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过程中，唯一比较麻烦的是，一直留在松花江西岸的隶属征东前军的大批骑兵。
他们当中那些水性好的，或者不怕水的那些，之前先后跟着葛朝忠和祖克勇过江了。
现在剩下的，几乎都是怕水的旱鸭子，别说直接泅渡过江了，就连抱着战马过江，他们都充满了恐惧。
如此一来，只得让他们跟征东前军的大批战马分开过江，他们跟其他旱鸭子们一起分批排队搭乘小船。
而数以千计的战马，也只能挑选一些精通水性的人手，在前面牵着几匹下水，再以大批人手在后驱赶，将它硬生生赶入江中，逼着它们跟着头马游向对岸。
好在马匹很少有溺水的，几乎每匹马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
当然了，除了征东前军的大批骑兵和战马之外，征东右军的庞大火炮团营如何渡江，也是一个大难题。
只不过这一次，征东右军规模庞大的火炮团营，被杨振下令分做了两路，各自北上。
一路由杨珅亲自带队，主要是相对轻型的冲天炮营和飞雷炮营，要继续走陆路。
也就是说，他们才是这一次真正需要过江的炮兵队伍。
另一路，则由刘仲锦、全节等人带队，主要是几个重炮营，准备将来走水路。
他们需要继续留在这里，等候船厂打造出更大一点的船只，然后与其他辎重一起，沿着松花江的干流主航道顺江而下。
杨振也发现了，自己带着重炮营，固然是所向无敌，但是目前，在缺乏良好道路桥梁，同时又山高林密加上江河密布的大东北地区行军，带着大批重炮，完全是个拖累，想快起来是不可能的。
最好的办法，只能是暂时把它们留在正在构筑当中的吉林城内，一方面可以留着对付不知道会不会抄了自己后路的科尔沁人，另一方面等着船厂造出新的大一点的船只来，载着重炮顺江往下。
在杨振看来，造船，走水路，属于磨刀不误砍柴工，是最适合当前大东北地区道路交通条件的重炮和辎重输送之法。
而且，走松花江水运的船只，也不需要太大，就是最普通的平底沙船就足够了，所以造船的难度也并不高。
眼下，以征东将军吉林行营和“玄菟”北路协守总兵府的人力，足够用了。
崇祯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傍晚，杨珅亲自带队的征东右军炮兵团营北上队伍，终于结束了一波三折有惊无险的渡江行动，然后以人抬、马驮、骆驼背负等方式，带着两个轻型炮营的全副装备、弹药物资，抵达了乌拉城外。
而此时，杨振也已经会合了祖克勇、张天宝、南褚、线国安等人，处理完了乌拉城的一应善后事宜。
乌拉城本身，包括城内的各种物资，已经统计清点清楚，并登记造册了，暂时将移交给镇东将军吉林行营接管。
乌拉城内外被俘的全部青壮男丁，约有两千四百余人，将作为征东军北上随行的辎重营杂役随军使用，其中有许多人可以充当向导使用。
至于其他老少病弱妇孺，约有五千来人，则一律被送进新设的镇东将军吉林行营总管府牢城营，进行劳动改造。
而一直跟随杨振北上至此地的征东右军火枪团营新附营副将线国安，这一次，被任命为了镇东将军吉林行营总管府牢城营的副将。
说是副将，但其实，他的上面并无牢城营主将或者总兵，而是直属于吉林行营总管府都总管，也即襄平伯沈志祥，并非隶属于玄菟北路协守总兵府。
也就是说，其实际地位，比起新任玄菟北路协守总兵府总兵孟乔芳，并无多大差异。
在乌拉城这边新设一个牢城营，是昨天晚上与沈志祥等人商议后定下的诸多具体安排之一。
主要是因为，在乌拉城的缴获，除了金银之外，还有许多原属打牲乌拉章京府的各种物资。
有了这些物资，再加上先前在吉林木城之战中缴获的东西，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暂时也没有运往后方的必要。
因为其中许多东西，比如布匹、毛皮等物资，可以就地加工后直接使用。
如果将它们运往后方，不仅浪费兵力、人力，而且将来在后方完成加工之后，还需要再重新运回南北方，运往前线，一来一回，费两遍事。
考虑到祖克勇他们在拿下乌拉城前后，在乌拉城内外同时俘虏了大批人口，其中数以千计的老弱妇孺不可能白白养着，让他们到牢城营做工，正好派上用场。
至于最后选择使用线国安，及其所部新附营的人马，当然也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是因为线国安在参与处死了孔有德父子之后，带着部下在征东右军下面效力，也算是兢兢业业。
自从归附以来，不管是命他率部冲锋陷阵，还是直接抽调其新附营中表现好的火枪手弥补张国淦火枪团营里的兵员损失，他都没有二话。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线国安麾下隶属火枪团营的新附营，自从北上以来连番作战，伤亡和减员比较严重，已经由原来的两千多人，锐减到了千余人。
当然了，其中的人员伤亡，与被抽调到补充火枪团营的兵员数量，大体上持平，各有五六百人。
这个伤亡与减员的程度，已经相当大了。
