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徐一脉，是徐达嫡长子徐辉祖，承袭魏国公爵位，世代镇守南京应天府，坚守南京勋贵根基；
北徐一脉，则是徐达幼子徐增寿，因在靖难之役中暗中投靠朱棣，忠心追随，再加上其姐徐妙云是朱棣的仁孝文皇后，沾了亲眷与功勋双重光，起初受封武阳侯，后又晋封定国公。
大明迁都北京后，定国公府也随之迁往顺天府，镇守京畿，历经两百年繁衍发展，权势、位次渐渐超越了留守南京的魏国公府，成了徐氏一脉最显赫的一支。
说来唏嘘，魏国公府与临淮侯李家，在明初本是血脉相连的姻亲世家。
李文忠娶了徐达之女，朱棣也娶了徐达之女，论辈分，李景隆正是魏国公徐辉祖、定国公徐增寿的亲外甥，即便历经两百多年传承，血缘关系早已淡漠，可亲疏情谊终究还在。
两家反目成仇、恩怨纠葛不断，还要追溯到徐胤爵的祖父，彼时的魏国公徐邦瑞执掌国公府，行事专断蛮横，为争夺粮饷、侵占权益，不顾姻亲情面，与临淮侯府彻底交恶，这份仇怨代代相传，到了徐胤爵这一辈，早已无法化解，也正因如此，临淮侯才会带头联合其他三位侯爷，站在弘光帝一边，合力扳倒徐胤爵。
嘉靖年间，沿海倭患愈演愈烈，烧杀劫掠无恶不作，东南沿海百姓苦不堪言。
彼时的魏国公一门，主动扛起剿倭重任，调动麾下兵力配合官军清剿倭寇，屡立战功，深得嘉靖帝信任。
感念魏国公的忠心与功绩，嘉靖帝直接下旨，将整个南直隶的守备重任，尽数托付于魏国公府，南直隶京营、孝陵卫这两大核心军事力量，悉数交由徐家执掌，魏国公府自此成为南直隶最有权势的勋贵世家，手握军政大权，无人能及。
这份无上权柄，传到徐邦瑞承爵之后，便开始慢慢变了味。
徐邦瑞眼见手中掌控着京营、孝陵卫两大卫所的人事、粮饷大权，渐渐生出贪念，不再专注于守备防务，反而一步步钻营空子，大肆侵吞营卫军饷。
卫所兵士的粮饷被层层克扣，员额空缺越积越多，吃空饷成了魏国公府的常态，可彼时的朝堂，根本无暇顾及南直隶的这些琐事。
那时万历皇帝尚且年幼，尚未亲政，内阁首辅张居正正全力推行改革，一条鞭法、考成法等新政铺开，亟需江南地区的勋爵世家支持配合，以稳固后方、保障钱粮供给。
面对徐邦瑞侵吞军饷的行径，张居正为了大局考量，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未加以追究问责，这也让徐家的贪腐行径，有了第一次纵容的开端。
等到万历帝亲政，第一件事便是清算张居正，废除新政、打压张居正旧部，朝堂上下一片动荡，万历帝将全部精力都放在朝堂权斗之中，根本无暇分心管理南直隶的军务。
而恰逢此时，徐邦瑞病逝，其子徐弘基年仅九岁便承袭魏国公爵位，尚且年幼无知，自然无法执掌卫所事务，南直隶军务一时陷入松散状态，这也给了徐家私吞利益更大的空间。
待到徐弘基长大成人，执掌魏国公府大权，万历帝又深陷国本之争，与满朝文武为了太子立储之事闹得不可开交，数十年不上朝，彻底无心打理朝政，更别提远在南京的南直隶守备事宜。
没了朝堂的监管与约束，徐弘基的胆子越来越大，行事愈发肆无忌惮，他一步步蚕食卫所利益，将临淮侯、灵璧侯等四家侯府原本享有的孝陵卫、京营粮饷、员额份额，尽数排除在外，把南直隶军务的绝大部分利益，全都攥进魏国公府自己手中，吃空饷、占员额、敛财富，手段狠辣，彻底得罪了南京所有侯爵世家，各家侯府对徐家恨之入骨，却苦于没有机会扳倒对方，只能隐忍不发。
天启一朝，阉党魏忠贤与东林党党争愈演愈烈，朝堂内外腥风血雨，双方势同水火，无人顾及南直隶勋贵纷争。
徐弘基深谙左右逢源之道，在阉党与东林党之间虚与委蛇，两边都不得罪，一门心思深耕南直隶军务，在孝陵卫安插亲信、培植私党，牢牢把控南京京营的全部员额，将权力攥得更紧，魏国公府的权势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四家侯府更是难以与之抗衡。
直到崇祯帝继位，铲除阉党、整顿朝纲，一心想要重振大明江山，被徐家欺压多年的四位侯爷，终于觉得迎来了翻盘的机会。
他们联名联袂，向崇祯帝上奏弹劾，细数徐弘基侵吞军饷、吃空饷、独霸南直隶军务、欺压勋贵的种种罪状，言辞恳切，希望崇祯帝能主持公道，严惩徐弘基。
可谁也没想到，徐弘基为人极为圆滑世故，深谙官场钻营之道。
他早早通过北京的定国公府，向崇祯帝的内帑私捐了十万两纹银。
彼时的大明，正被后金第一次叩关的烂摊子搅得焦头烂额，边关战事吃紧、国库空虚，崇祯帝正为钱粮愁苦不已，突然收到十万两白银的捐献，顿时对徐弘基青睐有加，满心都是感激。
在崇祯帝看来，勋贵世家早已失去实际军事权力，不过是吃些空饷而已，算不上什么大罪，更何况他一直被朝堂信息蒙蔽，误以为卫所军饷不过每人几钱银子，一年到头，徐弘基就算贪墨，顶多也就几百两，与十万两实打实的捐献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这点小错，完全可以原谅。
于是崇祯帝轻飘飘地下旨，对徐弘基略作申饬便草草了事，反倒认为四位侯爷是故意虚夸罪状、公报私仇，四家侯府的弹劾，终究还是落了空，徐弘基依旧稳坐魏国公之位，权势分毫未损。
而崇祯帝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知，全因朝堂上的东林党官员刻意欺瞒。
这些官员上报各地军饷时，故意压低数额，将朝廷征收的三饷数额大肆隐瞒：
明明全国三饷已经征收到两千万两白银，上奏时却只说征收了两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