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东汉历史上最令人称道的黄金时代——
“明章之治”的后半段，聚焦于一位以宽仁治天下、却也为后世埋下隐患的守成之主——
汉章帝刘炟。
他并非开疆拓土的雄主，也非力挽狂澜的中兴英豪，但他用自己独特的“柔”与“宽”。
塑造了一个帝国最美好的模样，却也因其过度宽仁，为东汉的衰落悄然打开了第一道门缝。
汉章帝刘炟，是汉明帝刘庄的第五子，其生母为贾贵人。
但他自幼被明帝的皇后马氏（明德马皇后）收养，视若己出。
马皇后是一代贤后，史载其“既贤德，又俭朴”，熟读《春秋》、《楚辞》，对刘炟的成长影响极大。
他的父亲汉明帝，是一位以“严切”、“苛察”着称的皇帝，吏治森严，法令分明。
而刘炟却成长出了一副截然不同的心肠，他性格“忠厚仁慈，好儒术”。
这种差异，既可能源于养母马皇后的柔和教导，也可能是个人的天性使然。
公元60年，他被立为皇太子。
公元75年，汉明帝驾崩，十九岁的刘炟即位，是为汉章帝。
他的登基，标志着东汉王朝的统治风格，从明帝时代的“刚猛严切”，转向了章帝时代的“宽厚仁和”。
汉章帝即位后，深刻反思了父亲时代的统治风格。
他并未全盘否定明帝的政策，但在施政基调上做出了重大调整。
他深知，经过明帝十余年的强力整顿，国家纲纪已立，当前更需要的是休养生息，涵养民力。
他的核心治国理念是 “事从宽厚” ，具体表现在：
1. 平理冤狱，废除酷法：他多次下诏审理冤假错案，将四百余名刑徒减刑或遣返边疆。
最重要的是，他废除了明帝时期的“楚狱” 和 “巫蛊之祸” 的连坐案例。
这些案件牵连甚广，人人自危。
章帝下令“所有因楚王刘英、淮阳王刘延案件被流放者，一律赦免归还本郡”，此举极大地缓和了紧张的政治气氛，赢得了人心。
2. 减轻徭赋，关爱民生：他多次下诏减免田租和刍稿税，并允许百姓以布帛代替货币纳税，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每逢灾荒，必下令开仓赈济，并要求地方官“劝农桑，慎选举，节用度”，实实在在地发展生产。
3. 宽以待下，君臣和谐：他对待大臣十分尊重，乐于纳谏。
大臣们在他面前敢于直言，形成了较为宽松的朝议环境。
这与明帝时“尚书抱案见大臣”、“大臣战栗”的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系列的“宽厚”政策，迅速安抚了民心，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
史载“其时殷富，户口滋殖”，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如果说“宽厚”是章帝的治国之“术”，那么 “尊儒” 则是其立国之“本”。
他将父亲的“严切”转化为对思想文化的整合与统一，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召开白虎观会议。
汉代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学内部派系林立，师法家法森严，对于经义的解释各不相同，严重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
为了“使诸儒共正经义”，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下诏，将全国着名的儒家学者，如班固、贾逵、丁鸿、李育等召集到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的异同。
这次会议持续了数月之久，学者们围绕经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汉章帝本人亲临现场，称制临决，即亲自担任会议的最终仲裁者，对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做出裁断。
会议的成果，由史学家班固整理编纂为《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
这部着作，不仅统一了经义的解释，更将儒家经学与谶纬神学进一步结合，神化了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使之成为一部国宪性质的法典。
白虎观会议的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1. 思想统一：它标志着汉代儒家经学走向了统一和定型，为此后数百年的封建统治提供了稳固的理论基础。
2. 皇权强化：会议将皇权神圣化、绝对化，如“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极大地强化了皇帝的权威。
3. 文化盛事：它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国家学术会议，展现了东汉王朝的文化自信和繁荣。
在对外政策上，汉章帝基本继承了父亲时代的成果，但风格更为稳健，甚至略显保守。
1. 西域政策的反复：明帝末年，西域都护陈睦被焉耆、龟兹攻杀，汉将耿恭、关宠被困。
章帝即位初，曾一度欲放弃西域，罢撤都护。
但最终在班超的极力坚持下，改变了主意。
班超上书着名的“以夷狄攻夷狄”之策，表示无需朝廷大军，可凭一己之力经营西域。
章帝予以支持，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授予其代表中央的旗节。
班超不负众望，最终稳定了西域局势。
章帝在西域问题上，从犹豫到坚决支持，体现了他从谏如流的优点。
2. 对匈奴的怀柔：他延续了与南匈奴的友好关系，对北匈奴则采取防御为主的政策，避免了大规模劳师远征，使边境保持了总体和平，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财力。
然而，汉章帝“宽厚”的统治风格，也带来了致命的副作用。
他对待亲属和近侍过于仁慈，缺乏其父明帝那样的约束力，导致了两股势力的悄然坐大，为东汉中后期的乱局埋下了祸根。
1. 外戚势力的崛起：章帝过于优容外戚。
他先后立了三位皇后，背后是三个强大的外戚家族：窦皇后（窦融曾孙女）家族、阴皇后（阴丽华家族）家族、梁贵人（生和帝）家族。
他提拔后族成员担任要职，如任命大舅子窦宪为侍中、虎贲中郎将，使其掌典禁军。
这打破了光武帝、明帝两朝严防外戚干政的祖制，开启了东汉外戚专权的先河。
2. 宦官地位的提升：章帝因宽厚，对身边的宦官也较少防范。
他任命宦官郑众为中常侍，参与机密，委以重任。
这为后来宦官势力的膨胀埋下了种子。
章帝的“宽厚”，在对待臣民时是美德，但在约束权贵和近侍时，却成了“纵容”。
他种下的因，将在他的儿子汉和帝时代，结出苦涩的果实。
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病逝于章德前殿，年仅三十三岁，在位十三年。
他所开创的时代，与父亲明帝的时代合称为“明章之治”，被后世儒家誉为理想的治世典范。
这一时期，吏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边疆稳固，是东汉王朝的黄金时代。
然而，历史地看，汉章帝是一位“功过分明”的皇帝：
? 其功：他以宽仁成功转型，带来了社会的繁荣与和谐；他召开白虎观会议，奠定了帝国长期的思想基础；他支持班超，保住了西域的经营成果。
? 其过：他对外戚和宦官的纵容，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破坏了光武、明帝精心设计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东汉王朝不可避免地滑向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深渊。
他是一位伟大的“守成之君”，却也是一位为帝国衰落埋下伏笔的“肇祸之主”。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过度的宽仁，若失去原则和约束，便会异化为政治上的软弱，其危害，有时并不亚于严苛。
汉章帝刘炟，就这样永远地定格在了东汉盛世的顶点，也是其历史转折的起点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