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的雨季总带着化不开的湿冷，2023年5月12日的清晨尤其刺骨。巷弄里的骑楼还滴着昨夜的雨水，菲佣玛莎攥着钥匙的手指泛白，连续三次拧动门锁都没能打开那扇老旧的木门——往常这个时候，刘雪娥早就拄着拐杖守在玄关，听见动静就会哑着嗓子喊“玛莎快进来，阿明要喝水了”。
“刘太太？刘太太！”玛莎的华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敲门声在空荡的巷子里格外刺耳。她今早只是去巷口买个豆浆油条，不过半小时光景，可这扇门里的寂静却像浸了冰的棉絮，闷得人喘不过气。
邻居被敲门声惊动，探出头来问：“怎么了？刘太太没应门吗？”
“是啊，”玛莎急得眼眶发红，“先生还在里面，我怕……”
话音未落，门突然从里面拉开一条缝，刘雪娥的身影出现在门后。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发凌乱地贴在额角，眼角的皱纹里嵌着未干的泪痕，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一丝神采，像是被抽走了魂魄。
“刘太太，您没事吧？”玛莎连忙扶住她摇摇欲坠的身体，却闻到她身上隐约飘着一股胶带的气味，混合着淡淡的消毒水味，说不出的诡异。
刘雪娥没有回答，只是侧过身让她进来，脚步虚浮地往卧室方向挪。玛莎心里咯噔一下，快步跟进卧室，眼前的景象让她瞬间瘫坐在地——
林明躺在床上，盖着他常年盖的那条碎花薄被，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泛着青紫色，双目紧闭，胸口没有一丝起伏。他的嘴角似乎还残留着一点胶带的痕迹，脖颈处隐约能看到几道浅浅的压痕。而在他枕头边，放着一个鲜红的红包，上面用毛笔写着“平安顺遂”四个字，墨迹还带着几分湿润。
“先……先生他……”玛莎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手指着林明，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刘雪娥扑通一声跪倒在床边，双手死死抓着床单，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压抑了许久的哭声终于爆发出来，像破旧的风箱在呜咽：“阿明，我的阿明……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实在没办法了啊……”
她的哭声嘶哑而绝望，每一声都像刀子割在人心上。玛莎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地跑到客厅，颤抖着掏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警察！警察同志！我雇主……我雇主杀了她儿子！”
警笛声很快划破了巷弄的宁静，红蓝交替的灯光将湿漉漉的街道照得忽明忽暗。几名警察走进这间狭小的公寓，空气中弥漫着悲伤、绝望，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温情——客厅的墙上贴满了林明的照片，从襁褓中的婴儿到少年模样，每一张都被细心地过了塑，照片里的林明虽然躺着，眼神却清亮，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而在照片下方，放着一沓厚厚的病历本，还有几个装满药片的药瓶，标签上的日期密密麻麻，记录着五十年的漫长岁月。
刘雪娥没有反抗，任由警察将手铐戴在她枯瘦的手腕上。那双手布满了老茧和皱纹，指关节因为常年用力照顾林明而变形，虎口处还有几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年轻时给林明翻身、喂饭时不小心被他无意识抓伤的。她的目光一直黏在卧室的方向，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脸颊滚落，砸在地板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我杀了我儿子，”她主动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却带着深入骨髓的痛苦，“是我亲手做的，我认罪，我愿意偿命。”
警车驶离巷弄时，邻居们都围了上来，有人忍不住抹眼泪，有人低声议论着：“刘太太这辈子，太苦了……”
谁都知道，刘雪娥和林明这对母子，是这条巷子里最让人揪心的存在。
时间倒回五十二年，1971年的台北，还是一片战后重建的忙碌景象。刘雪娥刚满二十岁，嫁给了同厂的技术工林建国，次年就生下了儿子林明。小家伙白白胖胖，眼睛像黑葡萄一样，是夫妻俩的心头肉。可就在林明一岁半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脑膜炎，彻底打碎了这个小家庭的幸福。
高烧不退，抽搐不止，林明在医院里抢救了三天三夜，最终还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重症小儿麻痹，全身瘫痪，无法言语，连基本的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医生握着刘雪娥的手，语气沉重地说：“林太太，做好长期照顾的准备吧，这孩子，一辈子都离不开人了。”
那一刻，刘雪娥觉得天塌了。她抱着襁褓中奄奄一息的儿子，哭得肝肠寸断。林建国蹲在医院走廊的角落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灰落了满地，眼神里满是绝望和无助。
有人劝他们放弃，说这样的孩子养着也是拖累，不如送福利院。可刘雪娥看着儿子微弱的呼吸，感受着他小小的身体里顽强的生命力，怎么也舍不得。“他是我的儿子，”她红着眼睛对林建国说，“就算一辈子不能动，我也得养着他，好好照顾他。”
为了这句话，刘雪娥辞掉了工厂的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妈妈，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照料生涯。
