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九条正宗坐在书房里的皮椅上，窗帘只拉开了一半，另一半还拉着，光线从缝隙里漏进来，在地毯上切出一道很窄的明暗交界线。
他面前的红木办公桌上摊着好几份文件，最上面那份是秘书组昨晚送来的关于月读酒吧的初步调查报告。
报告上写着，被带走的人是月读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具体名字还在核实，目前被关押在港区警署拘留室，等候提审。
他把这份报告反复看了很多遍，每一个字都读得很仔细，然后拿起桌上的座机话筒，拨了柴山的号码。
电话响了大概三四声就被接起来了。
柴山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像是昨晚没睡好，但九条正宗没心情去关心他的睡眠质量。
“怎么样，人抓到了，有没有问出什么。”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调是那种他在财务省主持会议时惯用的节奏——平稳、直接、不给对方任何说废话的空间。
电话那头的柴山沉默了一会儿。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窗帘也拉了一半，窗外是港区灰蒙蒙的晨雾。
从昨晚半夜挂掉夫人的电话到现在，他几乎没怎么合眼，反复在脑子里推演今天这通电话该怎么打。
他想过好几种开头——先汇报昨晚的行动细节，先解释夫人打电话来的时间点，先把高村的处理结果说明一下，但每一种都绕不开同一个事实：人已经被放了。
他在心里把这些开头重新排列组合了好几遍，最后还是决定直接用实话把这个事实推出去，因为越是绕弯子只会越显得自己心虚。
“议员大人，什么都没有问出来。”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尽量保持平稳，但握着话筒的手指下意识地收紧了，指节压在话筒边缘发出极细微的摩擦声。
九条正宗把文件翻过来扣在桌上，纸张碰到红木桌面发出一声很脆的拍击。
他的声音比刚才更硬，每个字之间的间隔更短更密，像是在用钉子在木板上一颗接一颗地敲。
“没问出来？
你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吗？
栽赃嫁祸这种事情难道要我教你？
毒品已经塞了，人也抓了，你让他认罪签字就完了。
他不签，你不会让审讯室里其他人教他签？
你是港区警署的副署长，这种事情你应该比谁都熟练。”
柴山用手指揉了揉眉心。
从昨晚挂掉夫人电话之后他就一直在想，等天亮了要面对九条正宗，到时候该用什么表情说这句话。
现在天亮了，九条正宗的电话打来了，他发现自己在脑子里排练过的所有措辞到了嘴边都不太管用。
他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门外有人会听到。
“议员大人，是玲子夫人让我把人放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不是那种短暂的、正在消化信息的停顿，是那种所有声音都被抽干了的、空荡荡的死寂。
九条正宗握着话筒，保持着刚才的姿势，连呼吸声都听不到。
他有些错愕。
玲子亲自打电话放人？
那个男人——龙崎真，一个从户亚留爬出来的乡巴佬，到底有什么手段，能让玲子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替他出头？
那天她扇了他一巴掌，让他滚出去，他说服自己那是因为他在她面前提到宫本理莎和真由，她一时愤怒，情绪失控。
但现在她又为了龙崎真的人亲自打电话给柴山，这不是情绪失控，这是立场。
她明确地选择了站在他的对立面。
他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推到人群里，周围所有人都在看他，而这些人里有一半是靠着花山院家的银行授信和资金安置才坐上今天的位置的。
他们当面叫他“议员大人”，背地里大概在议论他“不过是个入赘的女婿”。
他们议论了快二十年，他从来没反驳过，因为他知道那些人说得没错。
但他一直以为至少玲子不会公开站到他的对立面，因为她是他的妻子，因为这二十多年来她一直扮演着那个完美妻子的角色。
现在她不演了。
而他不愿意承认的是，是他自己把她逼到这一步的。
这段时间他其实有些心不在焉。
每天晚上回到这栋宅邸，玄关还是那个玄关，走廊还是那条走廊，但他走进去的时候总觉得周围的空气比之前更冷更闷更陌生。
他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他们刚结婚那几年。
那时候她还每天早起给他做味噌汤。
他知道那碗汤不是保姆做的，保姆不会用那种偏甜的西京白味噌，那是花山院家自己厨房里传下来的配方。
但他每次喝完只是把碗放在水槽里，说谢谢。
有一次她在他喝汤的时候忽然说了一句，你今天下午的答辩稿第三页有一段不太通顺，我帮你改过了。
他说好，然后继续喝汤。
他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后来她不再做味噌汤了。
他也没有问为什么。
他以为自己赢了——不用每天早上面对一个自己配不上的女人，不用在看到她的笑容时想起自己现在所坐的每一张椅子都是她父亲替他搬过来的。
但那天她在楼梯上扇了他一巴掌，说“这是我的房子”，他站在楼梯口按着发烫的脸颊，忽然发现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对。
这栋宅邸的产权证上写的是花山院玲子的名字。
外面那些替他办事的人，大部分是她替他打点好的。
他这几年越来越怠慢花山院家的事，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是因为他在乎得太多了。
每一次替花山院家做事，他都会想起自己当年在京都老宅茶室里跪坐在花山院老先生面前，把那份婚前协议从头读到尾，每一个条款都用的是“甲方向乙方提供”的句式。
甲方是花山院家，乙方是他。
所以他在外面养了宫本理莎，因为理莎看他的眼神从来不让他觉得自己是被施舍的一方。
他没有把这些念头说出口过，哪怕现在也一样。
他也不允许自己去想那个最恶心最让他无法承受的可能性——玲子是不是跟龙崎真有什么关系。
每次这个念头想从后脑勺某个角落浮上来，他就把它按下去，反复地按，像一个在暴风雨里用全身重量压住舱盖的水手。
他不敢想，因为如果那是真的，他过去二十多年在花山院家所有努力维持的尊严——不管那些尊严有多脆弱有多虚伪——都会在那个瞬间彻底碎掉。
