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了这些外部的干扰，翔宇先生继续将精力放在内政工作上。
他在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自己在北京肯定会很累，来了北京之后才知道自己还是想简单了。
打仗的时候还好，事情反而少一些。
仗打完了，东北一收复，首先东北接收和重建的问题就成为了当下的焦点。
首先就是人员的甄别与清算。敌占区数年来盘根错节的关系，需要一条条理清。
哪些人是被迫妥协，哪些人是死心塌地，哪些人又是隐藏得更深的骑墙派，这其间的界限模糊难辨。
检举信雪片般飞来，有凭有据的少，挟私报复的多，每一封都需要派人核查、对证。
光是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就占用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卷宗堆积如山，进展却缓慢得令人心焦。
与甄别工作同步的，是查抄逆产。
哪些产业属于应予没收的敌伪资产，哪些又涉及与敌方有染的商人，界定起来极为繁琐。
工厂、商铺、宅邸的归属，账目的清查，资产的估值与封存，每一项都需要精通业务且绝对可靠的人手去办理。
稍有不慎，要么是冤枉了无辜；要么就是纵放了元凶，使国家资财流失。
这其中的分寸拿捏，远比指挥一场战役更耗费心神。
翔宇先生发现，战场上的敌我分明，到了治理的层面，全都化为了深浅不一的灰色。
他必须同时面对无数的会议、报告、请示和争吵，在各方利益的拉扯中，寻找那个最不坏的前行方向。
身体上的劳累尚可支撑，但这种需要时刻权衡与判断的疲惫，才真正考验着人的极限。
要是能像西南西北那样设立一个大区，由大区书记来统管大局，那他倒是轻松。
但现实条件却不允许，这种实权部门的设立，关乎到太多的利益纠葛。
本来东北的局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要是真设立了这么一个部门，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这个时候就体现了领导班子的重要性，翔宇先生开始将许多不太重要的事务，转交给自己的亲信下属。
在内部成立了一个处理东北事务办公小组，尽管不是正式编制，成员的级别最高，也不过只是厅局级，但他们的权力却大的吓人。
东北那边成批的伪军伪警察，到底是枪毙还是劳改，他们只要签个字，就能决定这些人的命运。
当然，第一批民愤极大，或是罪证确凿的狗汉奸，已经被地方上当众处决了。
现在留下来的属于可杀可不杀的类型。
很快，济南传来的开发东北大粮仓的决策，间接的救了这帮人的命。
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他们被自动编入了东北屯垦兵团之中，接下来的人生会相当的充实。
虽然仗打完了，东北也收复了，但一个空前庞大的烂摊子也随之浮现。
南方各省，饱经战火蹂躏，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许多地方都是一片萧条。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成了难民；溃散的散兵游勇与地痞流氓啸聚山林，沦为土匪，滋扰地方。
如何安置这些庞大的流民群体，并彻底肃清匪患，成了与重建东北同等紧要的难题。
于是，一项将两大难题并作一个答案的宏大计划，便在最高层的决策下应运而生：大规模动员和迁移关内人口，开发东北。
具体的举措迅速铺开。
在宣传上，政府将新生的东北描绘成一片“插根筷子都能发芽”的沃野千里，并通过各级组织，深入乡村进行动员。
对于一贫如洗的难民和贫农，迁徙的诱惑是实实在在的：政府承诺，抵达东北后，每户将按人口分配土地、农具和初期口粮，并享受三年免征农业税的优待。
说实在的，山东本来是闯关东最大的人口来源地，但架不住先锋军的政策太好了，工农业并举，让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跃成为华北之最。
这下子根本就没几个人愿意去东北了！
河南河北的情况也不遑多让，大规模基建的展开，让当地没有多少老百姓，在面临吃不饱饭的问题。
那就只有极少数因病致贫的家庭，欠下了高额的欠债，或是家里的丁口实在太多，才会愿意迁移去东北。
北方各省指望不上，那就只能考虑南方了，尤其是战事刚刚结束，各地的治安还不太良好。
这年头也不讲什么罪犯的人权，犯了法，把你发配宁古塔，除了罪犯家属，也没多少人会跳出来抗议。
这个时候，针对为祸地方的土匪武装，清剿策略也变得更为灵活。