那时的公寓比现在还要小，只有十几平米。刘雪娥在房间里支起一张小床，紧挨着自己和林建国的大床。林明不能自己翻身，她就每两个小时醒一次，小心翼翼地帮他变换姿势，生怕他长褥疮；林明不能自己吃饭，她就把饭菜炖得软烂，用小勺一点点喂进他嘴里，常常一顿饭要喂一个多小时，自己的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林明不能说话，她就日复一日地跟他说话，讲外面的趣事，唱他小时候喜欢的童谣，慢慢摸索着他的眼神和表情，读懂他的需求——一个眨眼是渴了，两次眨眼是饿了，嘴角微微上扬是开心，眉头皱起是不舒服。
林建国则拼命工作，加班加点地赚钱，除了养家糊口，大部分钱都花在了林明的治疗费上。那些年，他们跑遍了台北的大小医院，甚至去了外地求医，中药、西药、针灸、理疗……只要有一丝希望，他们都愿意尝试。家里的积蓄很快花光了，刘雪娥就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林建国则向亲戚朋友借钱，债台高筑，却从未想过放弃。
有一次，林明得了肺炎，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刘雪娥抱着他在医院守了整整一夜，不停地用温水给他擦身降温，握着他的小手轻声安慰。天快亮时，林明的烧终于退了，微弱地眨了眨眼睛，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刘雪娥看着他，眼泪又掉了下来，这一次，却是欣慰的泪。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巷子里的邻居换了一批又一批，孩子们长大了，飞走了，只有刘雪娥和林明，始终守在这间小小的公寓里。林明慢慢长大了，从襁褓中的婴儿长成了少年，又从少年长成了中年。他的身体虽然瘫痪，却被刘雪娥照顾得干干净净，身上没有一点异味，皮肤也透着健康的光泽。邻居们都说，要是换了别人，林明恐怕活不到成年，可刘雪娥却用一双巧手和一颗坚韧的心，让他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受到了满满的母爱。
刘雪娥也渐渐老了，眼角的皱纹越来越深，头发也从乌黑变成了花白。可她照顾林明的动作，却依旧熟练而轻柔。林建国心疼她，想请个看护帮忙，可刘雪娥总是拒绝：“别人照顾我不放心，阿明习惯了我，我也习惯了他。”
她以为，这样的日子虽然辛苦，却能一直持续下去。她以为，自己能一直陪着林明，直到自己走不动的那一天。可命运，却对这对母子格外残忍。
2022年冬天，林建国突然中风，瘫痪在床。这个家里的顶梁柱，瞬间倒下了。刘雪娥不仅要照顾林明，还要照顾丈夫，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她的身体本就不算好，长期的劳累让她的腰越来越弯，手脚也开始不听使唤。可她咬着牙坚持着，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给林明擦身、喂饭，再去照顾林建国，然后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直到深夜才能躺下休息。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3年初，刘雪娥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必须立刻手术安装支架。手术很成功，可医生反复叮嘱她，术后要好好休养，不能劳累，不能情绪激动。可家里的情况，让她怎么能休养得下来？
出院后没多久，刘雪娥在给林明翻身时，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了一跤，导致右腿骨折。躺在病床上，看着自己打着石膏的腿，刘雪娥第一次感到了绝望。她已经七十九岁了，身体大不如前，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怎么还能照顾好两个瘫痪在床的人？
那段时间，她常常在夜里偷偷流泪。看着身边熟睡的林明，他的脸庞依旧清秀，只是因为常年卧床，显得有些苍白。她想起这五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想起自己为他付出的一切，想起他每次看到自己时眼里的依赖和笑意，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她开始害怕，害怕自己走后，林明无人照料。林建国比她大十岁，身体状况也不好，恐怕活不了多久。他们没有其他子女，亲戚朋友也都各自有家庭，谁能像她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林明？她想象着自己去世后，林明躺在床上，没人给他翻身，没人给他喂饭，没人陪他说话，只能在孤独和痛苦中慢慢死去。一想到这些，她就浑身发抖，夜不能寐。
“阿明，妈妈要是走了，你怎么办啊？”有一次，她握着林明的手，哽咽着说。林明眨了眨眼睛，似乎听懂了她的话，眼角滑落一滴泪水，滴在她的手背上，冰凉刺骨。
也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海中萌生——不如，带着阿明一起走。这样，他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了，他们母子俩，也能永远在一起。
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像疯长的野草，再也无法遏制。她开始默默筹划，每天都在心里演练着那个可怕的场景。她看着林明，心里充满了愧疚和不舍，可一想到他未来的遭遇，又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
2023年5月10日，母亲节的前几天，刘雪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去了巷口的五金店。老板是个年轻人，见她年纪大了，还腿脚不便，连忙上前搀扶：“刘太太，您要买什么？”
“我……我要买一卷胶带，”刘雪娥的声音有些颤抖，眼神躲闪着，“要最宽的那种。”
