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区商店街的晨光是从东边的运河上漫过来的。
每天早上六点半，第一缕阳光会先照到街口那家开了三十年的面包店招牌上，然后顺着招牌边缘往下滑，滑过隔壁花店的玻璃橱窗，滑过五金店门口那排整齐堆放的油漆桶，最后落在石板路尽头那棵被台风吹歪了但一直没倒的榉树上。
商店街联合会会长片桐老人每天六点准时出现在榉树下，用一把用了快二十年的竹扫帚把落叶扫成一堆，然后靠在树干上抽今天第一根烟。
他是战后那一代出生的人，年轻时在港区码头开货车，退休后在这条街上开了家干货铺，被街坊们推举为联合会会长。
说是会长，其实主要工作是每天早上扫落叶、调解邻里纠纷、以及在区议会派人来调研的时候替大家挡回去那些填不完的表格。
今天片桐没有扫落叶。
他站在榉树下，竹扫帚靠在树干上，手里夹着的那根烟已经烧到了过滤嘴边缘，他还浑然不觉地叼在嘴里。
因为今天这条街和平时不一样。
街口从凌晨五点就开始有人忙碌——几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人正在搭演讲台，台子不高，只比地面高出不到一米，但搭得很稳，每个螺丝都反复拧紧了两次。
演讲台后面挂着一面深蓝色的背景布，上面印着一行白色的字：“花山玲子 港区补选竞选演说会”。
背景布旁边临时支起了一排遮阳棚，棚子下面摆着几排折叠椅，供年纪大的街坊坐着听。
面包店老板把今天第一炉面包免费送到了遮阳棚下面，说是“给新议员尝尝”。
花店老板娘把几盆蝴蝶兰搬到演讲台两侧，说这样拍照好看。
五金店的老板没送东西，但他昨晚把店门口那块坏了大半年的霓虹招牌修好了，他说今天记者多，别让人家拍到咱们这条街破破烂烂的。
片桐把烟头从嘴边拿下来，发现已经烧到了过滤嘴，用手指捏灭了烟头扔进垃圾桶。
他认识这条街上的每一个人，知道哪家的小孩今年考上了都立高中，知道哪家的老人上个月住了院，也知道这条街已经很久没有议员来过了。
上次有议员来这里拜票是在好几年前，当时那个人站在街口发了一圈传单，跟片桐握了个手，然后坐上竞选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片桐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当选了，但那条街上的水管老化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
上午九点整，花山玲子的车停在街口。
她今天穿了一身很简单的浅灰色套装，平底鞋，头发用一根深蓝色的发带束在脑后，没有戴任何首饰。
她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拎着自己的公文包，没有让任何人替她拿。
松本跟在她身后，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煎茶，但玲子没有时间喝。
她从街口开始，挨家挨户地跟每一个站在店门口的店主握手。
面包店老板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面粉才敢伸出手去，她笑着说没关系，问他面包是不是每天早上自己烤的。
花店老板娘激动得差点把蝴蝶兰碰翻，她弯腰帮忙扶正花盆，说蝴蝶兰很难养，能养到开花说明您很有耐心。
五金店老板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把刚拆封的螺丝刀，她跟他聊了几句霓虹招牌的事，说您修好招牌之后这条街晚上一定会亮堂很多。
片桐站在榉树下，看着这个女人一家店一家店地走过去。
她跟每个人说话的时间都不长，但每个人跟她握完手之后脸上都带着笑。
片桐注意到她在跟花店老板娘说话时弯着腰扶花盆的姿势很稳，不是那种象征性地弯一下腰就站起来，而是真的花了半分钟把花盆扶正、把土按实了才松手。
他也注意到她的鞋——一双很普通的黑色平底鞋，鞋底已经磨得有些薄了。
片桐见过很多来拜票的议员，穿这种鞋的还是第一次见。
玲子走到榉树下，对着片桐伸出手：“片桐会长，久仰。
我听街坊们说您每天早上都在这棵树下扫落叶，扫了好几十年了。
这条街能保持这么干净，多亏了您。”
片桐握了握她的手。
那只手很细很长，握力比看起来更沉。
