，扛着摄像机来村里拍她。她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手里剥着豆子，面对镜头不躲也不闪，就是话少。记者问她当年的事，她摆摆手说记不清了，太久了。记者又问她对杀夫这件事后不后悔，她剥豆子的手停了一下，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后悔有什么用？人都没了。那时候没办法，真没办法。说完又继续剥豆子，一颗一颗的，慢悠悠的，神情安详得像一尊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