老板没有多想，给她拿了一卷宽胶带。刘雪娥付了钱，紧紧攥着那卷胶带，仿佛攥着什么烫手的山芋，快步离开了五金店。回到家，她把胶带藏在衣柜的最深处，然后去厨房给林明做他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那天的红烧肉，她炖得格外软烂，林明吃了很多。看着儿子满足的样子，刘雪娥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她多想就这样一直照顾他，可她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力气了。
5月12日，妈祖生日。按照当地的习俗，这一天要去庙里祈福，祈求平安顺遂。玛莎一早说要去买早餐，顺便去附近的妈祖庙拜拜，刘雪娥点了点头，心里却已经做好了决定。
玛莎走后，刘雪娥反锁了门。她从衣柜里拿出那卷胶带，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红包。红包里装着一万新台币，是她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她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说，人死后带着钱，在黄泉路上就不会被人欺负。她要让她的阿明，走得安心，走得体面。
她走到卧室，林明正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神平静。看到刘雪娥进来，他眨了眨眼睛，嘴角微微上扬。
刘雪娥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眼泪无声地滑落。“阿明，”她的声音哽咽着，“妈妈送你去妈祖那边好不好？妈祖那边是神仙住的地方，没有病痛，没有苦难，会过得好一些。”
林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眼神里露出一丝慌乱，他眨了眨眼睛，身体微微扭动着，像是在拒绝。
“阿明，你听话，”刘雪娥把红包塞进他的嘴里，让他含着，“这里有钱，到了那边，没人敢欺负你。妈妈会陪着你，我们永远不分开。”
她颤抖着拿起胶带，小心翼翼地贴在林明的口鼻处。林明的身体猛地一僵，开始奋力挣扎，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呜咽声，眼神里满是恐惧和不解，像是在问：“妈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刘雪娥的心像被撕裂一样疼，她死死按住林明的肩膀，泪水模糊了视线：“阿明，对不起，对不起……你忍耐一下，就一分钟，很快就不疼了。妈妈这样做，都是为了你好，真的是为了你好……”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手上的力气却越来越大。林明的挣扎渐渐微弱，他看着刘雪娥，眼里的恐惧慢慢变成了绝望，最后，只剩下深深的依赖和不舍。他眨了眨眼睛，像是在跟她告别，然后，头一歪，彻底失去了呼吸。
刘雪娥看着儿子不再起伏的胸口，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她撕心裂肺地喊着林明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直到声音嘶哑，再也喊不出来。她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可她不后悔，至少，她的阿明不用再受苦了。
不知哭了多久，她听到了玛莎的敲门声。她擦干眼泪，慢慢站起身，拉开了门。然后，就是警察到来，戴上手铐，被带走。
警车行驶在台北的街道上，窗外的风景一闪而过。刘雪娥看着窗外，眼神空洞。她想起了五十年前，自己抱着襁褓中的林明，小心翼翼地走在这条街上，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那时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五十年后，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儿子的生命。
“阿明，妈妈很快就来陪你了，”她在心里默念着，“到了那边，妈妈还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刘雪娥坐在椅子上，背脊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面对警察的询问，她一一如实回答，没有丝毫隐瞒。她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动机，讲述了五十年的照料生涯，讲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恐惧，也讲述了作案的全过程。
“我知道杀人是犯法的，”她看着警察，眼神平静而坚定，“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希望法官能判我死刑，越快越好。我杀了我的儿子，我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
她的语气里没有丝毫辩解，只有深深的自责和愧疚。负责审讯的警察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心里五味杂陈。他们见过太多穷凶极恶的罪犯，却从未见过这样一个让人同情的凶手。
关押期间，刘雪娥拒绝会见任何人，包括林建国和亲戚朋友。她把自己关在牢房里，整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身体越来越虚弱。她甚至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想早点去陪林明。
律师是林建国托人找来的。第一次见到刘雪娥时，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神浑浊，毫无生气。“刘太太，我是你的律师，”律师轻声说，“林先生让我来帮你，你不能放弃自己，我们还有机会。”
