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15号，香港的天气闷热得不像话，旺角洗衣街两旁的唐楼被太阳晒了一整天，墙体摸上去都是烫手的。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卖云吞面的档口飘着热气，混着垃圾和下水道的味道，整条街都笼在一层灰扑扑的倦意里。137号至139号是一栋六层高的旧楼，外墙贴着褪了色的绿白瓷砖，招牌上写着长城别墅四个字，底下还拖着一行小字廉价宾馆。这栋楼在洗衣街上并不打眼，和周围的唐楼挤在一块儿，像一块被嚼烂了的口香糖粘在路边。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廉价宾馆里，一桩日后被无数港人议论至今的凶案，正悄然拉开序幕。
宾馆大堂巴掌大一点地方，吊扇吱吱呀呀转着，带不起多少凉风。墙角的几盆万年青蔫蔫地耷拉着叶子，柜台上摆着一台老式拨盘电话机，旁边搁着个搪瓷茶缸，里头泡着浓得发黑的普洱茶。值班女管房黄大妹正靠着柜台打瞌睡，她四十来岁，身材敦实，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衫，脸上挂着常年熬夜的浮肿。
凌晨一点钟刚过，街上的喧嚣基本歇了，只剩下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叫。就在这时候，门口传来一阵脚步声，黄大妹抬起头，看见一男一女推门走了进来。男人走在前面，身高足有五尺九往上，肩宽背厚，穿着一件白色确凉衬衫和深灰色西裤，衬衫下摆扎在裤腰里，腰间系着条黑色皮带，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他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模样粗犷，脸型方正，颧骨略高，嘴唇微厚，乍一看有种码头工人般的结实劲儿。可他一开口，语气却出奇地和气，嘴角挂着笑，露出一排白牙：老板，还有房吗？
他说的是带点潮汕口音的粤语，语调温和，配着他那副硬汉长相，倒有种反差。
他身后那个女人一直没说话，妆容浓艳，嘴唇涂得血红，眉眼描得又黑又重，粉底打得厚厚的，遮不住眼底的倦色。她穿着一件红色短袖旗袍，裙摆刚过膝盖，脚踩一双白色高跟鞋，指间夹着一支烟，烟雾缭绕中眯着眼打量四周。黄大妹在廉价宾馆干了快十年，一眼就看出这是做那行的，心里也不多问，只点了点头：有，五号房空着，一晚二十块。
男人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数了二十块递过去，笑着说：就住一晚，麻烦大姐了。他转头看了女人一眼，女人没吭声，把烟屁股摁灭在门口的铁皮烟灰缸里，跟着他往楼梯口走。黄大妹拿钥匙开了五号房门，房间在二楼走廊尽头，窄窄一间，摆着一张双人铁架床，铺着白底蓝条纹的床单，床头柜上放着盏台灯，灯罩豁了个口子。窗户正对着后巷，窗外是一堵灰扑扑的砖墙，常年不见阳光，屋里一股霉味。女人进去后径自坐在床沿，点了根新烟，男人站在门口和黄大妹寒暄了两句，问附近有没有深夜还开的茶餐厅，又说自己早上走得早，麻烦到时候别吵到朋友睡觉。
黄大妹嘴上应付着，心里记了个大概，转身回了柜台。她后来在警局录口供的时候回忆，那个男人说话确实客气，不像一般带女人来开房的粗汉，但越是客气，她后来回想起来就越觉得脊背发凉。
那天早上六点整，天色刚蒙蒙亮，后巷的垃圾车轰隆隆地开过，黄大妹正在柜台后面收拾昨晚的账本。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那个姓梁的男人从二楼走下来，手里拎着两个白色塑料袋，袋口扎得紧紧的，看不清里面装了什么。他走到柜台前，脸上还是那副笑容：大姐，我去上班了，麻烦你上午十一点过后帮我叫醒我朋友，她睡得沉，别让她误了事。
黄大妹应了一声：好嘞，没问题。
男人点点头，转身朝门口走了几步，快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停住，一拍脑门：哎呦，我把钱包落房里了。说着折返回来，脚步不急不缓，朝黄大妹笑了笑，又上了楼。过了约莫两三分钟，他重新下来，手里没多什么东西，但拍了拍裤兜，像是确认钱包已经揣好，再次朝黄大妹点了个头，推开玻璃门走进了洗衣街清晨的薄雾里。