他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对象。
他不能打玲子，不能骂龙崎真，不能当着秘书组的面失态。
他把所有的怒火重新聚集在一起，找到唯一一个可以承受这一切的对象。
他握紧话筒，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着柴山咆哮起来，声音大得连走廊外面大概都能听见。
他的嘴唇在轻微地发抖，手指把话筒攥得指节发白。
骂到后面那些句子已经不太连贯了，更像是把所有积压的情绪一股脑地往柴山身上倾倒。
从昨晚玲子打给他的那通电话开始，到今早柴山唯唯诺诺的口气，到自己这二十多年来每一次在花山院家那些人面前强撑体面时的屈辱——所有这些情绪混在一起，被压缩成一段逻辑碎裂的、铺天盖地的痛骂。
他骂他是个废物，骂他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骂他在警署干了十几年连一个刚被抓进来的外地人都看不住，骂他是不是忘了当初是谁把他从世田谷派出所的巡警岗调到了港区警署副署长的位子上。
柴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把话筒拿远了一点。
窗外的晨雾还没散干净，对面的写字楼玻璃幕墙上映着一层灰蒙蒙的天光。
他没有回嘴，脸上的表情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变化——不是平静，是阴沉。
他握话筒的那只手，指节已经捏得发白，手背上青筋一根根鼓起来，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多余的声音。
任谁被这么辱骂都不会好受。
他在警署干了快三十年，从世田谷派出所的小巡警一步步往上爬，靠的是自己咬着牙破了七个连环盗窃案、在一次警视厅内部通报中被列为年度优秀警员才换来第一次晋升机会。
那次表彰会上九条玲子正好坐在前排，她是那届警民合作基金会的联合主席。
他能当上港区警署的副署长确实有夫人的运作在里面，但在他还不是副署长之前，在他还是世田谷派出所一个只配骑自行车巡逻的巡警时，他已经是全世田谷区破案率最高的刑警了。
他是靠自己把那些案子破了，才能站到九条玲子面前让她看到他的履历。
而电话里这个人从出生第一天起就不知道什么叫自己争气——他的议员席位是花山院家拿钱砸出来的，他所有的政治资源都靠夫人的关系网替他张罗，连他每天站在国会大楼门口对着记者摆拍时笑得多自信，都是夫人替他事先排练过。
九条正宗发泄完了。
他把话筒用力摔在座机上，动作大得把旁边一只钢笔震得从笔架上滚下来，落在桌面上弹了两下。
然后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用手指把被自己抓乱的头发往后拢了拢。
他需要去找玲子，当面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昨晚她半夜给柴山打电话放人，今天她大概还在这栋宅邸里——应该是刚起床、在起居室喝茶或者摆弄她那些花草。
他推开书房的门，皮鞋踩在橡木走廊上发出很沉的脚步声，每一步都踩得很用力，像是要把地板踩穿。
他经过走廊拐角时看到了那个壁龛里供着的那把短刀——那是花山院家的传家之物。
他把目光从短刀上移开，继续往楼梯口走。
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他的步幅比平时更急更快，鞋跟敲在木质台阶上发出一连串密集的响声，在空旷的玄关里回荡了好几下。
穿过走廊快到起居室门口时他忽然放慢了脚步，不是故意放慢，是身体自己缓了下来。
因为他看到了玲子。
她安静地坐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
晨光从玻璃外面透进来，在她身上笼了一层很淡的金色。
她穿着一件浅米色的家居连衣裙，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盘起来，只是松松地拢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耳侧。
她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还在冒着热气的红茶，旁边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杂志，杂志封面是一个穿着职业套装的女人在国会演讲台前挥手的剪影。
晨光打在她侧脸上，她正低着头，手里拿着茶匙在杯子里轻轻搅着，茶匙碰到杯壁时发出极细微的瓷器碰撞声。
阳光把她的睫毛投在下眼睑上，那一排细细密密的阴影很淡很浅，随着她眨眼轻轻颤动。
不知道为什么，九条正宗忽然觉得心里那股刚才还在书房里被柴山点着之后烧得噼里啪啦的火气消减了不少。
不是被什么东西浇灭了，是烧着烧着发现燃料不够了。
他站在那里，手还搭在走廊的门框上，看着那个女人坐在晨光里，像一幅被老天故意放在这里让他停下来的画。
这一瞬间他恍惚觉得玲子好像变年轻了——不是化妆品的功劳，不是换了新发型，是某种更根本的东西，从皮肤底下往外透出来。
她的脸型没有变，五官位置没有变，但那些线条和光泽，和他第一次在京都老宅茶室里见到她时几乎一模一样。
那时她跪坐在他面前，把一杯新茶放在他膝前，低着头，睫毛和现在一样，在下眼睑上投着极细极淡的暗影。
他还没想好第一句该说什么——是质问，是嘲讽，还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玲子已经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她抬起头，把茶匙放在杯碟边缘，手指从茶杯把手上收回来，放在杂志封面上。
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到让他觉得那些刚才还在心里反复翻涌的质问——她为什么要背着他偷偷给柴山打电话？
她昨晚在电话里跟龙崎真聊了多久？
她和龙崎真之间到底有什么？
——自己都没什么力气问出口。
她开口时语调和她说话的内容形成了某种极为割裂的对比：那是一种在慈善晚宴上跟许久不见的校友寒暄时用的、轻描淡写又彬彬有礼的语调，但她说的那句话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喝早茶的时候用这种语调说出来。
“哦，你醒了。
我们谈谈离婚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