他忽然想起刚才花店老板娘跟他说的话——“玲子小姐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连司机都没带，那个跟在她身后的老人家是她家里的管家，刚才还在问附近哪里有修鞋的地方，说小姐的鞋后跟磨偏了想找个师傅修一下。”
“玲子小姐，我在这条街上住了大半辈子，见过的议员比这条街上的电线杆还多。
他们来的时候都带着笑脸，走的时候也带着笑脸，但走了之后这条街还是老样子。
水管老化没人管，路灯坏了大半年没人修，区役所的人说这是街区改造预留区，不能随便动工——预留了很久了，预留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他指了指街角那排被临时围挡围起来的旧住宅区，“那边更惨。
您今天愿意来这里，我很感激。
但我想知道，您走了之后会不会也跟之前那些人一样，再也不回来。”
玲子没有回答。
她转过身，看着片桐指的那个方向。
那片旧住宅区的轮廓被遮挡在围挡后面，只能看到几栋灰色楼房的屋顶和几根生锈的电视天线，在晨光中显得格外破败。
她看了很久，然后重新转过头看着片桐，语调平稳但每个字都踩得很沉。
“片桐会长，我没办法向您保证我能解决这里所有的问题。
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教过我——一个政治家如果想对所有问题都说‘我能解决’，那他一定在撒谎。
但我能向您保证，我会回来。
不是因为我是议员，是因为我答应了您，我会回来。”
片桐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竹扫帚靠在树干上，伸出手，重新跟她握了一次手。
这一次他握得比刚才更重更久。
周围的街坊们安静下来，站在榉树下看着这一幕。
面包店老板娘用手背擦了擦眼角，花店老板娘扶着蝴蝶兰的花盆不说话。
五金店老板把自己的螺丝刀放在台子上，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然后鼓起掌来。
掌声从五金店门口开始蔓延，很快整条街都响起了掌声。
演讲台已经搭好了。
音响设备调试完毕，遮阳棚下面的折叠椅上坐了十几个老人。
记者们站在外围，长焦镜头对准演讲台。
玲子走上演讲台，把公文包放在脚边，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
她今天没有准备讲稿，只是在演讲台上放了一张手写的卡片，卡片上只有几个关键词：信任、责任、阳光。
她正要开口，街角忽然传来一阵骚动。
是一群举着横幅的人，从刚才片桐指的那片被围挡围住的旧住宅区方向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背微微佝偻，干瘦的双手把横幅举过头顶——横幅上的字是用毛笔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但每个字都很大很用力：“还我家园”、“拒绝暴力强拆”。
她身后跟着十几个人，都是那片旧住宅区的居民，有人穿着工厂的蓝色工作服还没换下来就赶来了，有人怀里还抱着刚睡醒的孩子，孩子被嘈杂声吓哭了，嘴张着却听不到哭声，因为被另一条横幅上写的“抵制黑箱操作”那几笔浓墨压住了所有声音。
演讲台周围的人群自动往两边分开，让出一条路。
老太太举着横幅走到演讲台正前方，抬起头看着台上那个穿浅灰色套装的女人。
她不是那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给别人下跪的人——她在昭和年代嫁给了一个码头工人，丈夫在经济破裂那几年因为公司倒闭跳楼自杀了，她一个人靠着帮人洗衣服和在便利店打零工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她的手很粗，指节因为常年浸泡冷水而变形，指甲缝里还残留着今天早上搓洗衣服时留下的肥皂渍。
她最见不惯那些动不动就给别人下跪的人——她觉得人活着要有骨气。
但今天她还是跪下来了。
她把横幅放在地上，双膝跪在石板路面上，抬起头看着玲子。
“玲子小姐——他们说你是好人，说你会替我们说话。
我们没有别的人可以找了。
区政府说拆迁许可证是合法发放的——他们让我们去投诉，投诉信寄了十三封，全被退回来了。