黄大妹记得，他出门的时候脚步很稳，不紧不慢，像任何一个赶着上班的普通男人。
到了早上十一点，大堂里的老座钟敲了十一下，黄大妹的交班时间也到了。来接班的是另一个女管房，叫陈官，三十出头，梳着一条马尾辫，干活麻利。黄大妹把钥匙递给陈官的时候特意嘱咐了一句：五号房那位小姐，她男朋友说让十一点过后叫醒她，你一会儿上去收拾房间的时候顺便敲敲门。
陈官接过钥匙，随口问：男的长什么样？
黄大妹就把那个姓梁的男人的模样描述了一遍，末了加了一句：看着挺有礼貌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女的，浓妆艳抹的，一看就是做那行的。
陈官撇撇嘴，没接话，拎着水桶和抹布上了二楼。楼道里光线昏暗，几盏日光灯管闪烁不定，空气中弥漫着隔夜烟味和潮湿的霉味。她走到五号房门口，敲了敲门：小姐，醒醒啦，该退房了。
门里没有动静。
陈官又敲了几下，提高了嗓门：小姐？小姐？十一点多了，该起床啦。
还是没人应。
她皱了皱眉，从腰间摸出备用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圈，房门吱呀一声开了。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光线很暗，只能隐约看见床上隆起一个人形，用白色的床单从头到脚裹着，像一条蚕蛹。陈官站在门口喊了两声：小姐？醒醒啊。
那人形一动不动。
陈官心里咯噔一下，虽然宾馆里常有喝醉的客人叫不醒的情况，但眼前这气氛总觉得不对劲。她走进房间，伸手去掀那床单，嘴里还说着别睡了，到钟了，床单掀开的一瞬间，她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床单下是一具女尸，仰面躺着，脸上血肉模糊，五官的位置空空荡荡，眼皮、眉毛、鼻子、上下嘴唇、耳朵全被割掉了，露出底下的软骨和骨骼，头发被剪得参差不齐，像被狗啃过一样。脸部皮肤剥离的边缘泛着一层白，像是煮过的鸡皮贴在骨头上。
陈官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手一松，床单掉回原处，她踉跄着退了两步，后背撞上门框，转身跌跌撞撞冲下楼，一路喊：死人啦！死人啦！五号房死人啦！
黄大妹还没走远，听见叫声折返回来，两人在楼梯口差点撞上。黄大妹按住陈官的肩膀：怎么回事？
陈官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那、那个女人，死了...脸没了...
黄大妹脑子里嗡的一声，那个姓梁的男人客气带笑的面孔骤然闪了出来，她腿一软，扶着墙才没摔倒。
旺角警署接到报警电话是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分。报案人是长城别墅隔壁凉茶铺的老板，因为陈官吓得说不出完整的话，是凉茶铺老板帮她拨的电话。大约十五分钟后，几辆警车呼啸着停在洗衣街上，红蓝警灯旋转着照亮了灰扑扑的街面，引得过路行人纷纷驻足张望。
带队的是探长陈新建，那年他三十来岁，身形精瘦，目光锐利，穿一件米黄色短袖警服，腰间别着手枪。他带着三名下属上了二楼，推开五号房的瞬间，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混着霉味扑面而来。他站在门口扫视了一圈，房间整整齐齐，床单虽然包裹着尸体，但床面没有明显的凌乱痕迹，床头柜上的台灯、烟灰缸、水杯都摆得规规矩矩，地板拖过，还残留着湿漉漉的水痕，看起来凶手杀人之后仔仔细细打扫过现场。
陈新建走到床边，深吸一口气，伸手揭开床单。床单下是一个极瘦小的女性躯体，穿着一件红色短袖旗袍，旗袍的领口有些歪，脖颈上有一圈深紫色的淤痕，像两道皮带勒出来的印记，法医后来确认那是手指掐扼造成的皮下出血。最触目惊心的是那张脸，面部中央一片惨白，眉毛、眼睑、鼻尖、上下唇都被整齐地切割掉了，切面平滑，不像是胡乱乱割的，透着一股冷静的狠劲。耳朵也割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耳孔。
