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华把会见笔录逐页看完。
每一份都记录得很详细，被告人的原话都打了引号。他看完以后抬起头看着律师：“你记录得这么细，为什么辩护意见只写一页半。”
律师摘下金丝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
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说：“因为写了也没用。我当时在法院当值班律师，一年接几十个未成年人案子。每份辩护意见我都写过详细的版本——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分析、矫正建议。但法官根本不看。有一次我在法庭上念了整整二十分钟的辩护意见，审判长从头到尾没抬过头。休庭以后书记员过来跟我说，张律师你不用写那么多，写多了反而不好判。我问为什么。他说——判轻了上面要追责，判重了没人管。所以你写个态度好就行了。”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
陆亦可在旁边听完，把笔放下了。
她做笔录的速度很快，但这段话她没有逐字记录，只是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星号。
星号旁边写了一行字：“此人不是敷衍，是被磨平了。”
王文华把三份会见笔录和辩护意见复印件一并收进档案袋里。
“张律师，你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写详细的辩护意见。”
张律师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窗外传来凉皮店老板娘喊客人的声音，还有中学生放学的自行车铃声。
“后来我儿子考上了法学院。他问我，爸，你办的未成年人案子，有没有哪一个让你觉得特别骄傲的。我想了半天，说有一个——有个小孩在少管所里给我写了封信，说张律师谢谢你，虽然你写的那个东西没什么用，但你是唯一一个来看过我的人。我儿子听了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他说——爸，那你为什么不写一些有用的东西。”他说到这里声音忽然哑了一下，“我说我写累了。他说那你歇着，等我毕业了，我替你写。”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陆亦可把星号旁边那行字划掉了，重新写了一行：“此人不是被磨平了。是把棱角藏起来了。他儿子替他磨回来了。”
王文华站起来。“张律师，督查组最近在做未成年人案件评查。我们需要一批懂未成年人刑辩的律师参与评查工作。不是值班律师那种走过场，是真的一条一条看案卷、写意见、提建议。你愿不愿意来。”
张律师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金丝眼镜摘下来又戴上，然后站起来走到文件柜前面。
文件柜最下面那层放着一个纸箱子，纸箱子上落了一层灰。
他把纸箱子搬出来打开，里面全是案卷——每一份都用牛皮纸封面装订得整整齐齐，侧脊上写着被告人的名字和案号。
他拿出一份放在桌上，又拿出一份，一共拿出了十几份。
“这些是我这些年攒的。每一份我都写了两版辩护意见。一版是交法院的，一页半。另一版是我自己留的，详细写了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犯罪原因、矫正建议。没有人看过。”他把纸箱子推到王文华面前，“你拿去吧。要是真有用，我就去。”
张律师把纸箱子推到王文华面前。
纸箱子沉甸甸的，最上面那份案卷的牛皮纸封面已经磨得发毛，侧脊上标的年份是很多年前。
“这些是我这些年攒的。”他说，“每一份我都写了两版。一版交法院，一版自己留着。交法院的那版，每份不超过两页。自己留的那版，最短的写了十二页。”
王文华拿起最上面那份翻开。
里面夹着一张手写的会见笔录，字迹很密，边角有些潦草。
被告人的基本情况那一栏里，除了姓名年龄籍贯之外，还多了一项官方表格上没有的内容——“爱吃的东西：奶奶做的疙瘩汤。最怕的人：酒醉后的父亲。最想做的事：学会修电动车，以后开个修车铺。”他翻到第二页，是一份详细的家庭调查报告，从居委会的证明到邻居的证词，从学校的成绩单到派出所的出警记录，每一份材料都附了来源和日期。第三页是犯罪原因分析，引用了三种少年司法理论，最后一段的结论是——“被告人的违法行为并非基于主观恶性，而是长期家庭暴力与校园欺凌双重挤压下的应激反应。其行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法律不应当对其关上回归社会的大门。”
王文华把这页递给陆亦可。
陆亦可从头到尾看完，翻到最后一页的日期——日期标得很早，比这份案卷的一审判决早了整整两个星期。
也就是说，这份详细版的辩护意见不是事后补的，而是在开庭之前就写好了。
只是没有递上去。
“张律师，这份意见你为什么没交。”陆亦可问。
张律师靠回椅背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
“开庭前一天，我拿着这份意见去找审判长。审判长翻了两页，放在桌上，说了一句我到现在还记得的话——‘张律师，你写的这些东西，法官不敢看。法官看了，判轻了，受害人家属要闹；判重了，你又说我枉法。你让我怎么办。’我说这个孩子的情况很特殊。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话——‘没有特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意思就是——在法律面前，所有人的特殊都不重要’。”
办公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凉皮店老板娘正在收摊，塑料椅子叠起来的声音隔着墙传过来，哗啦啦地响。
“后来呢。”王文华问。
“后来我把详细版收进抽屉里，重新写了一版——一页半。那个孩子判了两年。出狱以后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张律师我学会修电动车了，在城南开了一家修车铺，你要是车坏了来找我，免费。我说好。挂了电话我坐在这个椅子上，把我写的那份详细版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然后我在最后一页加了一句话——‘此人已回归社会，职业：修车师傅。辩护人按：当初的矫正建议，他靠自己实现了’。”
陆亦可把这句话记在笔记本上。
她的字迹很用力，最后一笔拖得很长，把纸背都印出了凹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