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露后的雁归村，14万亩梯田的收割已近尾声，晒场上的麦粒还泛着新收的暖光，村口的大喇叭却突然打破了丰收后的闲适——县广播站反复播报着知青返程政策，“凡1968年后下乡知青，可凭户籍证明申请返城安置”的字句，像一阵秋风，吹皱了村里23名知青的心。
公告栏前很快围满了人，纸页上的政策条文被指尖摩挲得发皱，知青们的低语里，有压抑不住的雀跃，也有藏不住的怅然。林晓燕扒着公告栏的木框，指尖划过“返城”二字，眼眶微微发热。她今年28岁，1970年下乡到雁归村，一晃八年，从扎着麻花辫的少女，长成了能扛着水准仪测梯田、能蹲在育苗棚里教妇女认良种的“林技术员”。
她的目光越过人群，落在远处的梯田上——那片乱石坡改造成的新田，有她和刘红梅一起画的第一张勘测图；合作社的育苗棚里，还摆着她教李婶分辨抗寒4号和5号幼苗的木牌。李婶挤到她身边，往她手里塞了包刚磨的莜麦面，“晓燕啊，回城是好事，可俺们舍不得你——那年新田闹白粉病，你熬了三夜配药，手都泡肿了，俺们都记着。”
不远处，赵卫东蹲在农机棚旁，摩挲着自己改装的梯田收割机。这个下乡七年的北京知青，是村里的农机“大拿”，雁归村第一批梯田专用收割机，都是他跟着老王一点点改出来的。青年技术队的李阳凑过来，手里攥着赵卫东手写的农机维修手册：“赵哥，你走了，这新到的履带式播种机，俺们还怕摸不透。”赵卫东喉结动了动，把手册往李阳手里塞：“我标了重点，不懂就往我北京的地址写信。”他想回城，想看看年迈的母亲，可看着棚里那些还没调试完的新农机，看着田埂上熟悉的梯田轮廓，归期竟成了最难定的事。
公告栏前的人群渐渐散去，知青们或低头算账，或和相熟的村民唠嗑，没人急着走。林晓燕走到育苗棚，摸了摸抗寒5号的留种苗，她记得自己刚下乡时，连麦苗和杂草都分不清，是刘红梅手把手教她育种，是张大爷带着她踩遍乱石坡找合适的改田地块。如今要走，她总觉得，自己欠这片大寨热土一句“不走了”，可北京的家里，还有盼了八年的父母。
赵卫东最终找晚秋提了申请：“我想多留半个月，把新农机的操作教完，把农机维修站的台账理清楚。”而林晓燕把自己整理的良种培育笔记装订成册，放在了研发中心的书架上，扉页写着：“雁归的土最养苗，雁归的人最暖心，回城后，我每月都寄最新的育种资料回来。”
夕阳落进梯田的褶皱里，知青们的行李开始零星出现在宿舍门口，可他们的脚步，总忍不住往田间、往农机棚、往育苗棚挪。他们是大寨精神的亲历者，把最好的青春撒在了这片土地；如今归期忽至，行囊里装的是返城的期待，心底藏的，却是再也抹不去的雁归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