一个人死后，心脏停止供血，血液流不到皮肤表层，所以死后一段时间再割皮肤，就不会有血渗出来。陈新建多年后接受访问时这样回忆，当时我看着那些切口边缘，一片一片白花花的，像白切肉一样，心里直发毛。
他仔细查看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衣柜空荡荡的，只挂着一件男式灰色夹克，口袋翻了个底朝天，什么也没找到。床头柜的抽屉拉开着，空的。垃圾桶被清理过，套着崭新的黑色垃圾袋。整间房干净得不像发生过命案，仿佛有人拿抹布一寸一寸擦过所有表面。
陈新建蹲下来检查床底，地板干燥，一层薄灰均匀地铺着，没有脚印，没有拖拽痕迹。他站起身，盯着那具尸体看了很久，脑子里转过无数个念头，凶手割掉死者的五官，显然是想让人无法辨认身份，但如此镇定地清理现场，说明他心理素质极强，极可能是个惯犯，又或者，是个冷静到可怕的人。
法医官在下午一点左右到场，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提着黑色皮箱，面色如常地翻开床单检查了约二十分钟。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在凌晨四点到六点之间，死者年纪约三十一至三十三岁，身高五尺二寸，体重不足九十斤，瘦得皮包骨，脖子上淤痕符合手指扼压的形态，死因系机械性窒息。至于被割下的五官，法医官推测凶手可能带走了，也可能冲进了厕所下水道。
陈新建立即让人联系了一名通渠工人，把五号房的厕所马桶整个拆开，工人戴着手套从管道里掏出一坨坨污物，仔细翻检了半天，什么也没发现。下水道通到地面以下的弯头部分也被拆开检查，同样一无所获。
凶手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一根头发丝都没留下。陈新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人不好抓。
案发第二天，即1974年8月16日，旺角警署根据黄大妹的描述，请画师绘制了一张嫌疑人的面部画像，浓眉方脸，眼神和善，嘴边挂着笑意。画像在当天通过各大报社刊登了出来，标题写着长城别墅凶杀案疑凶，全城缉拿，配着画像和简短的案情描述。报纸一出，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茶餐厅里、电车上一时间都有人谈这件事。
可七十年代的香港，监控摄像头凤毛麟角，人口流动大，仅凭一张画像在全城搜捕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陈新建每天带着手下跑遍旺角的廉价旅店、茶楼、码头，拿着画像挨个问，没人认得这个人。线索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飘在半空，看得见，抓不着。
就在警方焦头烂额的时候，8月17日上午，一封匿名信寄到了《香港快报》编辑部。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地址用黑色钢笔写着工整的字迹，邮戳来自旺角本地。报社编辑拆开一看，信里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是长城杀手黑野狼。你们警察太无能了，给你们留了那么多线索都抓不到我。不过我不急，慢慢来。
这封信第二天被刊登在了报纸上，舆论哗然。市民们又怕又好奇，有人骂凶手嚣张没人性，有人嘲笑警察办事不力。旺角警署的电话差点被打爆，大多是热心市民提供的，但没有一条靠谱。陈新建坐在办公室盯着那封信的复印件，拳头攥得发白，胸口堵着一股火，却无处可发。
8月17日傍晚，天色将暗未暗，旺角警署的总机接到一个电话。接线员还没说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声，声音低沉平缓，像在聊家常：你们去五号房的冷气机看看，那里有十二件你们想要的东西。
接线员一愣：你是谁？
电话那头一声挂断了。