“我不需要辩护，”刘雪娥的声音微弱，“我有罪，我该死。”
“刘太太，你听我说，”律师拿出一沓照片，放在她面前，“这是林明的照片，你看，他被你照顾得那么好，身上没有一点褥疮，身体状况甚至比有些正常人还好。这说明你爱他，你不是故意要伤害他，你只是走投无路了。”
律师又拿出法医的初步鉴定报告：“法医说了，林明的死亡过程很快，没有太多痛苦，这说明你在动手的时候，是真心为他着想，不想让他受苦。”
“那又怎么样？”刘雪娥闭上眼，泪水从眼角滑落，“我还是杀了他，我还是个罪人。”
“法律是讲人情的，”律师耐心地劝说，“你的情况很特殊，法官会考虑你的动机和处境。你不能就这么放弃，你要为自己辩护，也要为林明辩护。他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糟蹋自己。”
在律师和林建国的反复劝说下，刘雪娥终于点了点头，同意进行无罪辩护。可她的心里，始终觉得自己罪孽深重，不配得到原谅。
一审开庭那天，法庭里坐满了人。有媒体记者，有邻居，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民众，他们都是听说了这对母子的故事，特意赶来旁听的。
律师在法庭上详细讲述了刘雪娥五十年的照料生涯，讲述了她为林明付出的一切，讲述了她晚年的困境和无助。“我的当事人不是凶手，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律师情绪激动地说，“五十年如一日，照顾一个全身瘫痪的儿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她卖房为儿子治病，自己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她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她太爱儿子了，她害怕自己走后，儿子无人照料，会遭受更大的痛苦。她的行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情有可原！”
法医出庭作证，出示了详细的尸检报告：“被害人林明身上没有任何外力殴打痕迹，也没有生褥疮，身体各项指标除了窒息死亡的特征外，都很正常。这足以证明，被告人刘雪娥对被害人的照料非常细心周到。”
玛莎也出庭作证，她哽咽着说：“刘太太真的很爱先生，她身体不好，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可她还是坚持自己照顾先生，喂饭、擦身、换衣服，从来没有抱怨过。她只是太可怜了，身体不好，还要照顾两个瘫痪的人，她是被逼无奈才这么做的。”
法庭上一片寂静，很多人都忍不住抹眼泪。邻居们纷纷站起来，为刘雪娥请愿，希望法官能从轻发落。
刘雪娥坐在被告席上，低着头，一言不发。当法官问她为什么选择用胶带作为作案工具时，她抬起头，眼里满是泪水：“我想让他走得快一点，少受点苦。棉被太闷了，会挣扎很久，胶带快，一分钟就好……”
简单的一句话，让法庭里的很多人失声痛哭。
法官最终认定，刘雪娥犯故意杀人罪成立，但考虑到案件的特殊背景，她的行为情有可原，且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良好，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允许上诉。
判决结果出来后，刘雪娥没有任何表情，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对她来说，刑期的长短已经不重要了，她的心，早就随着林明的离去而死了。
回到看守所，刘雪娥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她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不吃不喝，嘴里反复念叨着林明的名字。律师来看她时，总是鼓励她要坚强，说二审还有机会，或许能争取到无罪释放或者特赦。可刘雪娥只是摇着头，说：“我只想早点死，去陪我的阿明。”
2024年11月，二审的消息传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到了这个案件，他们通过网络、媒体等方式，为刘雪娥请愿，希望法官能网开一面，给予她特赦。参与一审的法官也表示，已经向相关部门提出了特赦建议。
可也有法律界人士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故意杀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因为同情而给予特赦，可能会引发模仿犯罪，破坏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一时间，关于这个案件的争论愈演愈烈。有人同情刘雪娥的遭遇，认为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有人则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杀人就应该受到惩罚。
而在看守所里的刘雪娥，对此一无所知。她依旧每天坐在牢房里，望着窗外，思念着她的儿子。她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也不在乎。她只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唯一的愿望，就是早点去陪林明。
窗外的雨还在下，湿冷的空气透过铁窗飘进来，让她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她想起了那个妈祖生日的清晨，想起了自己塞给林明的那个红包，想起了他最后看自己的眼神，泪水又一次模糊了视线。
“阿明，妈妈对不起你，”她轻声说，“如果有来生，妈妈还想做你的妈妈，还想好好照顾你，这一次，妈妈一定会陪你更久更久……”
雨声淅沥，像是在为这对命运多舛的母子哭泣。而这个充满了爱与绝望、罪与救赎的故事，还在等待着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