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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果伦敦春意盎然。

柯芬园的露天市场里,二手书摊、旧货摊、铜器摊全摆出来了。

一个画师支起画架,专门给路人画“瓦列里式军装肖像”,一英镑一张,排队的人从喷泉这头绕到那头。

一个报童被母亲拉着排队,脸上写满不情愿,问他母亲:“咱们家连面包都要配给,为什么要花一英镑画这个?”

母亲说:“你个傻孩子,这是胜利纪念,比面包值钱,何况未来,这个画肯定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旁边的人都笑了。

未来还真是,有关于瓦列里的东西都会升值数十倍乃至于数百倍。

西区所有剧院都加开了下午场。

皇家歌剧院把《天鹅湖》和《睡美人》的选段重新编排,在幕布上打出献给盟军统帅的字样。

票早就卖空,连楼座最后一排都站满了人。

有几个没能进场的姑娘就坐在剧院门外的台阶上,把耳朵贴在门缝旁听,听到大提琴声就小声欢呼。

电影院趁势重映战时纪录片,把瓦列里在柏林红场阅兵和伦敦访问的新闻片剪在一起,片尾加了一行字:“他来了,和平也来了。”

放映厅里有人看到瓦列里朝镜头敬礼的画面,忍不住站起来鼓掌。

掌声从第一排传到最后一排,像打在银幕上的一阵雷雨。

酒馆和餐厅的生意比圣诞节还好。苏豪区的小馆子把菜单改了名字:“伏尔加炖牛肉”,“斯大林格勒红菜汤”,“东线土豆泥”成了最受欢迎的菜。老板们别出心裁地推出“元帅鸡尾酒”,三份伏特加加一份威士忌,再滴两滴蜂蜜,颜色像融化的夕阳。

一个美国战地记者喝了两杯,在留言簿上写:“这玩意儿比德国人的坦克还猛。”老板看了,笑着把那一页撕下来贴在酒架上。

海德公园和白金汉宫前的草地成了一片巨大的露天营地。

人们从利物浦,曼彻斯特,爱丁堡,贝尔法斯特赶来,带着毯子,热水瓶和自家做的三明治,就为了在白金汉宫外等一会儿,看瓦列里的车队会不会经过。

有时候瓦列里本人也会在这附近溜达,还能蹭一张合照。

小贩推着冰激凌车在人群里叫卖,卖气球的老人牵着五颜六色的气球在孩子们中间走。

有人用粉笔在石板路上画了巨大的红星,孩子们围着红星跳房子。

一个苏格兰风笛手站在人群边缘吹了一下午,另一个英格兰老人坐在长椅上用小提琴拉《友谊地久天长》。

路过的人往他的琴盒里丢硬币,他没说谢谢,只是把旋律拉得更慢,更长。

丘吉尔在唐宁街十号的办公室里,把最新的经济简报和治安报告叠在一起看。财政大臣在电话里兴奋得声音都有点发颤:“首相,过去两天伦敦零售额比上月同期暴增数倍,旅馆业,餐饮业,交通业的营业税都涨了,连黑市都开始往合法市场回流。”

“我们等于办了一场不花财政一分钱的胜利博览会。这比发胜利公债还管用,甚至有人估算,这几天的税收能顶上平时一个月。”

丘吉尔把话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手里签着几份文件,嘴角的笑掩不住。

“很好,让报社继续写,把瓦列里效应再放大一点,让财政部和旅游协会联手,把伦敦这几年冷清得太久的招牌都擦亮。我们要让全世界看见,伦敦没有被炸垮,它正在重新变成欧洲最热闹的首都。”

他放下电话,走到窗前。

圣詹姆斯公园方向飘来零星的乐声,几串彩色气球从树影间升起来。他看了片刻,又把雪茄按熄,自言自语似地说了一句:“和平,原来真的会让人花钱。”

泰晤士河畔的晚霞正烧起来,把国会大厦的尖顶和白厅的旗杆染得通红,像这座城市在为一整个春天加冕。

而瓦列里不负所愿,并没有只待在白金汉宫或唐宁街那些镶着金边的会客厅里。

中午,他叫上谢尔盖,换了一件深灰色便装大衣,把元帅军帽留在衣帽钩上,只戴了顶普通的呢帽,乘一辆不显眼的黑色轿车,只身不响地驶向泰晤士河南岸。

车队只跟了两辆护卫车,没有军乐团,没有夹道仪仗,连记者都没有通知。

他想看看真实的伦敦,也想让伦敦看看真实的他,可他刚一下车,就被一个卖橘子水的老妇人认了出来。

“我的上帝啊,您是瓦列里元帅!”老妇人站在她的木头推车后面,手里正往瓶子里灌橘子水,手一抖,瓶盖掉在地上,骨碌碌滚到瓦列里脚边。

她没去捡,只是睁大了眼睛,像看见了从战争新闻片里走出来的幽灵。

“早上好,夫人。”瓦列里用带着俄语腔的英语问好,弯腰替她捡起瓶盖,用袖口擦了擦,放回她的推车上。

老妇人捂着胸口,连声说她要叫全街的人都出来。她喊了一嗓子,那声音在春天的空气里传得极远。

几个正在卸货的搬运工先跑过来,然后是街角面包店的伙计,接着是骑自行车的邮差、推婴儿车的年轻母亲,刚从夜班车下来的电车司机。

他们围成一个不算紧密却不断扩大的圆圈,有人拿着帽子,有人空着手,都站在原地不敢贸然上前。

瓦列里朝他们笑了笑,主动朝几个孩子招了招手。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短裤和毛衣的男孩壮着胆子跑过来,仰头问能不能跟他合影。

瓦列里弯腰抱起他,对旁边一个举着简易柯达相机的男人说:“先生,请您给我们拍一张。”

那男人手忙脚乱地按快门,闪光灯亮了两下。

男孩下来后兴奋得连蹦带跳,举着拳头在人群里穿来穿去。

消息像水波一样在南岸的街巷里荡开。

半小时后,瓦列里已经被围得走不动了。他几乎有求必应,和一个老码头工人合影,那人把战时在商船队戴过的旧水手帽从怀里掏出来,端端正正戴在头上,和三个身穿皇家空军制服的年轻姑娘合影,其中一个姑娘的长发从帽檐下泻出来,被风吹得飘起来,和一群在桥洞下烤土豆的失业工人围坐合影,其中一人把最大的那个土豆掰下一半塞给他。

瓦列里也没客气,吹了吹皮,咬了一口。旁边的人全笑了。

一个拉手风琴的乐师挤进来,奏起《喀秋莎》,瓦列里就靠在桥栏上跟着哼,身边站了几个穿连身工装的船厂女工。

有人举着酒瓶,有人挥着围巾,有人只是踮着脚张望。相机闪光灯在河风里此起彼伏,像一片落在河岸上的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