陈新建得知消息后，立刻带着两名手下驱车赶往长城别墅。他后来在2015年的一次访谈里提到那段经历，说当时脑子嗡嗡响，既兴奋又紧张，凶手的挑衅像是猫逗老鼠，但顺着这条线走，至少有了方向。
五号房的冷气机是老式的窗式机，外壳锈迹斑斑，滤网积满灰尘。陈新建把手伸进冷气槽摸索的时候，指尖触到几个冰冷滑腻的小物件。他一样一样掏出来，摊在床单上一看，是两片眉毛、两个眼睑、一个鼻尖、上下两片嘴唇、两只耳朵，一共九样，但法医证实这正好对应死者脸部的全部被割器官，所谓十二件可能是凶手随口说的，也可能是他数错了。
这些器官被整齐地排放在冷气槽的内侧，像是有人特意摆放好的，上面的切口边缘已经干燥收缩，微微卷起，泛着蜡黄的色泽。陈新建盯着这些零件似的器官，胃里一阵翻腾，但他强忍着恶心，亲自拿证物袋一一装好。
借着这批寻回的尸块，法医联合警方画像师重新拼合了死者的容貌。8月18日，新的面部复原图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版，旁边附着一行字：寻找死者身份，知情者请速与旺角警署联系。
这条消息像投进池塘的石子，涟漪迅速扩散开来。
第二天清晨，8月19日，天刚蒙蒙亮，荃湾警署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六十出头的老妇人牵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走了进来，老妇人身材矮小，穿着一件深蓝色布衫，头发花白，眼眶红肿，脸上挂着一夜未睡的疲惫。她走到报案台前，声音沙哑：警官，我女儿失踪好几天了，报纸上那张图...我觉得像她。
当值警员请她坐下，递了杯水。老妇人姓齐，叫齐淑兰，住在大河道141号华丽楼。她说自己的女儿叫刘富敏，三十四岁，离婚后独自抚养两个女儿，母女三人加上自己这个老太婆，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月租四百块的旧房里。日子紧巴巴的，但一家人感情好，女儿孝顺，外孙女听话。
她八月十四号晚上出去之后就没回来，齐淑兰用袖子抹了把眼角，我打电话去她上班的美容院问，人家说那天晚上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再没回去过。
警员拿过报纸上的复原图请她辨认，齐淑兰只看了一眼就哭出了声：是她，是她，我自己的女儿我还能认不出来吗？虽然脸上...但那个轮廓，那个眉毛的位置，我一看了就知道是她。
小女孩站在外婆身边，紧紧攥着她的衣角，怯生生地望着报纸上那张残缺的拼图，不敢说话。警员没敢让小孩多看，把报纸收了起来，随即打电话通知了旺角警署。
当天下午，齐淑兰在陈新建的陪同下到了殓房。门打开的那一瞬，她整个人僵住了，冷柜里躺着的，皮肤苍白泛青，面部一片空洞，像一张被挖掉五官的蜡像。齐淑兰扶着墙慢慢走过去，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眼泪无声地淌下来，嘴唇翕动着：是阿敏，是我女儿...
刘富敏的身份就这样确认了。
陈新建随后走访了刘富敏的家人，了解她生前的情况。刘富敏1958年嫁给姓董的海员，婚后生了大女儿刘永莲和二女儿刘明明，但丈夫常年出海，聚少离多，感情日渐疏淡，1970年离了婚。两个女儿归她抚养，改了母姓，一家四口靠着她在美容院做的收入糊口。那个年代，美容院的其实就是暗娼，靠给客人按摩、陪聊、提供特殊服务赚钱。刘富敏长得不算出众，但身材娇小，说话温声细语，在风月场里混久了也有些熟客。她喜欢赌钱，每个月赚来的钱大半填了赌债，生活始终捉襟见肘。
她先后在旺角上海街罗马美发室、黄竹街伟贤等几家美容院做过，艺名叫也叫。案发前的几个月，她刚转到另一家女子美容厅，说是想躲开一个死缠烂打的客人。陈新建顺着这条线摸下去，发现刘富敏生前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几十个客户的姓名、电话、地址。他一页页翻过去，最后圈出了四个和她来往最密切的熟客，其中一人叫梁兆平，住在元州街一间廉租房。
8月21日，陈新建决定亲自去一趟元州街。他带了一个下属，两人开车到了那栋廉租楼下，爬了五层楼梯，气喘吁吁地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个六十六岁的老头，瘦小驼背，穿着一件旧背心，自称姓梁，是梁兆平的叔叔。