在军事打击之外，辅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广泛宣传“缴枪不杀、参加垦荒、既往不咎”的政策。
对于多数本就是为了口饭吃而落草的匪众，一条能够安身立命的出路，远比刀头舔血更有吸引力。
许多小股土匪因此成建制地放下武器，自愿加入移民队伍，转化为垦荒劳力。
为了统筹这庞杂的迁移事务，一个跨部门的特别办公小组在内部被赋予了更高的协调权限。
他们与铁道部门协调，调拨出专门的“垦民专列”；与地方政府对接，在沿途设立补给驿站。
最终，更是与东北新成立的屯垦兵团直接对接，将一批批的移民点，转化为一个个半军事化管理的生产建设兵团。
如此一来，南方的人口压力得以疏导，匪患从根源上被削弱。
而广袤的东北黑土地，也迎来了让它重焕生机的最宝贵的资源——人。
别看这个时代，东北人口也有三千万，占全国十五分之一的人口。
但东北可不是一个省，要是一个省有三千万人口，那还不算少。
整个东三省加在一起才三千万，那真算得上是地广人稀。
这与东北现阶段两亿多的耕地面积，以及六亿多的总耕地面积完全不相匹配。
考虑到未来，还要发展重工业，那需要的人口就更多了。
短期之内，至少要将东北的人口再翻一个番，这才能够满足当地农业开垦和初步工业化的需求。
当然对东北黑土地的开发，周辰也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更加注重对环境的保护。
他深知，这片肥沃的黑土是大自然馈赠的“宝藏”，但也是脆弱的生态系统，绝不能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
为此，他主导制定并强力推行了一系列环保措施：
首先颁布了《东北地区土地开发与生态保护条例》，以法律形式将东北地区的土地划分为三类
一是核心生态保护区：将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等主要林区，以及三江平原、松嫩平原的核心湿地区域，划为绝对禁止开发区。
任何农业和工业活动不得进入，确保森林的“水库”功能和湿地的“地球之肾”功能得以保全。
二是限制开发区：在核心保护区外围，划定缓冲带，允许进行可持续的林业经营和生态渔业，严禁转为耕地。
三是集约开发区：将地势平坦、土壤条件好、生态敏感性较低的区域，作为未来农业和工矿、城镇发展的主要空间，集中进行集约化开发。
并且他还强调，在农业开发中坚决摒弃破坏性的开荒方式。
新的垦荒团必须按照规划，在指定区域内开垦，并同步营造农田防护林网，以降低风蚀，固定黑土。
并严令禁止放火烧荒和大面积坡地开垦，对于必要的坡地，必须修筑梯田，最大限度防止水土流失。
然后就是他最擅长的水利配套了，合理的水利建设，对于生态的平衡会起到很大的益处。
他计划在松花江、辽河等主要流域，兴建一批兼具防洪、灌溉、蓄水功能的大中型水利枢纽，不仅保障农业用水，也通过调节径流来保护和补给下游湿地。
对于即将展开的工业化，周辰同样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首先是任何工矿企业和城镇建设项目上马前，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对可能造成的水污染、大气污染有完备的治理方案。
在规划工业区时，就有意识地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中布局，促使一家企业的“废物”成为另一家企业的“原料”，从设计上减少污染排放。
通过这些系统性的措施，周辰希望为东北打造成接下来全国的发展样板。
眼下的东北刚刚接收，正好用清除汉奸的名义，对地方势力和整个官场进行一轮大清洗。
给他们全换上自己的人，这样一来，在其他地区需要多方妥协、顾虑重重的各种政策，在东北，却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
结合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日本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工业农业的两翼齐飞，已经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老毛子在西伯利亚才几百万的人口，只要东北的经济起来了，人口持续增多。
退，可守卫国土；进，可利用移民，争夺西伯利亚主导权。
这一波，优势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