这一次，杨振拍板让他统率麾下剩余的千余人组建牢城营，承担起监管和充分使用乌拉城大批被俘人口的任务，除了乌拉城这边需要人留守之外，也是变相让他带着残部好好休整一下。
除此之外，杨振上午抵达乌拉城的时候，大约巳时左右，彼时，他昨天傍晚交给南褚的任务，也已经被近乎完美的完成了。
南褚一大早赶在杨振过江之前，就先行带着那个博穆博果尔坐着小舟渡江了。
他一赶到乌拉城，顾不上探望其挂念已久的姐姐，即再次寡居的前察哈尔蒙古苏泰太后，就直接赶去见了暂时被监视居住的察哈尔“小王爷”阿布鼐和实际上的管事人察哈尔“总管”塞尔真。
南褚见到了阿布鼐和塞尔真后，直接叫人将博穆博果尔交给了两人，并告诉他们其他清虏宗室子弟除了巴布海、福临被转送大明京师处置之外，其他人皆已被判处了斩立决。
南褚还将杨振的一些话原封不动告诉了他们，说是由于博穆博果尔身份特殊，是阿布鼐生母囊囊太后与黄台吉的儿子，算是阿布鼐的同母弟，也算是塞尔真的小外甥，为避免引起误解，交由他们亲自处置。
此外，南褚没有再明说别的，但话里话外，充分表达了杨振对阿布鼐和塞尔真地位的尊重。
包括对阿布鼐的“察哈尔小王爷”的称谓，对塞尔真的“察哈尔总管”的称谓，都是杨振定下来的。
杨振借助这两个称谓，表明了自己对待他们的基本态度。
这两个称谓，虽然并不是那么正式，但是却带着明显的示好的态度。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阿布鼐原来在清虏那边继承的什么察哈尔和硕亲王爵位，杨振是绝对不可能予以承认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杨振在对沈志祥、孟乔芳以及南褚等人提及阿布鼐的时候，却并没有直呼其名，而是别出心裁称呼他为察哈尔小王爷。
至于这个“察哈尔小王爷”的称谓具体出自何处，杨振并没有解释，而其他人也知情知趣，并没有询问。
但是其中的意图，却很明白。
也就是说，如果阿布鼐诚心归附，愿意将现而今已经衰落到极点的察哈尔蒙古纳入到杨振麾下的体系当中，那么杨振也愿意尊重他的察哈尔继承人的地位。
未来不管是请示朝廷，或者通过其他途径，阿布鼐的王爷地位，塞尔真的察哈尔总管地位，会得到有效的保证。
而如果他们不合作，不肯诚心归附，或者搞其他事情，那么以现在他们的处境，杀他们如杀猪狗而已。
当然，这些话，南褚没有明说。
可是原来高高在上的七十多个清虏宗室子弟，其中还有清虏的旗主、亲王、郡王、贝勒、国公，一大堆，都将被毫不留情地处死。
但是与此同时，杨振却还愿意称呼阿布鼐一个“小王爷”，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南褚把情况简单说了以后，就把一路上“哇哇哇哇”哭个不停的博穆博果尔，留在了阿布鼐下榻的屋内。
而他自己，则带着几个随从去了门外等候。
接下来，大约只过了一盏茶的工夫，室内的哭声，戛然而止。
没错，就在当天上午辰时刚过，杨振还在乘坐独木舟横渡松花江的时候，被南褚带到阿布鼐面前的博穆博果尔，被人用一张折叠成数层的毡毯捂死在阿布鼐下榻处的炕上。
具体是谁下的手，南褚在向杨振汇报这个结果的时候，也不敢确定。
但是当时阿布鼐下榻的室内，除了阿布鼐本人，就只有阿布鼐的亲舅舅塞尔真。
在南褚的汇报里，明确提及了一点，即当他后来被塞大总管再次请到屋内，查看他们的处置结果的时候，阿布鼐站在炕沿儿边上，只是静静看着被放置在炕头上的一动不动无声无息的同母异父弟弟，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当南褚亲自查看和确认了他们的处置结果，最后与阿布鼐、塞尔真告别的时候，阿布鼐仍旧无动于衷，但是塞尔真的脸上，则是一副如释重负的表情，甚至还难得地向南褚挤出了一些像是讨好又像是尴尬的笑容。
作为阿布鼐的舅舅，塞尔真与南褚的关系，一直并不怎么和睦。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南褚这个前察哈尔总管由于抱上了杨振的大腿，如今站在了胜利者的一方。
塞尔真作为阿布鼐的舅舅，不管是为了保全自己妹妹囊囊太后，还是为了保全阿布鼐的地位，如今都不得不利用南褚与察哈尔的关系，想办法交好南褚。
由此推断，真正动手的人，多半是塞尔真。
不过，到底是不是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塞尔真和阿布鼐交上了这个投名状。
因为即使真的是塞尔真下的手，阿布鼐也脱不了干系，没有他的首肯，塞尔真又岂会动手？
有了这一条，杨振也就不再担心阿布鼐、塞尔真，同时也包括察哈尔蒙古残部，今后会跟什么清虏余孽勾连到一起去了。
崇祯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上午卯时左右，处理完乌拉城的善后事宜，又在乌拉城内下榻休息了一个晚上的杨振，亲自统领祖克勇、张国淦、张天宝等部人马为中军，离开乌拉城往北进发了。
与此相应的是，作为此次北上进军的先锋，刘良臣所部人马在当天早上寅时左右，就带着许多熟悉更北方地形地貌的向导们，提前启程了。