梁兆平住这儿吗？陈新建亮出证件。
老头摇摇头：他不住这儿，他住芙蓉街286号九楼，偶尔才过来一趟。
陈新建照例做了笔录，正准备走，眼角余光扫到房间里靠墙的一张上下铺铁床。上铺堆着杂物，下铺床板上放着一只棕色旅行皮箱，约莫两尺长一尺半宽，皮面磨损得厉害，锁扣处挂着一把铁锁。
陈新建指着皮箱问老头：这里面是什么？
老头眼神躲闪：不知道，不是我的东西。
是不是梁兆平的？
是...是他的。
打开看看。
老头摆着手：没钥匙，打不开。
陈新建懒得废话，从腰间摸出瑞士军刀，蹲下身三两下撬开了锁扣。皮箱盖掀开的瞬间，一堆杂物露了出来，几件折叠整齐的女式衣物、一双白色高跟鞋、一双肉色丝袜、几条内衣裤，底下压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两张身份证，一张是梁兆平的，另一张正是刘富敏。还有一张两人的合影，照片上刘富敏穿了件碎花裙子，靠在梁兆平肩头，两人都笑得很开心。皮箱最底下是一把刀刃约六寸长的窄刃刀，刀身还残留着暗褐色的痕迹。
陈新建刚想问老头这皮箱怎么回事，房间角落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铃声尖锐地划破安静的空气，老头本能地朝电话机看了一眼，又迅速把目光移开。陈新建心里一动，拔出手枪，一步跨到老头面前，枪口指着他胸口，压低声音说：接电话，别说有警察在这，不然我开枪。
老头脸色煞白，哆哆嗦嗦地拿起话筒，嘴唇抖了半天，刚了一声，突然对着话筒大喊：快跑！有警察！
电话那头断了。
陈新建气得把枪往桌上一拍，迅速联系警署查了这通电话的呼出源头，位置在深水埗一处公共电话亭。等他和下属驱车赶过去的时候，电话亭附近早已空无一人，只剩话筒挂在机子上晃晃悠悠。梁兆平跑了。
8月22日，红磡公众殓房旁边的永别亭举行了一场简陋的葬礼。十几名亲友挤在亭子前，刘富敏的母亲齐淑兰被两个外孙女搀着，哭得几乎站不住。大女儿刘永莲那年十岁出头，妹妹刘明明才八岁，穿着不合身的黑色孝服，茫然地看着大人的眼泪，不明白为什么周围那些扛着相机的叔叔一直咔嚓咔嚓地拍。
刘富敏的面部器官因为作为证物扣押在警局，无法随遗体火化，所以灵柩打开时，亲友们看到的仍然是一张空洞的脸。眼窝凹陷，眼球失去眼睑覆盖而突兀地鼓着，上下两排牙齿因为没有嘴唇遮掩而白森森地暴露在空气中，鼻子没了只剩下两个黑洞，耳朵的位置也是两个黑魆魆的窟窿。齐淑兰只看了一眼就昏了过去，旁边的人赶紧掐人中把她弄醒。记者们还在不断地按快门，刘永莲转过身把脸埋进外婆的衣服里，肩膀一抽一抽地抖。
祭祀仪式接近尾声时，刘富敏的弟弟，一个三十来岁、皮肤黝黑的货车司机，突然从人群后面挤出来，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他冲到棺材前，脸色铁青，嘴里含含糊糊念着什么，旁人听不清，只见他右脚猛一顿地，的一声将菜刀刀尖向下插进了棺木的盖板上，刀锋没入木头半寸多深，竖在那里。他围着棺材走了三圈，然后招呼工人把棺材连同菜刀一起抬上了灵车。
这是香港民间流传的一种茅山术法，叫作披棺追凶，据说把刀钉在棺材上，惨死的冤魂就能借着刀锋的力量化作厉鬼去找杀她的人报仇。在场的记者疯狂按快门，第二天报上多了一行标题：胞弟钉刀入棺，盼姐化厉鬼追凶。
陈新建看到报道的时候正在吃午饭，皱了皱眉，把报纸翻过去，他一个当警察的，自然不会把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当真。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多年后回忆起来仍觉得浑身不自在。
8月23日晚上九点多，也就是刘富敏出殡后的第二天，一名巡逻女警经过基隆街131号后巷时，听到角落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她拿手电筒照过去，看见一个男人趴在地上，额头磕破了一大块，鼻血口水混着糊了满脸，身上沾满灰土，像是从高处摔下来的。他嘴里含糊不清地重复着：有鬼...有鬼...红衣服...