警察说这是民事纠纷不管——可我家的窗户被砸了三次，自来水管被锯断了两根，半夜有人在我门口放鞭炮，把我家老头子的遗像从墙上震下来摔碎了镜框。
这不是民事纠纷，这是要逼死我。”
玲子从演讲台上走下来。
她没有让人去扶老太太，而是自己走到她面前，弯下腰，双手握住老太太的手，把她从地上扶起来。
她扶得很慢很稳，像是在扶一片被风吹倒的薄瓷器，唯恐用力稍多就会在某个她看不见的地方弄裂它。
“您叫什么名字。”
“松田。
松田静子。”
“松田女士，您不需要给任何人下跪。
您刚才说那些人砸了您家的窗户、锯断了您家的水管、在您家门口放鞭炮——这些都是暴力行为，不管拆迁许可证是不是合法的，暴力行为本身就是违法的。”
玲子把她的手握在自己掌心里，用自己的指尖轻轻搓着松田手背上那些因为长期浸泡冷水而变形的关节，把那股温暖一点一点地按进那些被冷水浸透了几十年的骨缝里。
然后她转过身面对着所有记者的镜头。
“我在这里向您承诺：两天之内，我会亲自去你们住的地方，亲眼看看你们的处境，然后我会在港区区议会上就此事提出正式质询。
如果你们的遭遇属实——没有任何一个区政府官员可以在接受了纳税人的钱之后无视纳税人的求助。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如果有人躲在暗处做不该做的事，那就让阳光照进去。”
松田的眼泪沿着脸颊两侧的沟壑往下淌，嘴唇一直在颤，但她没有哭出声。
她只是反复地用力捏着玲子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你，谢谢你。
下午，各大媒体的头条全部被这一幕占据。
NhK用了“新星升起：花山玲子承诺为暴力拆迁受害者讨回公道”作为标题，朝日新闻的头版配图是她握着松田的手扶起她那张照片——画面里她弯着腰握着老太太的手，完全不像是在刻意打造什么形象，倒更像是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跌倒了自然会伸出手去拉他起来。
照片拍摄者是《每日新闻》的首席摄影记者，他在后来接受采访时说，他拍了这么多年政治人物的拜票现场，从来没拍到过任何一个议员在扶人时是真的在扶，而不是在摆拍；他说快门按下的那瞬间，阳光刚好从榉树的枝叶间漏下来落在她身上，那个画面让他觉得这大概是他拍过最珍贵的一张政治新闻照。
深夜，月读酒吧地下办公室。
龙崎真靠在沙发上看完了所有新闻频道对这件事的报道。
他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拿起打火机点了根烟。
伊崎瞬推门进来，把一份刚打印出来的调查报告放在他面前。
“拆迁区在港区和品川交界处，占地很大。
项目规划是改造成高端商业综合体，表面上的开发商是一家叫‘大东京都市更新株式会社’的公司，但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者不是房地产商——是仁和会。
仁和会下面有一个专门搞不动产强拆的旁支，叫田村组。
组长姓田村，具体资料还不全，但我已经让人在查了。
松田家那片旧住宅区就是田村组在推进拆迁——断水断电、砸窗户、半夜放鞭炮，都是他们的手笔。”
龙崎真把烟从嘴边拿下来，弹了一下烟灰。
他把那份调查报告翻了好几页，然后合上放在茶几上。
“去把玲子今天下午记者会上说的那句话印在月读新一批的宣传单上——‘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然后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明天开始轮流守在松田家门口，田村组的人如果再敢来砸窗户，让他们知道这片地方现在有人在盯。”
伊崎瞬点了头，推门出去。
走廊里的日光灯管闪了几下。
龙崎真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那份调查报告封面上用黑色马克笔标注的“田村组”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烟叼在嘴里，站起来走到那面屏幕墙前面。
四十八块小屏同时亮着，歌舞伎町的夜景在每一块屏幕里安静地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