女警蹲下身：你怎么了？从哪摔下来的？
男人浑身发抖，眼睛瞪得溜圆，瞳孔缩成两个小黑点：一个女人...红衣服...她叫我站上去...然后推我...
女警以为是摔伤了脑袋在说胡话，但男人的左腿明显以一个不正常的角度歪着，应该是骨折了。她不敢耽搁，叫了救护车把男人送到附近的广华医院。
医院急诊室的护士处理伤口时脱掉了男人的外套和衬衣，翻查口袋试图找身份证明，口袋里掉出来一张彩色照片。女警捡起来一看，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圆脸小嘴，眉眼弯弯，背面写着两个稍大的字，，旁边还有一行小字以代为割肉。
女警盯着那行小字看了两遍，头皮一阵发麻。金玲，那不正是长城别墅命案死者刘富敏的艺名吗？她又翻了翻男人的钱包，里面有张名片，印着梁兆平三个字。
女警的手一抖，几乎拿不稳那张名片。她立刻跑去值班室打电话给旺角警署，陈新建在电话里听到梁兆平三个字时，愣了好几秒。
第二天一早，陈新建赶到医院。梁兆平头部缝了十几针，左腿打着石膏，脸色蜡黄地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看到穿警服的陈新建进门，他浑身一激灵，嘴唇翕动了几下，最终垂下了眼皮。
审讯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进行，陈新建搬了把椅子坐在病床边，面前摊着笔记本。梁兆平沉默了很久，终于开了口。
他说他一年前在旺角的一家美容院第一次见到刘富敏，那天是陪朋友去的，朋友找了别的姑娘，他就被安排给了。刘富敏个子小小的，说话柔声细语，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梁兆平一下子就动了心。从那以后他隔三差五去捧场，刘富敏换了几家美容院，他都跟着转场，每次都点名找她。
我对她是真心的，梁兆平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眼神却异常执拗，我让她别做这行了，跟我好好过日子，我不嫌弃她带着两个小孩。
可刘富敏不答应。梁兆平一个月的工资勉强够他自己花，哪有能力养活三个女人？刘富敏话里话外都透着意思：你梁兆平养不活我，就别谈什么结婚。两人为此吵过无数次，刘富敏干脆换了地方上班想避开他，可梁兆平不死心，四处打听到她的新去处。
8月14号晚上十一点，梁兆平给美容院打了个电话，刘富敏接的。他说自己就在楼下，想见她最后一面，把话说清楚。刘富敏犹豫了一阵，还是下来了。
两人到了长城别墅开房，房间里的灯昏黄暧昧，梁兆平买了一瓶半斤装的孖蒸白酒，一口一口灌下去，话越说越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句你嫁给我。刘富敏坐在床沿抽着烟，听烦了就回了一句：你没钱，本事也不行，让我嫁给你喝西北风啊？
这句话像刀一样扎进梁兆平心里。他后来说，当时脑子里的一声，像有什么东西断了，眼前的刘富敏忽然变得面目可憎，那张涂着鲜红唇膏的嘴还在继续往外冒刺人的字眼。他冲过去掐住她的脖子，刘富敏挣扎了几下，手脚乱蹬，把床头柜上的台灯撞歪了，但梁兆平人高马大，一只手就按住她两只手腕，另一只手的虎口死死卡在她喉咙上。过了几分钟，刘富敏不动了，眼睛半睁着，舌头微微吐出来一点。
陈新建听到这里放下笔，盯着梁兆平问：人都死了，你把人家脸弄成那样干什么？
梁兆平的表情突然变了，刚刚那种颓丧的神情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咬牙切齿的恨意。他攥着被单的手指节泛白，语速快了起来：我恨她。她瞧不起我，说我穷，说我不行。我要让所有人都认不出她来，让她死都没人知道她是谁。
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用那把刀...一点一点割下来的。割的时候没流血，我就...就那么割完了。
陈新建把笔记本合上，沉默了半晌，又问：那你又是怎么把自己摔成这样的？
梁兆平抬起缠着纱布的脑袋，眼神里闪过一丝真实到让人背脊发凉的恐惧。他左右张望了一下，仿佛病房的角落还藏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压低声音说：是那个红衣女人...刘富敏，她回来找我索命了。我那天晚上走到基隆街，忽然看见她站在巷子口，穿着那天晚上那件红衣服，脸上一片白，没有五官，就那样盯着我。我跑，我拼命跑，上了楼...不知道怎么就站在高处了，她推了我一把，我就摔下去了。
陈新建盯着梁兆平的眼睛看了很久，那里面没有说谎的闪烁，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我做了大半辈子警察，从不信鬼神。但这个案子有些地方，真的没法用常理解释。梁兆平无缘无故跑到基隆街的后巷，失足从高处摔下来，恰恰就在刘富敏出殡的第二天，恰恰就被巡逻警员发现了，如果说这是巧合，那巧合未免太多了一点。
案件于1975年初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主审法官是杨铁良专员。控方陈述了梁兆平蓄意谋杀的多个证据，包括皮箱中的死者身份证件、合照、带血迹的刀具，以及梁兆平本人在审讯中的部分供词。辩方则提交了两份精神科专家的报告，一份认定梁兆平无精神病史，但因案发当晚饮用大量酒精并混用了镇静药物，导致精神失常，在情绪失控状态下杀人，应属误杀而非谋杀。
陪审团经过三天庭审、五个小时的退庭商议，最终以五票对两票裁定梁兆平谋杀罪名不成立，误杀罪名成立。法官当庭宣判入狱十年。
陈新建坐在旁听席上，听着法官落锤的声音，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案子的法律程序虽然走完了，可他心里清楚，那晚在长城别墅五号房里发生的一切，以及后来那通挑衅电话、那封署名黑野狼的信、冷气槽里整齐摆放的器官、梁兆平摔断腿后被巡逻女警发现的方式...所有这些碎片拼在一起，也不足以拼出一个完整的真相。至少，他无法用纯逻辑解释那件红衣女人推人坠楼的玄乎事。
1975年梁兆平被押往赤柱监狱服刑。刘富敏的母亲齐淑兰独自养大了两个外孙女，后来搬离了华丽楼。刘永莲和刘明明长大成人后极少提起母亲的事，街坊偶有传闻，说她们后来都改了姓，跟着父亲姓董，像是要把那段过往连根拔起。
而长城别墅在案件之后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几次易主，洗衣街137号至139号那栋楼的外墙换过好几轮颜色，再也看不到当年那块写着廉价宾馆的招牌了。偶尔有老旺角人路过那一片，抬头看一眼那扇被封死的五号房窗户，还会嘀咕一句：那里以前死过人的。
陈新建后来辞了警察职务，转行做演员，在不少港片里本色出演警察角色，演得入木三分。2015年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接受一个网络访谈，主持人问起长城别墅那桩旧案，他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想了很久，最后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见过很多凶案现场，血腥的、残忍的都有，但从来没有哪一宗像这宗一样让我觉得别扭。从头到尾，凶手做事有条不紊，从容得不像正常人，割脸也好清理现场也好，每一步都冷静到可怕。可最后他怎么落网的？是摔断了腿被巡逻警员发现，兜里正好装着死者的照片和署名以代为割肉的字条。你说这是天意也好，是冤魂索命也好，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年警察，唯一一次觉得这世上可能真有说不清的东西，就是这一回。
他说完这段，笑着摆了摆手，像是不想再往深了聊，转开了话题。但屏幕前的观众注意到，他端起茶杯的时候，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那桩发生在1974年8月15日凌晨的长城别墅命案，连同黑野狼的嚣张挑衅、冷气槽中齐整的五官、棺材上钉入的菜刀、以及梁兆平口口声声喊的红衣女人，从此沉入了香港都市传说的长河里。每隔几年就有人翻出来在论坛上讨论一次，有人讲得绘声绘色，也有人嗤之以鼻，说什么冤魂索命都是自己吓自己。但无论信与不信，那间五号房的窗户始终封得严严实实，洗衣街人来人往，没有谁愿意多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